文藝作品在中國傳統眼光中有教化的使命和功能，而現代很多作家拋棄了傳統的觀念，創作出來的多是靡靡之音。

小說在中國古代一直沒有很高的地位，五四以來被捧得很高。作為通俗文學的形式之一，小說雖不應受到排斥，但也應有主流文化的使命感。 古人特重視文學的教化意義，吸引眼球不是作品的宗旨。錢大昕之所以不喜小說，正是因為「姦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殺人為好漢，以漁色為風流。」小說特重描寫細節，對大眾的口味，本無可厚非，然有些情節實在不適合描寫細節。為增加點擊量而寫刺激慾望的細節，讀者看後，不自覺地受影響，不好的行為也跟著學。

現在紙質書越來越過時，連小說也要讓位了，人們都愛看短影片。華人圈裡流行短劇，那些劇本真是驚人，千篇一律，算計的、復仇的、低俗的、沒文化的，真是令人唏噓。這個時代有這樣的文藝作品，正反映出此時中共國的社會現實——各種不公、欺騙、信仰缺失、審美崩壞。文藝作品創作什麼都可以，但最忌諱低俗，如黃庭堅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

文學當出於性情，自由而本於道德，「思無邪」者，「溫柔敦厚」者，諷諫政府者，或值變風變雅之世而「止乎禮義」者，憂天下者，才是中國人應當推崇的。

許多傳統的經典作品之所以經典，正是因為憂患意識，王國維《人間詞話》所謂「憂生」與「憂世」是也。陶潛詩云：「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 如今是何世啊！羲農、六籍多遙遠啊！太需要憂世之作了。文學史上，詞至元、明一度衰落，至清初而中興，憂患意識就是重要原因之一。晚明諸才士筆墨多著在男女愛情上，然明亡以後，那種文人本該具備的憂覺醒了，試看雲間陳子龍、李雯後期的詞，深度明顯不同。

中國文藝現在這條路，再往下走，出路在何方？「不善為斫，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必待更多人振聾發聵，體制巨變，方有文藝復興，方能衝破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