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4-08-23 17:20
近日有澳洲朋友問我中國傳統文化教育方面的建議，此前我也與其他朋友聊過該話題。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涵蓋儒、道、釋、兵、墨、法等各家思想；經、史、詩、賦、詞、小說、音樂、書法、繪畫；以及禮儀、服飾、飲食等，有精神，有文藝，有器物。學多少，學哪些，取決於孩子或大人興趣在哪方面，或願意下多大功夫。限於能力與篇幅，不能全涉及，在此整理部分建議，供諸君參考。
現在很多古代經典書籍都能買到，西方國家有些學校也教。如果有興趣，不應只求學到一點表面，因為有許多深層的問題值得學生和老師思考。再者是看待歷史人物、事件、書籍、文章的角度和觀點，這比讀書本身重要太多。現代許多人讀古書的視角和思維都出了問題，譬如將馬克思主義定於一尊，硬套中國文化，或以進化論看歷史，還過度以自然科學視角分析，鑽到事件、數字的牛角尖里，卻輕視或不理解古人思想，或以理論框架框死。中國大陸受中共和馬克思主義洗腦嚴重，香港、台灣、國外好一些，但也有尚待改進之處。
學中國傳統文化，受近現代與西方理論影響過大不一定是好事，這畢竟不像經濟學、自然科學。打個比方，彈古箏、拉二胡總不能以鋼琴、小提琴為指導。以史學為例，清朝道光、咸豐以前都很好，道咸以後走下坡路；西方史學近三百年才像樣，而中國古代史學著作三千年間璀璨奪目，延綿不絕。外國專門研究中國史的學者著作未必優質，譬如日本史學家稻葉岩吉於1914年寫成《清朝全史》，民國史學家蕭一山少年時讀過此書，批評其疏漏錯誤頗多。
清末民初雖大量引進洋學，大師林立，其觀點卻未必正確。譬如今人採用自梁啟超以來之見解，以為中國傳統政治一概為君主專制，但若你仔細研究，不難發現此說法不準確。另外，馬克思主義信徒以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定義中國古代，更是荒唐。中國古人絕大多數都是自由公民，沒有奴隸社會。封建一詞古已有之，在中國古代指天子分封諸侯，《左傳》稱「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意義不同於馬克思主義之說。自秦朝起，中國不再適宜被稱為封建。錢穆是對此問題認識較清晰的史學家之一，此外，梁漱溟也反對以馬克思主義史觀看中國歷史，這兩位均是民國學術界的大人物。民國初年以來，中國一些激進分子缺少對傳統的敬意，要打倒孔家店，反理學，將外來文化皆捧上神壇，其破壞程度雖不及後來中共邪黨發起的文革，卻也扮演先鋒角色。那時與激進潮流對抗的有錢穆、梅光迪、吳宓等人，堅持捍衛中國傳統文化。建議各位謹慎對待民初以來的著作和人物，有些雖不是共產黨，但其過度批判傳統的觀點亦不足取，不宜默認1949年前的著作都能放心閱讀。比如魯迅徒有虛名，不僅品德不好，文章也不如被吹捧的那樣厲害，且對傳統猛烈批判，過猶不及。中共很喜歡他，他曾罵誰，誰在大陸就被批鬥。
我推薦錢穆於1939年撰成的《國史大綱》，這可謂是每位華人應讀的史學巨著，其觀點中正，內容嚴謹，深入淺出，黃仁宇評價他為「將中國寫歷史的傳統承前接後帶到現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師」。錢穆後因反共南下香港，對中共邪惡本質與中國傳統文化之珍貴認識頗深，他另著有《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史學名著》等，都值得一看。另外，我建議大家了解一下以梅光迪、吳宓為代表的學衡派，這兩位學者均留學於哈佛大學，民國初期擔任教授，與新文化運動唱反調。學衡派相對保守，捍衛文言文與儒家精神，可惜在中共篡國後遭到打壓。但學衡派的價值和影響非凡，他們是活躍於香港、台灣的新儒家的源頭。
以上我簡單講述了近一百多年來學術文化圈良莠不齊的狀況以及對傳統與歷史的歪曲。各位切莫以為專家知名度高就一定可信，現代迄今才短短一百年，以後評價怎樣尚不可知，很多經過千百年時間考驗的大師都在古代。下面我主要講書籍方面，談一談學傳統文化讀原典原文的重要性和博學通學的重要性，以及怎樣學。
重原著 博且通
中國古書自《隋書·經籍志》開始正式分類為經、史、子、集四大部。以下參考清代《四庫全書》逐一簡介。
經主要指儒家推崇的經典，含《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樂經》、《孝經》、《論語》、《孟子》以及小學等。
史指不同體裁的歷史著作，包括正史、政書、編年、傳記、紀事本末、史鈔、史評、載記、別史、雜史、目錄、職官、詔令奏議、地理。
子指諸子百家，如道家、墨家、法家、兵家、醫家、農家、釋家、小說家等，還包含天文演演算法、術數、藝術、譜錄、類書。
至於集，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文集，包括楚辭、詩文評、詞曲、別集、總集。比如《文選》、《詩品》、《文心雕龍》、《東坡詞》等均歸類於集。
古人治學一向重視通，現在人說文史哲不分家，也是這道理。讀中國古代史時需學經，先有思想上的共情，否則難以理解古人的行為，因為兩千年來經書都可作為做事前的參考。現代人忽視經學，再去讀古代史，一定會有損失。就連古人，若經學功夫不夠，也會導致自己的著作有缺。
唐代劉知幾寫過一本《史通》，史學價值高，卻不夠理想，熟稔經學的人讀後會發現作者不擅長經學。果然，劉知幾小時候不喜歡讀《尚書》，而特別喜歡《左傳》。據《新唐書》記載，「年十二，父藏器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嘆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逾年，遂通覽群史。」劉知幾擅長史學，可惜因學問有偏，終究在寫作時暴露了短板。
經學對文學而言同樣重要，南朝劉勰《文心雕龍》講文學評論，稱各種文體都起源於經書：「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盟檄，則《春秋》為根」。劉勰學識卓越，能看到本源與大處。學問做得越廣越好，盡量閱讀四書五經、文學、史學的原典原文，比泛泛地聽別人轉述好許多，若只聽老師講個大概，則不能算得上真正學會。或許會覺得文言文有點難，但不必擔心，許多都有注釋，一步一步來。
讀原文可以品味出許多背後的思想和精神，尤其是史書中微言大義的文字。譬如讀《春秋》，孔子為何寫「鄭伯克段於鄢」？這段歷史事件講鄭莊公與弟弟共叔段之間的戰爭，用白話說，即鄭伯在鄢這個地方打敗了共叔段。試想，為什麼不稱「庄公」，而稱「鄭伯」？為什麼要用「克」字？為何不寫作「克其弟於鄢」？
《左傳》講解得很清楚：「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共叔段為爭奪權力而造反，不像弟弟該有的樣子，所以不稱他為弟。鄭莊公與共叔段如兩個國君交戰，「克」是用於敵人的，鄭莊公視弟弟為敵，所以說「克段」。鄭莊公身為君主兼哥哥，當看到共叔段有反叛跡象時未及時阻止並引導他歸正，這屬於沒盡到兄的責任，所以稱「鄭伯」，諷刺鄭莊公失教。不寫「出奔」，是因為鄭莊公有殺弟弟的意圖，這也是作者對庄公的譴責。「鄭伯克段於鄢」短短六字隱含褒貶，而作者態度卻不是直白表達的，所述的確是事實，而非議論和說教。
孔子作《春秋》時周道衰頹，他有歸正道德的目的在其中。司馬遷《太史公自序》稱：「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錶，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上至天子，下至大夫，無論地位多高，都可以批評，而立場則藏於事與文中。《孟子》說：「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史書最重要的部分是義，文字和文體是史書傳遞義的橋樑，各家記載的事件基本上一致，讀書的功夫不應只下在字面和事件上。我們衡量作者，重點是透過其義看其史識，未必認同，但應分清主次。在史識之前，先要有史德。清代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講道：「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有立場是很正常的，現在許多媒體也都有，好的媒體能儘力保持客觀中立。面對某些人和事，如希特勒、納粹集中營、中共迫害異見人士，若仍保持所謂「中立」，則是良知問題。什麼是真正的中立？與其說摒除主觀成分，不如說摒除私心。任何一個作者都不可能做到100%沒有主觀，只能最大程度抑制主觀的干預。若要給受迫害者發聲的機會，則屬於站在公道的一邊，無可厚非。
公道，用古人的話說，屬於天。天、人本就合一，人心符合天的時候，天與人便是完美的一個整體。當產生違背公道的私心時，人的部分就妨礙了天。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歷代治史與著史者追求的最高目標便是如此，其中「究天人之際」最耐人尋味。天與人的關係到什麼程度最合適？又如何將天人之際客觀展現給讀者？在天道面前，人有其所能為，有其不能為，亦有其無能為力之處。章學誠《文史通義》談史德，也講天人之際，認為「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在寫史書過程中，私盡量不妨礙天，這也是要求客觀。客觀不是一種空洞的標準，而是需要很謹慎、平和、公正且專業的文字表達，《文史通義》稱：「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好文重在氣和情，「氣貴於平」，「情貴於正」，「夫氣勝而情偏，猶曰動於天而參於人也」，氣不能過激，思想和情緒不能不正。我們現在評價媒體文章，也可參考此見解，看其是否私的部分過多。
司馬遷《史記》就是「究天人之際」的典範，他提出這一說，實際上自己也是致力這樣做，盡量不以人礙天，保護歷史的本來面目和純度，既求真，更求道，班固《漢書》評價《史記》「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史學家若能同時具備很好的史德、史才、史學、史識，相當不易，司馬遷就是這樣千年難遇的人，我們讀《史記》，不該只鑽進字眼裡、事件里，更要看作者的史識。
在深入《史記》前，可以先了解此書好在哪裡，他創立紀傳體的意義，透過《報任少卿書》和《太史公自序》走近他的內心和生平；之後再細讀他怎樣寫項羽、韓信、貨殖列傳，思考他為何在世家中將吳太伯放在第一位，在列傳中將伯夷排在第一。他把項羽破例列入本紀，排在秦始皇、漢高祖之間，便是其史識卓越之處。滅秦之功，首推項羽，這是肯定了項羽影響歷史演變的重要地位；但項羽也像秦朝的微縮版，驟興驟亡，所以重點突出他的盛衰經過，和秦朝興亡、西漢開國形成對比，以其為轉折點記敘從秦到漢的脈絡。吳太伯和伯夷的作為都是無為之為，雖無驚天動地之大事，然其精神影響後世千年——以讓權為賢，以高節為美。吳太伯是兄，本有望繼承王位，卻淡泊權力，走到荊蠻之地，「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既是智慧也是美德。在吳太伯下方，司馬遷還記敘了讓位季札之事，這也是不爭之美德。他的敘述很客觀平和，同時隱約讓讀者感受到強調這些事的意義。紀傳體的優點也在於此，可以保留大事件容易漏掉而對後人思想影響頗大的所謂小事，兼顧到無形之精神。倘若我們只看一個縮減的白話翻譯版，只知道《史記》寫了哪些重大事件，就容易漏掉許多關鍵的地方。
以上我簡單舉例講了學古書時讀原文的重要性；重點關注什麼；經學、文學、史學是難以割裂的一個整體。按照《文心雕龍》觀點，文學源於經學。在漢朝，史學尚未獨立於經學之外，《漢書·藝文志》的六藝略將史書歸於春秋一類，唐代《隋書·經籍志》正式以經、史、子、集分類，可見學術的變化。我們做學問，應當知其大，探其源，從基礎學起，從源頭學起。
從源頭學，包含按時間順序自遠到近學。如讀歷史，從盤古開天、女媧造人的神話開始了解，以及三皇五帝的故事，明代張居正為萬曆皇帝講的歷史課本《通鑒直解》便是從三皇五帝開始的。《尚書》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史書，體裁為記言。其次是編年體，以時間為順序編撰，以《春秋》為代表，通常需結合《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讀。再往下到第一部紀傳體史書《史記》，之後《漢書》等正史均效《史記》體裁。從《尚書》起，一路下來到《漢書》，都是最重要的，不宜略過，而後面的正史可以挑著讀，如果精力不夠。到唐朝又有一大創新，即杜佑《通典》，是政書體的先河。記言體、編年體、紀傳體、政書四大體例的代表作我們應當熟悉。再往後有宋代鄭樵《通志》、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與《通典》合稱「三通」，也非常重要，讀「三通」有助掌握古代政治制度。宋代司馬光《資治通鑒》可謂寫得最成功的編年體通史，他和司馬遷合稱「兩司馬」，在史學界地位非凡。相信大家多少讀過《資治通鑒》，建議同時參考張居正的《通鑒直解》，淺顯易懂，很適合小孩看，畢竟張居正的講稿針對的就是10歲的小皇帝。清初王夫之《讀通鑒論》也可作為輔助。
學經、學文，通常先從四書五經開始，讀經的同時，已經在潛移默化地提升文言文能力。讀文學的朋友們應留意，假設你對唐詩宋詞感興趣，不宜只關注唐宋，最好先對時間靠前的作品有些了解，至少讀過《詩經》、《楚辭》、《古詩十九首》、漢魏五言，以及蕭統《文選》。應先了解風、雅、頌、賦、比、興六義，以及詩興、觀、群、怨的作用，《論語·陽貨》稱：「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這是《詩經》和社會、政治緊密相關的意義。
讀四書五經不應忽略《易經》。對於神話和《易經》，讀者或許不全信，但這些是中國文化的重要部分，有些內容不能因為科學未能證實就跳過。中國古人一向重視人與天、神的關係，最早的教育與宗教信仰緊密相關。古代有一個重要官職叫作太常，主管祭祀和宗廟，兼管教育，這是信仰、政治、教育緊密相聯的體現之一。古人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國家最重要的大事就是祭祀和軍事，祭祀屬於常事，代表對神、天地和祖先的敬意。即使在現代，此話同樣有啟迪意義，一個國家想強大，不單要富國強兵，更需要堅守信仰。
此外，《道德經》、《齊物論》、《孫子兵法》、《高僧傳》、《傳燈錄》等也建議看一看，懂得道家、兵家，以及將外來佛教漢化後的文化，還有其他百家。中國古代的思想絕非一成不變，自漢武帝後儒家影響雖大，但東漢後衰微，而老莊思想再興，魏晉時流行玄學；隋唐時佛教達到鼎盛；宋明發展出新的儒家，理學大興。可讀的書太多，盡情自由選擇，同時應注意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轉折點。
由博返約
有一個問題，想必中外皆有人思索過，即如何以簡練的語言概括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殊精神。此問題確難回答，學者多在廣博與細節處下功夫，但由博返約同樣重要，得學會提煉和總結。錢穆曾以「道德精神」概括，即「自求其人一己內心之所安」，既不是在理論上探討是非，更不是較量利害。錢穆所說內心所安或可理解為順從自己的良心。
我試總結，中國傳統文化，或許可概括為天人合一的修鍊文化；中國傳統思想和精神重視心中堅守之道不輕易為外界所動，視內在勝過外在。儒、佛、道三家均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回顧歷史，佛家、道家通常要遠離世俗修鍊，最終要成神；儒家所言修身則是在世俗中，最終要以天下為己任，在做事的過程中也在修鍊。儒、佛、道三家修鍊都要向內修心，心正，向外表現自然也正。儒家的禮，其本質也是修心，外禮需有內德的支撐。《禮記》曰：「行修言道，禮之質也。」「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孝經》曰：「禮者，敬而已矣。」無論忠信、義理、敬，還是行為有修養、言談符合道，都需向內在心性上修。《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先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再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內向外，自下而上，自小至大，一切基礎在於個人的內心。
但中國古代有許多類人，不單儒、佛、道三家，更大範圍看，思想有怎樣鮮明的特點？《詩經》序中說：「發乎情，止乎禮義」，本是用於文學評論的話，卻也非常適合概括中國古人的思想與言行。人類當然有好有壞，但人性本善，皆有愛親人之心與惻隱之心，中國人的孝道其實是人性的體現之一。現代有人將忠、孝、仁、義、禮、信視為束縛，這是一種曲解，本來天與人為一體，人心即是天心，美好的品德為人自帶。對他人仁愛，孝敬父母，是發乎情；看到小孩即將掉入井中，無論是誰家的孩子，是否能給自己帶來好處，目擊者都該產生憐憫之心，上前救人，如《孟子》所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這也是發乎情。如果人心處在道德水準未下滑的狀態，那麼發乎情幾乎等同於符合禮義。中國古人的精神有一特點，即在生命與道德之間抉擇時，寧願捨生取義，在利益面前亦然，這也是止乎禮義的體現。
以春秋時代的刺客鉏麑為例，他既非聖人，也非英雄，只是歷史上處於特殊處境的一個普通人。晉靈公派鉏麑暗殺大臣趙盾，鉏麑抵達趙家後悄悄觀察，發現趙盾很早就起床了，穿好官服後坐著假寐，等候上朝。鉏麑見趙盾如此盡職勤政，不忍心殺這樣一位賢臣，但自己肩負任務，既已答應國君，若不殺趙盾，便是違背君命，不守信用。進退兩難之際，鉏麑撞槐自盡。中國人說盜亦有道，鉏麑之事可謂刺亦有道，他的選擇也是「發乎情，止乎禮義」。他非儒家、道家、佛家，亦談不上高尚，卻能堅守自己心中的原則，這種原則既非法律規定，亦非宗教要求。
無論夏商周還是秦漢以降，都可見自覺自律守義之人。春秋時衛國發生劫持孔悝的兵變，子路身為其下屬，立即趕去救援。子羔勸子路沒必要送死，子路卻非常堅定，說食人俸祿，大難臨頭時不能逃避。此可謂在生命危險前保持超強的責任感。在打鬥時，子路的帽纓被敵人斬斷，他說，君子就算死，也不能讓帽子丟掉。之後他彎下身撿起帽子重新綁上，同時被敵人殺死。子路本可以拋棄禮義，卻在臨死之際堅持不失禮。又譬如南宋文天祥、陸秀夫，明末夏完淳，可謂捨命堅守氣節與民族大義。
以上自覺取義之舉發生於動蕩環境下，詮釋了「雖千萬人吾往矣」。也有一些處於日常生活中，不牽涉生死抉擇。如男人皆有愛美女之心，這是發乎情，元代畫家趙孟𫖯想納妾，妻子管道升以《我儂詞》委婉勸阻，趙孟𫖯被感動，打消了納妾的念頭。此可謂夫妻之恩義勝過納妾之情慾。又如季札之自律與誠信，記載於正史中，傳為佳話。有一次他與徐君見面，徐君很喜愛他的劍，但不好意思開口表示。季札當時看出徐君心意，因還有其他事要做，來不及將劍贈給徐君。待季札再回到徐國時，不幸徐君已經去世，他便將劍掛在徐君墳墓旁的樹上。隨從人員覺得不可思議，認為徐君已經死了，不必把劍送給他。季札回道：「我在心裡已經許諾了。」在一般人看來，許諾往往都需說出，心裡答應怎能算數？但季札就是如此自覺守信，不因外界變化而改變心中原則。
古代類似的事不勝枚舉，可以為，可以不為，即使不這般做，也能找理由為自己辯護，但他們終究選擇不隨波逐流。人固有求利求生之心，亦有仁、義、禮、信、忠、孝存於心間，當不可兼得時，甘願選擇後者。唯有平日有意或無意間修身，才會做出如此選擇。
早在儒家之前，中國人就已形成浸入骨子裡的道德標準。後世的新思想，如孔孟、董仲舒、陸九淵、朱熹、王陽明的學說，無一不是建立在復古的基礎上。
所有大儒皆嚮往以前的聖人。孔子敬仰周公，他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然而聖人不是一個遙遠的概念，人人均可經過修身達到，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孟子》說：「聖人與我同類者。」「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人性本善，聖人之心和普通人之心本是同一類心，在受污染前，可通於天。宋儒陸九淵說：「心只是一個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明儒王陽明悟到：「聖人之道，吾性自足」，聖人就在每個人自己心裡，每個人都可以經過修身成為聖人。他又說：「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慾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在王陽明看來，天下沒有心外的理，向內心摒除私慾就可以獲得理，若內心純凈，表現出來自然就包含忠、孝、仁、信。從先秦至宋明，都可見儒家一脈相承的修鍊內涵，修的方向即向內返回本性。
下期我將進一步展開講更多書籍與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