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誦：有情有義 有血有肉（連載七）

更新於 ：2024-07-04 01:51

人生只要有情有義，有血有肉地度過就可以了！—-無名氏

（二十）

最近，巾幗英雄胡友平女士勇救日本婦孺，壯烈獻出自己年輕寶貴的生命。以一己之力扭轉了中國社會甚囂塵上的貌似主流的新義和團仇外心態，把中國人民善良、仁愛、大無畏的天性展現給世人，仁愛、友善、見義勇為重新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

這一轉變的意義是無比深遠的，標誌中國共產黨竊國以來，長期向中國人民灌輸的仇恨教育的破產。中華民國有學者早就予言：「共產主義在中國只是曇花一現，中國共產黨只是一個仇恨集團，它不符合中國人民的天性，所以他們長不了！」

這一預言正在一步一步得到驗證！

共產黨的仇恨教育如果再不止步，對外會招來八國聯軍的群毆，對內文革慘劇將會重演。讓我們重溫一下文革中的教訓。

66年「紅八月」，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教唆百萬紅衛兵「要武嘛！」

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直接指示農村紅衛兵殺「地主、富農」滅門。

2000年，我在澳洲接到一份遇羅文親自調查的「北京大興縣大屠殺報告」。

這次在電話里，我聽羅文說他在國內幫王友琴女士做過許多事情，我問他這個調查是不是王女士指示他做的？他說不是。是南方的一個朋友與他相約，要把文革中農村殺害地主富農的事情全部起底，公之於眾。

以下是遇羅文的報告全文，現在仍有他的警世意義，摘抄如下：

大興屠殺調查

作者： 遇羅文

一、緣起

遇羅克在66年寫的《出身論》里，列舉當權者殘害「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過「殘酷的『連根拔』」一句，指的就是發生在66年8月、慘絕人寰的大興縣屠殺事件。

無奈的是，我們辦的《中學文革報》壽命只有三個月，報紙也只出了七期，儘管每期都盡量揭露、抨擊殘害人類的法西斯暴行，畢竟篇幅太少、時間太緊，無法完成原訂的計劃。羅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編一本書，專門收集、揭露「文革」前後各種令人髮指的獸行。

羅克入獄不久，我也被關進同一座監獄，恰巧牢房裡關押著一個屠殺事件的行兇者。他雖然無顏宣傳自己的醜行，但是其他難友忍不住要傳播他聳人聽聞的劣跡，並給他起了個「屠戶」的外號。

據說許多地方屠殺「黑五類」，是迅速地讓他們死去，而「屠戶」所在的村子則不然，除了頭一天把老的「黑五類」用棍棒打死、把嬰幼兒「黑五類」劈成兩半兒以外，對於青少年「黑五類」，關起來慢慢折磨著「玩」。

他們把男青年倒背著雙手，僅僅拴住拇指吊起來，然後施以各種刑法；對女青年，除了吊起來抽打以外，還要進行性虐待。晚上把他們放下來，讓他們「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時給在外面工作的「黑五類」發出通知，勒令他們必須回來接受「批判」。幾天之後，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對於少年「黑五類」，他們也不放過。先是幾天不給飯吃，餓到了一定時候，扔給這些少年幾個茄子，看著他們爭搶取樂。原計劃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後，就要折磨這些少年。後來上級發出了停止屠殺的指示。「屠戶」們起先對「指示」沒當回事，依舊每天都死人。

據「屠戶」說，關押他並不是因為他殺了人，而是沒有重視上級的指示。果然後來也沒有對他嚴懲。相反，為無辜慘遭屠殺的「賤民」們鳴冤的羅克，卻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大興屠殺事件過後二十年，才有簡短的報道出現在書刊上，從而讓我們初步知道，66年8月26日，大興縣公安系統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從8月27日至9月1日，縣內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了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研究慘痛的歷史，目的是給後人以鏡戒，使社會前進、民族進步，是件很有意義的事。但是真的要深入研究了，卻發現尋找史料是那麼難！

我首先到去年才開放的「北京市檔案館」，在那裡竟找不到「文革」初期眾所周知的事件的資料。有關「紅衛兵」抄家、打死人，農村的屠殺行為，隻言片語都沒有。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67年3月18日，北京滿大街都張貼著公安局軍管會的布告（俗稱「318布告」），內容是規定了11種人及其家屬是應該遣送到農村的。這「11種人」後來成了專用名詞，分別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資本家、黑幫分子、反動軍官、偽警察、偽憲兵、特務。這麼轟動一時的官方公開文件，檔案館裡卻沒有。還好的是，那裡有67年3月23日「市人委、市公安局軍事管制委員會關於被遣送人員有關安置問題的報告」，還能佐證當時有過遣送人去農村這件事，而且這種惡行從66年開始到67年還沒有結束。「報告」指66年被遣送到農村，有部分人又回到北京，其中一半多是「11種人」 。「報告」內稱為「符合處理辦法」，還應該繼續遣送。所謂「處理辦法」就是5天前發布的「318布告」。

即使這麼殘缺不全的檔案，目錄中的不少條目又貼上了不透明的膠紙，看起來一年之內又發現了不該公開的東西。

把有「問題」的人攆出北京，要追溯到59至61年之間，當時的北京市長、市委書記彭真有句名言：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只是那時還沒有做到大規模的遣送行動。「文革」一開始就施行遣送，可見是必然的。我翻找59至62年的政府有關壓縮城市人口的文件，想找到有關「玻璃板、水晶石」的蛛絲馬跡，自然是一無所獲。

從檔案館很難找到需要的資料，我轉而去尋找大興屠殺事件的當事人。

大興縣有十三個公社進行了屠殺，最有名的是大辛庄公社。在那裡指揮屠殺的是高福興、胡德福，這兩個人還活著，據說在縣城還開著店鋪。我最先想找的是他們，如果順利的話，從他們那裡能知道又是誰指揮的他們、他們當時是什麼樣的思想動機。

很不容易，託人找到了高福興的弟弟，卻不料碰了釘子，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上級」禁止他再向別人提供屠殺事件的史實。

好在事件本身是無法保密的，通過對許多事實的了解，幕後的活動不言而喻。而更大的意義，在於挖掘這種惡性事件的根源，知道為什麼發生，才能避免再發生。

大興屠殺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北京市區的紅衛兵暴力和殺戮。

如果以66年5 月16日作為「文革」的起點，六月初，中學裡就出現了充滿封建色彩的「紅衛兵」組織，後來人稱其為「老紅衛兵」。他們的組織原則就是必須具有較高權勢的出身。「紅衛兵」留給歷史兩個口號和極不光彩的行為。

兩個口號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不齒於人類的行為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卻是毫無反抗能力的、已經被無端壓迫多年的弱者。

「紅衛兵」們在學校里打校長、老師們，「砸爛」了「修正主義教育體制」還不過癮，又把多餘的精力投入到社會上，開始了「破四舊」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動。 他們的職責，似乎就是無情地揪出新「黑幫」、毀壞具有傳統文化色彩的東西、壓迫甚至於處死「黑七類」（在「黑五類」基礎加上資本家、「黑幫分子」）。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這些「老紅衛兵」。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給毛澤東載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宋叫什麼名字，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說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為「宋要武」。

「818」以後，「紅衛兵」名聲大振。愚昧、偏見加上無限制的權力，使他們已經具有野獸般的性情、滅絕天良的心靈。

所謂的「抄家」，往往要沒收和毀壞所有財產，即使是孤寡老人，家裡的一切也都要搶走，連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還要伴隨著「打人」，更是手段殘忍至極。「抄家」時最常見的項目是「剃」「陰陽頭」，尤其見了婦女更難放過。說是「剃」，其實是連剃帶薅，有時甚至乾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連頭皮都給撕下來。 街上常見到耷拉著粉紅頭皮、淌著鮮血的老人，還在被遊街。 更殘忍的，還要給「洗」頭，就是用濃礆水往傷口上澆。

東四一帶有一家是「資本家」，「紅衛兵」把老夫婦打到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見慣的事，在沙灘街上，一群男「紅衛兵」用鐵鏈、皮帶把一個老太太打得動彈不得，一個女「紅衛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來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8月25日，北京市崇文區欖桿市一帶，發生了一件所謂「階級報復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產主」，據說用菜刀威脅了看押他的「紅衛兵」。這個「房產主」被打死。這一事件立刻經過渲染傳遍了各個學校的「紅衛兵」組織，正在尋釁的「小將」們哪裡肯放過，數千名身著軍裝、手持兇器的打手們乘著公交專車彙集到出事的街道，在這一帶「血洗」了七天，無數人慘遭毒打，許多人死於非命。這就是震驚北京的「欄杆市事件」。

這次活動中，在崇文門附近「抄」一個「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婦），強迫附近居民每戶拿來一暖瓶開水，從她脖領灌下去，直到肉已經熟了。幾天後，扔在屋裡的屍體上爬滿了蛆。

南宮口衚衕的邵家，在清朝做過道台，家裡儲存了不少香油、白糖。「紅衛兵」強迫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受過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說，比險些喪命的挨打都要難受得多。

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區有數千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並且這股殺人邪氣迅速輻射流傳到了北京郊區各縣,包括大興縣。

二、採訪老韓

2000年2月29日下午，我驅車來到距京城四十多公里的大興縣大辛庄鄉西白疃村。經朋友介紹，我要採訪韓玉春老漢。

老韓今年六十多歲，改革開放以前的幾年，是西白疃大隊的書記，他的年齡和處境，應該對那個年代不陌生。

西白疃距離大辛庄村四公里，大辛庄所發生的事件，除了本村的人清楚以外，就要數相鄰的村民了。

果然，老韓夫婦聽說我是來了解「文革」那段慘案的，熱情而詳細地講了起來。他們開門見山地說：「你是不是問『831事件』？」

起先我一愣，不明白「831 」是指什麼，經老韓解釋才知道，大辛庄的慘案發生在66年8月31日夜裡，一夜之間殺了一百餘口人，第二天（9月1日）上午，縣裡來人制止繼續施行暴行。所以當地人習慣地稱它為「831事件」。

況且官方曾經多次來調查此事，為了敘述簡明，也有必要給它冠以名稱。

這個名稱還糾正了我的一個錯誤印象。我一直以為屠殺「地富」從大辛庄興起、持續了好幾天。看起來，全縣的屠殺活動有先有後，但截止日期似乎都在9 月1日這天。

大辛庄雖然只殺了一夜，規模卻是全縣最大。靠近公社的六個生產大隊採取行動，它們分別是：黎明、中心、昕生、紅升、楊各庄、東黃垡；以公社為單位來說，死的人也最多。 其中黎明大隊死人最多。

大辛庄公社共管轄19個大隊 ，多數大隊沒有在當天晚上行動，所以後來也就沒有屠殺行為。也有反對屠殺的，西白疃就是其中的一個。

據老韓說，當時的大隊書記是李樹清（女），貧協主席是李樹珍，倆人是堂兄妹，平時很看中鄰里關係，不擅長搞「階級鬥爭」那一套。李樹珍過去是村裡最窮的人，在廟裡誕生，土改前一直就在廟裡居住。有一年要讓他當大隊書記，他說什麼也不幹，理由是不願得罪人。

66年8 月31日晚，李樹清被召到公社開會，組織開會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興和公社團委書記胡德福為首的「九人小組」。「九人小組」還包括公社副書記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書記賀雲喜（音）因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組」關押著，也險些被殺。

會上傳達了高、胡從天堂河農場（勞改農場）帶回來的新「精神」，讓各大隊當晚把「地富」份子及其親屬斬盡殺絕。

李樹清回到大隊，已經嚇得腿軟，連忙召集大小隊幹部商量辦法。

生產隊小隊長張萬義極力反對殺人，他說：「咱們大隊的五類份子連同親屬有二百八十多人，這麼多人能殺得過來？咱們都沒殺過人，就怕殺一個自己就嚇趴下了。再說二百多人要是急了，還不一定誰把誰殺了呢。」

張萬義是世代貧農，自己又當過「八路」，所以說話硬氣，也敢於直接反對。本來隊幹部們對於殺人就很猶豫，又被張萬義潑了冷水，沒有人再主張屠殺。

李樹清說，在公社的會上還有人提議，西白疃「地富」多，如果行動起來人手不夠，外村的打手可以來支援。為了防止外村的人鬧翻了西白疃，發生意想不到的後果，大家商定派人把守在村外，一律不許外村人員進入。

老韓承認，幸虧第二天縣裡來人制止了屠殺，否則西白疃是否能頂得住這股潮流也很難說。9 月1 日以後，還有外村的人來貼大標語，指責西白疃的村幹部「膽小怕事」、「向階級敵人妥協」。

韓夫人說：「這村的『五類份子』們可嚇壞了，好多天都不敢進屋睡覺，生怕被堵在屋裡遭到屠殺。他們也豁出去了，說，要是來人殺他們，就和兇手拚命。」

難以想像，在這種狀態生活的人們，要承受什麼樣的精神折磨！

提起三十幾年前大辛庄「黑五類」的遭遇，韓夫人還記憶猶新。她說，當時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鍘刀鍘的、有用繩子勒的，對嬰幼兒更殘忍，踩住一條腿，劈另一條腿，硬是把人撕成兩半兒。

屠殺行動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各處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殺的人集中關起來，再一個個叫出去，出去一個殺一個，被關的人並不知情，直到殺光為止。有的大隊幹得很隱秘，下手的都是那些積極分子，第二天早上出工，許多社員發現來幹活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間死了那麼多人。

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一人用鍘刀鍘了十六個人，自己也緊張得癱倒了。鍘死的人都塞進一口深井裡，直到井快塞滿了。黎明大隊把殺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葦塘里。後來，乾脆把活人就往葦塘拖，用繩子套在脖子上，連拖帶勒，到了葦塘人也就斷氣了。

靠近公社的大隊，好幾個都把「黑五類」殺絕了。

我問，那口井還在嗎？

她說，沒有多少天，井裡往外泛著白沫和惡臭，村裡人把一部分屍體撈出來，埋在了葦塘，然後把井填了。

老韓夫婦在當時，算是「根紅苗正」的貧下中農，我很想聽聽他們能客觀地解釋，人們怎麼會變成了野獸，難道不知道嬰兒是無辜的嗎？

他們馬上想到了「四清」，想到了那時大講、特講的階級鬥爭。那時就讓「地富」子女斗自己的父母。檢舉父母的「罪行」的，就受到表揚，獎勵去「人大會堂」參觀；不願斗自己父母的，也被劃成「地富分子」。說明從很早起，官方已經開始了違反倫理道德的畸形教育，加上固有的血統論觀念，難免喪失了人性。

「到了『文革』，一個勁兒地宣傳『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毛澤東語錄）。至於怎麼打，各人的理解就不一樣了。批鬥也是『打』，拳打腳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反正上級有了命令，誰也不敢不執行。」

老韓不怎麼多說殘酷的暴行，不久我就明白了他的苦衷。原來他的姑姑一家五口，也是慘死在那天晚上。

老韓的姑姑住在中心大隊，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兒和兩個十多歲的兒子，仨人都在上中學。她家還有一個最小的女兒，因為窮，四歲時送給了本公社北賀大隊的一戶人家。那家雖然也是地主成分，但是北賀村文明些，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老韓的姑父叫韓宗信，地主出身。他從小離開家，參加了國民黨的軍隊，後來投降，55年回鄉，有羅榮桓元帥簽發的「起義證書」。韓宗信把「證書」懸掛在屋內上方，目的是希望靠它能給自己帶來一點兒保護。

「文革」前的「四清」運動中，有人檢舉韓宗信藏了槍，把他拘留了幾十天，被害前幾天才將他釋放。

8月30日，老韓聽說姑父回了家，特意去看望他，想不到第二天就得知他們全家的死訊。

改革開放以後「落實政策」，中心大隊給韓宗信唯一存活的女兒一千八百塊錢，算是償還當初沒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動產。

償還如此少的錢，難免讓我感到吃驚，韓夫人卻感慨地說：「能得到這點兒錢的人也是極少數，多數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大隊想給都沒處給。」

人總愛有因果報應的善良願望。我禁不住脫口而出：「這些作惡的人，沒有得到報應么？」

老韓說：「有什麼報應？主謀高福興、胡德福也只是關了幾年就放了，『九人小組』里的其他人，該當幹部還當幹部，沒聽說誰受到處分。死了的人，連家屬都沒剩，誰替他們喊冤？」

韓夫人說：「反正好幾年，外村的姑娘都不敢嫁到大辛庄來，怕給宰了。」可惜，這種報應未必報到了作惡人的身上。

三、來到大辛庄

2000年3月3日中午，我第二次來到大辛庄。

大辛庄是個很大的村子，根據當年成立的生產合作社，劃分成四個大隊，分別是黎明、紅升、昕生、中心，名稱也是延續合作社的名稱。四個大隊的村民住房已經連成一片，沒有明顯的界限。

我要採訪的人叫李福榮，住在紅升大隊，緊挨著黎明大隊。老李今年70歲，49年以後就當隊幹部，四清時罷掉了他的大隊書記職務，73年才給予恢復，80年辭去書記職務。

這天是個混沌天氣，可吸入顆粒物的污染指數是500，空氣質量是污染程度非常嚴重的5級。

走進大辛庄的主要街道，儼然是個繁華的小鎮。鄉政府、醫院、學校的大樓十分醒目，幾個商店花花綠綠，路兩旁是一個挨一個的攤商。儘管類似的小街經常遇到，但是我走在這裡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感覺。假如現在是33年前的那天，這該是一條多麼恐怖的街道，人們還會是現在的這種表情嗎？

老李雖然70歲了，卻還很健談，思路也十分清楚。他告訴我，在8月31日那天，僅僅大辛庄這四個大隊，就被殺了106口人，最老的八十多歲，最小的是不會走路的嬰兒。

四個大隊之中，黎明殺了六十餘個，人數最多；中心、昕生各二十餘個；紅升行動慢一些，剛殺死兩個人，其餘尚未來得及屠殺。

9 月1日上午，大興縣付縣長劉英武、付華忠來到大辛庄制止屠殺，這四個大隊的屠殺活動停止了。但是高、胡二人不向各大隊傳達縣委的指示，附近的楊各庄、東黃垡兩個大隊在9月1日還在殺，這兩個大隊共殺了二十多人。

從大興縣十幾個公社幾乎同時進行了屠殺活動來看，這是一場有人組織的行動，組織者是縣或縣以上的領導人物；從縣委派人制止殺人來看，起碼組織者不是縣委或縣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勢來看，說話比縣委更硬氣的是「公安」和剛剛奪了權的「文革領導小組」（或叫別的名字）。從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點（天堂河勞教農場）來看，屠殺指示從公安系統發出來的可能性最大，這與謝富治的講話也正好吻合。

縣委出面制止屠殺，並不是縣委有多大權力，當時各級黨委已經處於「接受批判」的境地，自顧尚且不暇，誰有那麼大的膽子敢去阻礙過左的「革命行動」？據傳聞，此事驚動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了話，命令停止屠殺。作為執政者來說，自己的「太子」、「衙內」們殺些人，他們是容忍的，農村的平頭百姓們也肆無忌憚地殺人，他們還不好接受。萬一引起動亂怎麼辦？起碼國際影響也不好吧，尤其事情發生在北京。9月5日，兩報一刊發表了《要文斗不要武鬥》的社論。

這篇社論對於制止濫殺無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因為執掌生殺大權的人物，是毛澤東、林彪讚揚的紅衛兵；受害的一方，是毛澤東劃定的階級敵人及其後代。況且這種壓迫、敵視行為，從49年以來就建立了，59、61年又兩次得以提升，以至喊出「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口號，社會上已經形成了一個低人一等的「賤民」階級。「老紅衛兵」從小受到的教育、耳濡目染的客觀事實，都是「一個『階級』應該壓迫另一個『階級』」這一套，迫害以至處死「階級敵人」及其後代，他們認為理所當然。所以，9月1日以後，雖然大興縣的集體屠殺活動停止了，可是各種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仍然層出不窮。

就在大興屠殺之後，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在大會上還宣布：「紅衛兵戰士們，……你們鬥爭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

毛主席和黨中央支持你們！」「你們的革命行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你們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戰鬥中取得了光輝的戰果。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 在這種情況下，大興屠殺根本不可能被否定。

像北京城裡的「老紅衛兵」一樣，大辛庄的打手們殺人的手段也是非常殘忍的。

以殺人最多的黎明為例，可略知殺人的過程。他們先把年輕的「黑五類」殺掉，做得盡量隱秘，防止引起暴動。然後是無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後是不懂事的小孩兒。嬰兒往往是被劈成兩半。有的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裡，打手們到各家搜，見到小孩就扔到門口的馬車上，多數孩子被活活摔死了。死人都被埋在村北邊的葦塘里，後來人們管那裡叫「萬人坑」。有的小孩沒被摔死，從「萬人坑」里還想往外爬，打手們上去就是一鐵鍬，再把他打回去。見了女人，還要扒光了衣服。

殺人的借口也與欄杆市相似。策劃人煞有介事地說，馬村的「階級敵人」舉行了暴動，殺了貧下中農，所以「我們」也要把「他們」殺光。五、六十里外的馬村到底什麼情況誰也不知道，全是聽高、胡二人的傳達和煽動。

馬村是北臧公社的一個大隊，從8月24日就開始殺人，到9月1 日已經殺了34人，還關押著108人準備逐漸殺掉。

高、胡二人召開完「動員會」，已是深夜，會上決定各大隊當夜必須動手，拒絕執行或把消息透露給「階級敵人」的，按「反革命」論處。

高、胡在公社大院坐鎮，派出幹部到各大隊查看執行情況。對於參加會議的各大隊幹部來說，儘管氣氛恐怖、壓力極大，但是多數人還是不敢輕易殺人。老李告訴我，公社南面8里遠，有個西梁各庄大隊，那裡的隊幹部在散會以後，認為這種命令有些離奇，竟連夜去中南海、北京市委上訪，詢問此舉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保住了該大隊幾十口「黑五類」的性命。因為當年上訪的大隊書記王世榮還活著，我決定去採訪他。

臨走，我提出想看看中心大隊埋人的水井和黎明大隊的「萬人坑」，老李說，現在什麼也看不到了。井口都被剷平了，已經圈進了人家的宅院；當年的葦塘是低洼地，現在已經被推土機填成了平地，看不出葦塘的痕迹了。

我感慨地說，看見街上熱鬧的樣子，想不出來當年是什麼樣。

老李說：「打人以後的好幾年，街上都是冷冷清清，一過傍晚，沒人敢在街上走。後來才恢復了熱鬧。」

從老李那裡知道極少數兇手，在苦主努力追究下，行兇幾年後受到如下處理：高福興、胡德福分別被判8年徒刑（另一種說法是判14年，在「幹校」的6年抵刑期，而且還得到了提前釋放，至今還享受著退休待遇）； 黎明大隊書記楊萬傑被判8 年徒刑，服刑時在獄中自殺； 黎明大隊貧協主席楊景雲被判8年徒刑，出獄後兩、三年病死；東黃垡大隊「文革主任」被判監外執行（時間不詳）。

我所採訪的人，沒有不說對他們的處理真是太輕了。

但是，他們沒有「老紅衛兵」那樣的好運，因為他們沒有那樣的出身。血統論主宰著一切！

趁天色還不晚，我又到了西梁各庄王世榮家。已經77歲的王老漢患了腦血栓，已經很難用語言表達了。提起當年的事，他立刻含糊不清地說了起來，還說到東梁各庄活埋了一個人，正想再往下說，語言障礙更加明顯，急得他煩躁不安，談話只好中斷。

從他和老伴兒那裡得知，當年去公社開會、去市裡上訪的有三個人，如今兩個已經去世，唯一存活的他又是這種狀況。珍貴的史料就是這樣遺失了。

幸虧經村裡一位老人的建議，我找到了當年也是村幹部的劉尚彬家，他雖然沒參加公社的動員會，但是主張並參加了到北京市裡的上訪。

老劉今年61歲，「文革」那年他27，在大隊幹部里，還算比較年輕的。

據他說，66年8月30日，他們大隊組織貧下中農到北京大學參觀，下午回到公社，剛一下車，有人就通知大隊幹部留下開會。王世榮等三人留在公社，老劉帶著社員回家。

這個會，就是要各大隊屠殺「五類分子」的動員會。會議整整開了一宿，天快亮的時候，幹部們才回到各隊。會上說，北邊有股潮流。「階級敵人」要殺貧下中農。所以貧下中農要先下手，從8月31日開始，殺光「五類分子」。

西梁各庄大隊的幹部們研究認為，公社的這種決定有點兒反常，明白自己並沒有處決他人的權力。他們採取的辦法是，到市裡諮詢一下，看看更高的上級是不是也號召殺死「階級敵人」。

他們先到了國務院，沒有人來接見。又到國務院設在府右街北口的接待站，那裡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們，起碼七天以後問題才可能解決。他們再到北京市委接待站，受到了李（女）、王二人的接待，而且表揚了他們的舉動。這兩個人還說，他們只知道馬村正在殺人，還不知道大辛庄也開始殺人了。他們表示這麼殺人不對，一定要到大興縣去過問此事。

9月1日以後，縣長付華忠和軍代表劉英武到大辛庄公社給大隊以上幹部開會，傳達上級禁止屠殺的指示，幾個殺了人的大隊還很不服氣，堅持認為他們做得對。

他們甚至對沒執行殺人命令的大隊幹部懷有敵意，指責不殺人的幹部向「階級敵人」妥協。況且，他們強調，即使錯了也是執行公社的命令；當初動員會上，也沒有人提出反對的意見。

老劉說，得到了明確的指示，他們肯定自己做對了，於是召集「黑五類」們開會，傳達「十六條」精神（其中有一條是「要文斗，不要武鬥」），讓他們安心。這些「黑五類」們，頭髮都被剪得亂七八糟，又受到了幾天的驚嚇，一個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得知自己和家人不會被無緣無故地殺害了，感動得不得了，一個勁地表示，今後一定好好乾活，領導讓幹什麼就幹什麼。

68至69年間，老劉在大興縣的鵝房幹校，見到高福興、胡德福在那裡下放勞動。70至71年，要求處理他們的呼聲太大，才給他倆和幾個大隊幹部判了刑。據說在判刑前，高福興被安排在禮賢公社當幹部。86年，對他倆又進行了重新處理，這次似乎減輕了他們的個人責任，強調了當時的環境因素。

四、北臧公社

北臧公社位於大興縣的西部，那裡的屠殺行動要早於大辛庄，從66年8月27日就開始了。有三個大隊殺人，它們分別是：新立村死53人，馬村死34人，六合庄死11人，共計98人。

98年出版的《那個年代中的我們》（遠方出版社）一書，有一篇張連和先生的文章《五進馬村勸停殺》，描寫了他親眼見到的殺人現場：

刑場設在大街西頭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5間東廂房三間。我們排隊進院時，看見活人被捆綁跪著，死人橫躺豎卧，鮮血染地，慘不忍睹。有兩輛小推車往院外運屍體（據說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審問者個個橫眉冷對，耀武揚威，個個手持木棒、鐵棍和釘著釘子的三角皮帶，他們高聲逼迫被審者交出「槍支」、「地契」、「變天帳」；只要說沒有或者不吱聲，兇器就會伴隨著呵斥聲雨點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車外運，沒被打死的，倒地呻吟。

我看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小男孩兒，長得非常漂亮，被反綁雙手跪在70多歲的奶奶身邊兒，非常害怕地看著持棍者，生怕災難落在自己身上。只見一個持鐵棍的年輕男子來到小孩兒身邊厲聲問：「快說，你們家的變天帳藏在哪兒了？」小孩兒哆里哆嗦地說：「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說著揚起鐵棍向小孩兒砸去，正砸在背後的手上，只聽「撲」的一聲，小孩兒左手的無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斷裂，鮮血如同水壺往外斟水一樣，嘩嘩地往地上流……

接著又逼他奶奶交代……兩個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婦女拉進刑場院內，一腳把她踢跪在地上，這時，來了一個手持剪子的年輕婦女，把這位中年婦女的頭髮剪掉，接著審，她不言語，被兩皮帶打躺在地……

兩個人抬起一個被打死的人裝在小推車上，還沒推出院門又活了，一掙扎掉在地上，一個人上去狠拍兩鐵鍬，又裝在車上運走了……

他們要一位30多歲的小夥子交出「準備反攻倒算」的槍支，因受刑不過說在家中東屋頂棚內。於是，派出兩個人隨他回家抄取。到家後一找，頂棚里沒有，又指挖房山、影壁、院牆，均未找到。小夥子又被打，他又說在自家墳地內。於是，又帶他去墳地，當他們走到街上一個水井旁時，小夥子冷不防一竄跳入井內。他們說小夥子是自絕於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繩子拴牢大四齒續到井裡往外撈…… ……

他們在村內東、南、西、北四方設四個監獄，分男老、男壯、婦女、兒童四監，另設一個刑場，隨捉隨人，隨提隨審，隨殺隨埋，真乃一條龍行事。他們從8 月27日夜陸續將「壞人」入獄至9月3日，長達一周的時間，雖然每天都送點兒吃的，但也食不飽肚。在放人的這天，我們來到監禁兒童的地方，有人將生秋茄包子放在孩子們的面前時，個個爭搶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淚。

2000年3月20日，我見到了張連和先生，表達了我對他當年冒死救出馬村的108人的敬意。1966年9月1日，縣委書記王振元帶領張連和等十餘人，到馬村勸阻殺人。殺紅了眼的民兵們「手持木棒、鐵棍，有的還手持鐵鍬、刀子」對來人「如臨大敵，不準前進一步，否則後果自負。原來，馬村的殺人幹部事先在村子四周設立三道防線，不準出入。」王振元他們硬沖了三次，才被允許排隊進入殺人現場。

又與大隊書記李恩元談判，從下午直到半夜，才說服了他們停止殺人。李恩元們反覆強調的就是：「不叫殺了，他們反過手來殺我們貧下中農怎麼辦？」和「要求殺絕，不留後患」。

事隔三十多年，張先生想起當年的行動還有些後怕。那個年代，想給誰扣個「帽子」非常容易，向著「階級敵人」說話，起碼算得上「階級立場」有問題。這種不明不白就送了命的有的是。和他一起去勸停殺的人中，有的被嚇得幾乎堅持不住，可見當時的恐怖場面。

我很關心他在文章中寫的那個漂亮的小孩和跳井的青年的命運，他難過地說：「都死了。小孩失血過多，不久就死了。那個青年被從井裡勾出來，身上扎得亂七八糟，弄到地面，又挨了一陣鐵鍬、棍棒的毒打，不被淹死也被打死了。」他形容李恩和的外貌，正是我在獄中所見到的「屠戶」，據他說關押不長時間就被釋放回家。

我又問到縣委書記王振元的下落，他說，67年被揪回浙江省樂清縣被批鬥，從此再也沒有消息。張連和曾三次用公函找當地組織部查問，均未得到迴音。

為了了解北臧公社的情況，我又拜訪了「文革」時在大興縣文化館工作的王哲仁先生，他曾經對北臧公社的屠殺事件做過細緻地調查，而且他本人就是北臧村人。

王先生在49年以前就為共產黨做事，解放後是北臧村第一屆團支部書記、付村長，王夫人是第一屆村婦聯主任。49至63年間，給老王定為中農，到了63年以後，由於強調了階級鬥爭，把他的成分改為地主，為此險些要了他一家人的命。幸好北臧村沒有殺人，否則絕對逃脫不了厄運。

提起那段痛心的日子，老王馬上想到了54年和他一起學舞蹈的學員。當時都是風華正茂的青年。一個家在大辛庄的東安村叫方俊傑，一個家在大辛庄的昕生叫譚潤方，死得都非常慘，據說譚潤方的女兒也被鍘死了。老王至今都十分惋惜。

同樣讓他們夫婦傷心的是，王夫人表姐一家有四口人住在北臧公社的新立村，也都死於非命。王夫人的表姐夫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處死，從此這一家人就成了異類。幸好兩個成年的兒女進城參加了工作，村裡的人去工作單位要他們回來，單位沒放，總算躲過了這個劫難，可是家裡的寡母和弟弟妹妹卻沒有躲過去。他們上中學的妹妹，就是在放學的路上被活活打死的。

直到今天，王夫人那位倖存的外甥女，還沒有從當年的陰影里擺脫出來。55歲了，還過著單身的生活。她想起親人的遭遇，就失去了生活的熱情，自然對家庭也沒有了興趣。

老王的大兒子，親眼見到了新立村的殺人。66年8月27日那天，他們一幫學生游斗北臧中學校長馬澤林，走到了新立村。村幹部把村裡的「黑五類」們也押來陪斗，讓「黑五類」們跪在玻璃碴上，直到碎玻璃都扎進了膝蓋。一群打手覺得還不解氣，又用棍棒沒死沒活地朝「黑五類」的頭上、臉上亂打。

學生們看出來打手露出的殺氣，嚇得急忙把校長團團圍住保護起來。他們雖然游斗校長，並沒有想要他的命。

「黑五類」們滿頭滿臉的鮮血，更激起了打手們的獸性，他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黑五類」們連大人帶小孩兒全都活活打死了。

行兇的動機，不少都出於個人的恩怨，甚至是為了個人的一點兒私利。有一戶姓陳的戶主當過偽軍，論成分，他家還應該算是貧農。殺不殺這一家，村幹部很有爭論。陳家的兩個兒子跪下央求說：「別殺我們，我們不為父親報仇。」一個姓田的不由分說，用殺豬的通條扎死了這一家人，原來他欠了這家的錢，為的是能不還。也有的人借過「五類分子」的東西，急於殺人賴帳。更有甚者，霸佔「黑五類」婦女，美其名「給你換換成分」。

行兇的人心態也各不相同。在新立村，有個趕車的把勢，在裝運屍首的時候，發現一個三歲的女孩兒還有一口氣，他看她可憐，為了救她，把她藏在車轅底下。

不料在車子的顛簸中，女孩兒蘇醒過來，被別的打手發現，過去就把她劈成了兩半兒。車把勢終於忍無可忍，扔下鞭子不再幹了。

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些甚至是打手們精心的策劃。比如一幫打手守在被害人的屋門口，把被害人叫出來。被害人剛一出屋，他們就用事先準備好的鐵絲迅速套在他的脖子上，兩邊使勁勒，讓他出不了聲音就被勒死，然後好接著叫他家的別人。也有的事先在被害人屋門口拉好了電線，人一出來上去就電，為的也是不讓他出聲，好順利地殺害他的全家。

最殘酷的莫過於對待老人和小孩兒，因為他們沒有任何反抗能力，兇手毫無顧慮，可以為所欲為。受難者只能眼睜睜地走向死亡。在馬村，有一對被活埋的祖孫二人，當兇手們向他們身上揚土時，抱在懷中的小孩兒說：「奶奶，迷眼。」老人無奈地說：「一會兒就不迷了。」

 五 結束語

事情雖然過去三十多年了，每當回憶起這些曾經發生在身邊的醜聞，總是難以克制憤恨、悲涼的心情。所以憤恨，是因為兇手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他們給全體民族帶來恥辱。而且，至今他們也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所以悲涼，是因為人的生命竟會這樣輕易地被剝奪，誰能保證，下一個不會是自己？而且，至今沒有一個當年的兇手出來道歉或者懺悔。

不能懲惡，談不上社會的穩定；不會懺悔，就沒有進步的可能。

最使我困惑的是，一個疑問永遠在纏繞：我們就是這樣一個醜陋的民族嗎？

在採訪的時候，大辛庄方圓幾十里的農民都說，大辛庄可是個好地方，周圍都是沙包地，惟獨那裡是膠泥地，產糧多；那裡還是個「文化村」，出過許多「文化人」。

這麼一個生活富足、文明程度較高的村落，怎麼就變成了殺人魔窟？那裡的人怎麼了？

中國人怎麼了？

我想，通過一個一個地區的調查，我們會解開這個迷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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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報告讓我對羅文的欽佩更上一層樓，經歷過文革的人們都應該大聲說出自己的經歷，這些是我們民族鮮血生命的寶藏，讓共產黨、紅衛兵的醜惡歷史曝光。教育年輕一代不要繼續上共產黨仇恨教育的黨！

今天的巾幗英雄胡友平女士就是年輕一代的傑出代表，她的深遠意義與當年的遇羅克一樣不可估量。

共產黨離滅亡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