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見到朗是在1990年底。一個朋友叫她去一個郊區的小中餐館頂替兩個周日的工。

餐館遠離墨爾本中心郊區，在一排商店中，不見陽，顯得疲憊簡陋。菜單上的菜肴都是澳洲化的中國餐。偶爾進來一兩個顧客，都是來外賣的。

當朗走進來時，整個餐廳彷彿一下子明亮了起來。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

她迎上去，也不問他是要外賣還是要坐下用餐，直接把他安排在最靠近前台的座位。她介紹了自己的名字，並遞給他菜單時強調了在這裡享用新鮮烹制的中國菜比帶回家外賣要好得多。

他友好地說：「Then I’ll eat here。」

他沒有看菜單就點了兩道菜。看來他是常客。從踏進門的那一刻起，他就友好地注視著她。她感到自己的臉頰在發燙。

沒有其他客人。他與她交談時，眼中帶著微笑。他說話緩慢，聲音柔和。他說的大部分她聽不懂，只能用蹩腳的英語回答聽懂的一兩句。

他吃飯的舉止非常文雅，閉著嘴細細咀嚼。她沒有作過招待員，因此常常在他嚼東西時問問題。他很有禮貌地用眼神示意她稍等。她明白了，他嘴裡有食物時是不會開口的。

可能是由於她斷斷續續的提問，那頓飯他一直吃到餐館打烊。離開時，她只記得了他的名字，知道他住得離餐館很近。她告訴他下周日她還會來工作。

他帶點調皮地說：「 Then，I』ll come next Sunday.」

那個星期過得很慢。她的內心像是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她其實是個很害羞的女孩子，但當時的環境並不容許她保持一貫的矜持。

她來澳洲時的第一個學期的學費和機票是全家人湊錢買的。父親的一個同事通過一個在澳洲的同鄉為她申請了語言學校。在交學費時，隔了幾層關係的同鄉多要了兩千，說是等她到澳洲後當做生活費給她。

她於1989年聖誕節踏進澳洲國土。素未謀面的同鄉拒絕退還兩千元。她一下飛機就身無分文，而且遇上了保羅·基廷所描述的「我們不得不經歷的衰退」：通貨膨脹率為7.33%，失業率為10%，利率為17.50%。

雖然她幸運地找到了一份全職的工廠包裝工作，而且是下午班，這樣每天都可以去上學，保證了簽證的有效。但她每天都面臨著太多的擔憂。在工廠上班時，她擔心移民部官員來檢查她的身份。因為她的簽證類型不允許全職工作。她掙來的錢大部分都要用來支付學費。由於經濟衰退，語言學校紛紛倒閉。要是就讀的學校突然倒閉，她不僅無法獲得退款，還必須立即註冊到其他學校以確保簽證合法性。工廠也像骨牌一樣倒閉。她所工作的工廠聽說要搬到海外。

當時的總理霍克給了所有六四事件（1989年6月4日）前來的中國學生臨時居留簽證。但是六四後來的學生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在課間偶爾聽到同學們的對話，都在談論誰誰找到了一個六四前來的學生。偶爾有人找到了本地人，那就像中了彩票一樣的好運。講述者眉飛色舞，而聽者心中卻感到酸楚，包括她在內。這種漫長無助的失控人生是否會有盡頭？

有的學生熬不下去，選擇回中國了。她卻沒有退路。大學畢業後，工作了兩年。她所處的環境讓她看到了物慾橫流，爾虞我詐，人性墮落。她無法在那樣的氛圍生存下去。踏出中國海關的那一刻，她曾發過誓，不管多麼艱難，也不會回頭。

偶然遇到朗就像在漆黑的叢林中看到了一絲光亮。她相信自己的判斷力。他是一個很有修養的正人君子。除此之外，她一無所知。他是否已結婚？為何單身去吃飯？為何對一個連英文都聽不懂的人說那麼多話？

終於等到了星期天。餐館中午十二點開門。她一直盯著門口。每次聽到推門聲，心裡都怦然而動，但接著卻是失望。也許他只是隨口說說要來的。或許他們之間只是一面之緣，擦肩而過，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

澳洲的夏天一直持續到晚上七點仍然陽光明媚。但在那個疲憊的小餐館裡看不到太陽。昏暗的燈光讓她感到越來越沉重。

一個顧客拿著外賣走出了餐館。她心情低落地轉身走向廚房。老闆讓她在沒有客人時去廚房幫忙。突然聽到一個聲音叫著「June」。那是她等待的聲音，讓她頓時感到虛飄飄，心跳加快。她站在原地，強迫自己平靜下來，然後緩慢地轉身。

「You come！」

「Yes，I have come。」

這次他帶來了一瓶酒，點了上周點的兩個菜。她那天更加緊張。能聽懂的英文更少。加上她的牙齒有些發顫，甚至連一句完整的英語都說不出來。然而，他卻依然很紳士地喝酒、吃飯、說話，彷彿沒有意識到之間的語言障礙。快到關門的時間了，她鼓起勇氣，把自己的電話號碼寫在一張紙上交給了他，並告訴他：「This is my telephone number.丨won’t be here next Sunday.」

他問她拿了另一張紙，寫下了自己的電話號碼交給了她。」Call me if you need help.」

……

第二年春暖花開的九月，她和朗結婚了。他們的婚禮很簡單。在完成註冊登記後，他們只邀請了十來個親戚朋友到朗家吃茶點。朗的朋友都是失業的飛行員，婚前她都曾見過。

直到1989年8月，朗仍然是澳大利亞航空公司的機長。

那年的澳大利亞飛行員糾紛是澳大利亞歷史上對國家和個人傷害最大的勞資糾紛之一。糾紛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83年工黨在上台前與大企業以及澳大利亞工會理事會達成的《價格與收入協議》（簡稱《協議》）。《協議》雖然承諾工資隨通貨膨脹定期增加，但其文本只承諾「監控」價格（而非控制），卻設定了工資增長的指數限制。最終，《協議》成為了降低實際工資的機制。工黨因此獲得了大僱主的支持，並成功當選組閣。

從《協議》實行的1983年到1989年的六年間，通貨膨脹沒有得到控制，每年超過7%。澳洲飛行員的稅前工資除去通漲實際上減少了18%。與此同時，工黨執政後使澳大利亞貨幣浮動，導致澳元貶值了30%。因此，1989年澳洲的飛行員成為西方國家中薪資最低的飛行員。

七月，澳大利亞國內航空公司的飛行員聯合會（AFAP）提出了漲薪29.5%的要求

1989年8月18日，飛行員拒絕在上午9點至下午5點之外的時間執行飛行任務。

8月23日，飛行員集體辭職以避免僱主的訴訟。

總理霍克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並調派皇家澳大利亞空軍（RAAF）的飛機和飛行員提供服務。

在飛行員集體辭職後，航空公司高薪從海外招募飛行員。大約20%辭職的飛行員也重新申請了工作。

她與朗交往後，跟他參加過幾次辭職飛行員在酒吧的聚會。他們一個個都喝得醉醺醺的，咬牙切齒地痛罵那些復職「工賊」。很明顯，他們的傷口還在滴血般地痛。聽說很多飛行員失業後破產，精神崩潰，婚姻破裂。

朗也是酒不離手，但與其他人不同，酒精使他心情愉悅。不喝酒的時候，他是一個很沉默的人。可能第一次相遇時，他是在家裡喝足了酒再去買外賣的。

朗從未結過婚。自從19歲成為職業飛行員以來，他的行李箱就是他的家。辭職對他的打擊太大了。他從未想過自己會正當壯年時成為失業人士，用喝酒來消磨時間，麻痹自己。也許是因為煩悶和寂寞，讓他與她不期而遇，並把她當成了他的傾訴對象。

……

參加婚禮的有AFAP的主席Brian McCarthy。一幫人坐在後花園游泳池邊的圓桌旁，手持酒杯，神情落寞。Brian說道：「我能做的就是幫助所有辭職的飛行員重新回到駕駛艙。現在國際旅行興起，飛行員緊缺，你們都會有出路的。」

另一個人帶著醉意說：「可惡的霍克，他還是工會出身哩。所作所為只是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力。澳洲人眼都瞎了。難道他們看不出政府的強硬不僅害了一大批飛行員，也損害了澳洲全民的利益嗎？澳洲航空業的衰敗拖累了旅遊業，成了經濟大蕭條的導火索。」

她站在通向後花園的平台上。旁邊一排茶花開得爛漫。

如果沒有飛行員的集體辭職，朗，這個四十歲的有車有房英國紳士會在那個周日走進中國餐館嗎？會寂寞得向英文很爛的她搭話嗎？會萌生出結婚的念頭嗎？

不會，不會，不會。

而她，如果沒有身份、經濟、以及各種困擾，會這麼主動地接近他嗎？會這麼義無反顧地嫁給他嗎？

會的。即使不是身處困境，四面楚歌，若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看到朗，高大勻稱的身材，友善溫暖的微笑，英俊瀟洒的容顏，她一定會停住腳步的。

她想起了張愛玲的《傾城之戀》。香港的陷落成就了流蘇和柳原的傳奇。澳洲飛行員的集體罷工何嘗不是成全了她和朗的婚姻。

上天待她真好。 經過冬季的嚴寒，她終於可以在墨爾本這片充滿陽光和雨露的土地上紮根了。這裡將有一個屬於她的家。有朗，有四季飄香的花園。

那是一個多麼神奇的春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