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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於 ：2024-11-20 12:17
文/清簫
筆者近日在臉書等社群媒體上看到網友批評中國傳統文化，一部分觀點認為中國的政治從古至今都糟糕，每提及帝王都無好感。
對於這樣的觀點，筆者表示不苟同。應該分兩方面看：
首先，當今中共國的政治狀況確實糟糕。回顧古代，君權主體上呈強化趨勢，過程中確實生出一些受詬病的制度，如明之廢相，清之設軍機處。
但另一方面，需全面了解中國政治從古至今的變化以及傳統思想，應知古時大思想家與政治家們對君主有極高的標準，也努力約束君權，有時踐行得好，有時不好。實在不宜將所有髒水都潑到傳統文化上。特寫此文，為傳統文化辯護，簡評歷代治國，正說君臣之道，並列舉今人對歷史的一些誤讀。
物極必反，峰頂往往也是懸崖。中國政治發展到清朝時走向極端了，清亡是順應時代的需求，但有人以為以前的朝代都和清朝差不多，這是不對的。
清末至民國初，有許多中國人陷入迷茫，甚至民族自卑。學習西方民主、思想、文化是應該的，但一部分學者過度批判中國傳統，造成文化自信缺失，20世紀初所謂「新文化運動」有一些主張是瘋狂且不合理的，引發很不好的影響，導致共產主義在中國膨脹。幸有一些國學大師及政治家看清「新文化運動」的惡劣，如錢穆和蔣介石，深知傳統文化的可貴並致力傳承。
中共竊國後，吹噓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並發動文革全面破壞傳統文化，後假借弘揚傳統文化之名加強所謂「愛國教育」，將愛黨與愛國捆綁在一起，迷惑國民。這相當於先放火再滅火的強盜行為，而且，中國古代的輝煌跟它有一毛錢關係嗎？
現在一提起中國古代，有人就想到「奴才」，而且將政治視為貶義詞。實則不然。以前士大夫和百姓的責任包含糾正君主，中國古代一直都鼓勵並讚揚敢諫的精神，士大夫享有很高的尊嚴。
堯舜時施行禪讓制，虛心納言，言論自由。《呂氏春秋》記載：「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四千多年前，堯帝常擔憂自己執政有錯，設一面鼓在門外，任何人都可以擊鼓進諫；舜帝在路旁設立木牌，民眾都可以在上面寫意見，指出他的過失。
君為客，天下為主，這才是君道。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在《原君》中說：「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
君主的責任原本應是不顧自己的損失而為天下人貢獻，所以君位不該是一種誘惑。堯舜時代，賢士把權力看得很淡，那時有一位智者叫許由，堯想將天下讓給許由，他卻躲避到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後來想安排他擔任九州長，他覺得耳朵受到污染，於是跑到潁水邊洗耳。到商朝時，商王湯想讓位給務光，被務光拒絕。
早期的君主就像接了賠本產業的義工，且這一產業不屬於他們，其職責就是惠及全民、造福天下，吃力不討好，所以君主受天下人敬仰是不過分的。黃宗羲說：「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為過也。」君主本來不該是貶義詞，是後人對權力的慾望扭曲了其內涵。打個比方，試問各位討厭金錢嗎？錢是每個人的生活必需品，人人都靠它吃飯，其中好人用它行善，貪婪者為求財而行惡，難道說錢是骯髒之物嗎？君權同理。關鍵在於對君權的制約有多大，君主是否達到應有的標準。
黃宗羲也批評了後世的君主以及觀念的變異，稱：「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
他並講到臣民對「不合格」君主的態度：「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古代儒家的有識之士不主張愚忠和小儒的迂腐觀點，若君主已到夏桀、商紂的地步，則應該受到討伐。
黃宗羲還說：「是故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如果真正明白作為君主的責任，自然會讓位於他人，拒絕接替君位的人也不算多麼超凡脫俗；而有些人正因為不明白做君主意味著什麼，才會爭權奪勢。
順便一提，先秦儒家雖尊君，卻也輕君，譬如《孟子》有一句名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主本來就是為社稷和百姓貢獻的。再舉《孟子》中非常有趣的一例，有一次孟子問齊宣王，有個人要去楚國，先將妻子和孩子託付給朋友，請他照顧，但回家後發現妻兒受凍飢餓，該怎麼辦？齊宣王回答：「棄之。」（和這個朋友絕交。）孟子接著問，士師若不能治士，該怎麼辦？齊宣王回答：「已之。」（撤掉他的職。）孟子又問，如果「四境之內不治」，該怎麼辦？這一問題意在引導齊宣王意識到君主的責任，若按照前面的邏輯，這樣失職的君主也應該下台。但齊宣王不敢回答，只是「顧左右而言他」。這從側面說明，儒家思想是對君主的約束，然而當時君主未必愛聽。
中國傳統文化中雖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民主，但含有民本以及修身、德政理念，即使在近現代西方人眼中也是珍貴的，例如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就是孔子的「粉絲」。道德是政治與治國的本，道家、儒家均看重本，後世談政治的人往往捨本逐末，實在可惜。
關於治國的境界，筆者認為法家不如儒，儒不如道。以下梳理歷史脈絡：
堯舜禹之後，夏朝開啟世襲制，雖不如禪讓制的時代，但夏、商、西周三代統治鬆散，地域局限，政治和人心遠比後世純樸。西周之後，東周亂世是歷史上的一次大考驗，若將中華文明比喻為一個人，那麼春秋戰國好比一次修鍊過關的過程，有人堅守先賢的價值觀；有暴君亂臣不守，禮崩樂壞，在動蕩中看人心的擺放，考驗中華文化能否延續。幸運的是，文明得以延續，中原人不至於披髮左衽，儒家、道家、墨家、縱橫家、兵家、法家等百花齊放，東周可謂思想最活躍的時期。到戰國末，法家思想脫穎而出並為秦國統一六國起到重要作用。
然而法家適合爭霸集權，它不同於今天民主國家的法治思想，其中包含帝王馭臣之術，主張嚴刑峻法、霸道、權謀，已距黃金時代的標準甚遠。宋代徐誼發表過一段言論：「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宋史》）如果人人能行大道，退而行德政、禮樂，何需靠術、勢治國？按老子《道德經》的觀點，「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需要孔儒呼籲恢復德政、仁義與禮的社會顯然已經退步，何況需要法家的時代。秦朝興於法家，也亡於法家。
應認可法家公正的一面，譬如即使是變法者商鞅本人也要嚴格遵守法規，但法家也包含加強君主集權的部分，不宜過分偏重。西漢吸取教訓，初期效道家無為而治，休養生息，開創文景之治。自漢武帝起，儒家與法家兼取，王道與霸道雜用。
有人可能會很快聯想到所謂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這正是現代常見的誤區，實際上漢武帝以後並未獨尊儒術。漢宣帝偏愛刑法，曾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住德教，用周政乎！」（《漢書》）而漢元帝則喜愛儒家。漢朝以後直至清朝，在治國方面嚴格而言也沒有獨尊儒術，很長時間是外儒內法，亂世往往行霸道，所以有些黑鍋不該由儒家來背。而且秦以後的儒家思想和先秦儒家有所不同。
假如中國歷代都能真正落實儒家治國，結果或許會更好。道家在後世看來過於理想，但道家確實最為高明。而法家一旦運用得心應手，若不注重修身，則易使帝王上癮，充當無形的利刃，和限制君權背道而馳。
現在有人談中國古代史，提及君臣關係時喜愛片面渲染恐怖，且以為臣為君之奴才，這樣說是不準確的。五千年間，君臣和睦與君主高壓兩類例子都有，豈能以偏概全？
儒家講的君臣之綱最初也非主奴關係。可參見董仲舒《春秋繁露》：「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秋為死而棺之，冬為痛而喪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此處提出三綱，臣如地，君如天，天覆蓋地，地持載天，這是相互依存的關係，好比水和舟。《春秋繁露》還稱：「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將君與臣比喻為陽與陰的關係。後世大儒講到三綱，往往強調作為皇帝的責任和表率，不是單方面的絕對服從，如南宋理學家真德秀《大學衍義》說：「君為臣綱，君正則臣亦正矣」，首先帝王自己要正，臣盡臣的本分，君也要盡君的本分。
秦以前不算大一統時代，君臣、君民距離較近，尤其周朝各諸侯國享有很強的獨立性，列國接近小國寡民的狀態。那時人才流動性強，「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左傳》），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人才大可不必巴結君主。即使在秦漢大一統時期，大臣在皇帝面前也不卑下。但後來總體上呈君強臣弱的趨勢，至明清尤為顯著。
君臣關係的一個重要表現在於皇帝和宰相的關係。中國傳統重視禮賢下士，求賢若渴，皇帝在宰相面前應當謙遜。漢朝君臣在上朝時，見到宰相走進，皇帝要站起來（《文獻通考》稱：「丞相進，天子御座為起」）。宋朝以前，宰相面見皇帝時都是坐著的，所謂三公坐而論道，唐朝還會為宰相賜茶。
宋朝是宰相地位變化的重要節點，宰相上朝時必須站著。到了明代，朱元璋索性廢相，從此再無宰相，而且大臣見皇帝時要跪下，如果跪累了，允許坐著休息一會兒。清朝要求大臣一直跪著，連坐一會兒的機會也沒了。
以上是就禮儀變化而言，下面講制度。
譬如，漢朝的宰相對皇帝構成很大牽制，有一套完備的制度。提起宰相，人們往往聯想到一個人或一個職位，但其實宰相身後代表龐大的政府機構，皇帝怕宰相未必都是怕人，而是怕制度。漢朝宰相府以下有十三曹，一個曹類似一個部門，可謂是宰相的秘書處，當時全國政事都經過十三曹彙集於宰相一人。和宰相近乎平起平坐的是太尉和御史大夫，合稱三公，宰相負責行政；太尉負責軍事；御史大夫負責監察，相當於副宰相。
唐朝宰相制度不同於漢朝，最大的變化是將相權一分為三。漢朝宰相是一人在其他官員輔助下行政；唐朝宰相不是一個人，而是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三大部門，合在一起才能稱為宰相。
儘管如此，唐朝宰相依然有很大的權力，其中，政府所有最高指令均由中書省發出，被稱為「敕」，須經過皇帝批准，卻不是皇帝寫的。其流程是，中書省擬稿後給皇帝看，皇帝如果同意就拿御印蓋個章，寫幾句批示。宰相所擬的旨已經是定稿。
中書省發布的詔書不會立即執行，還須門下省審核，若覺得不合適，門下省可以將其駁回，稱作「塗歸」。只有當門下省通過後，詔令才算生效。這是又一層對皇帝的制約。
宋朝與唐朝不同之處在於，宰相不是將定稿交給皇帝，而是先寫札子向皇帝遞呈建議，被稱為「面取進止」，皇帝發表意見，之後宰相依照皇帝的意見擬旨。這意味著相權在宋朝削弱。
即便如此，只要有宰相，就會對皇帝構成很大制約。皇帝雖一直在萬人之上，但制度並沒有賦予其為所欲為的權力。譬如宋寧宗在位時，頻繁以手札下令，激起群臣不滿，因為依照制度，政令應出自中書省，就算是皇帝也要按流程辦事。那時有大臣批評宋寧宗繞過宰相府行事，「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宋史》）
君權與相權一直存在矛盾，時而配合和睦，時而結下深仇。明初發生胡惟庸案，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採取極端的方式解決君相矛盾——廢除宰相制度。至此，皇帝的障礙比往朝少了許多。明太祖雄才大略，治國勤政，包攬宰相原本要做的政務，是典型的工作狂，並要求子孫後代都像他一樣既當皇帝又當宰相。這當然不現實也不會長久。後來明成祖成立內閣，召解縉等才士參預機務，類似皇帝的顧問與秘書。儘管內閣大學士被俗稱為宰相，但權力比宰相小。內閣大學士本身只是五品，往往由六部中某位尚書或經筵講官兼任。
明成祖後，宣宗朝發生轉折，形成這一新流程：大臣議政，將題本交到內閣；之後內閣票擬，即起草聖旨；之後交給皇帝看，皇帝若採納，便用紅筆抄一遍，稱為批紅。此時聖旨尚不能生效，須經過六科審核，六科有權封駁聖旨，制約皇帝，聖旨必須經六科通過才能生效。通過後，六科若認為聖旨不足，發給六部時可以進行「科參」，即寫下執行時的注意事項，代表六科的意見。顧炎武《日知錄》稱：「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給事中駁正到部，謂之科參，六部之官無敢抗科參而自行者」。
明宣宗後，這一流程基本上一直延續。後來明世宗、神宗長年不上朝雖受詬病，但事出有因，當時的政府運行已不同於明初，政事交給內閣即可，期間內閣大學士近乎權傾朝野。
明宣宗開啟這一輕鬆的決策模式有利有弊，不宜過於苛責，最主要的原因還在於明太祖廢相。世襲的皇帝德才參差不齊，如果能力平庸且精力不足，最好少折騰，宰相才應該在行政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清朝保留內閣，未恢復明以前的宰相制。雍正設立高度機密的軍機處、秘密建儲制，這是以前沒有的機構和制度。清朝的君臣關係牽涉滿漢矛盾，雖重用不少漢人，但最高機密文件由滿文書寫，滿官仍佔據不平等優勢。
整體風氣上，君臣關係越往前越好，具體因人因事而異，不能說絕對，只是概括。
秦始皇待大臣不差，不忘恩義，自知犯錯後對王翦謙遜道歉，能包容並重用李斯。
漢朝和大唐，筆者認為用「恢宏氣象」形容最貼切，政治、文化給人印象都是很大氣的。譬如漢文帝與周亞夫留下佳話，這是皇帝與武將關係的典範。隋唐的政治、文化、民族融合、民間風氣都有魏晉南北朝的影子，包容性強，可謂胡漢一家，唐代皇帝有時也行北方游牧民族的禮節。
唐太宗治國放得很開，他的文臣武將個個充滿個性，魏徵是顯著代表，他的作風就是坦誠直言，不怕得罪。據《資治通鑒》，魏徵曾對唐太宗說：「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意思是他希望自己做良臣，而不做忠臣。需要忠臣出現的時代反而是不好的時代，因為要冒生命危險講出逆耳忠言，所以最好形成言論開放的政治環境，皇帝賢明不昏，大臣只需各做好工作即可，因此魏徵說：「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逄、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唐太宗確實也在君臣融洽上做得好。唐朝的皇帝整體上是不強勢的，甚至中晚唐藩鎮割據嚴重，君成為較弱一方。
北宋待文臣不錯，皇帝沒有暴戾的，但政壇人事變動頻繁，主要歸因於變法派和守舊派的對立。南宋、北宋都弊在抑武，明朝中期後也有此問題。
明、清變化最明顯，明太祖開了一個政治高壓的頭，到明仁宗時君臣關係有所緩和。明朝君臣關係最好的時期是仁宣之治以及弘治中興，明仁宗、宣宗既勤政精明也不剛愎，聽取「三楊」等良臣的獻策，君臣關係和睦；明孝宗朝中也充滿正氣。武宗、世宗、神宗君臣對立之激烈在整個古代史上都是突出的，問題主要出在皇帝上。明朝愛用廷杖極不好，俗話說刑不上大夫，廷杖、錦衣衛都是摧殘士大夫的。然而明朝長期形成了士大夫以敢言為榮的風氣，越敢和皇帝爭辯，甚至寫奏疏批評皇帝，越受天下人尊敬。
清代君強臣弱最顯著。有利的一面，譬如清朝皇帝普遍勤政盡責，平均水平算是歷朝最優秀之一，而且康乾盛世成就卓然。但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清朝政治風氣冷峭高壓。康熙帝寬仁，而雍正強化了高壓控制臣民的風氣。乾隆前十三年相對寬厚，十三年後改以鐵腕治國，嚴酷之風達到頂峰，導致大臣如履薄冰，敢言者少。即使是精明賢臣、三朝元老張廷玉，也在官場上活得戰戰兢兢，還險些晚節不保。
雍正、乾隆很精明，他們在位時，奸臣瞞不過他們，所以治國基本上沒出太大問題。但冷峭風氣的弊端到晚清就顯得格外突出，導致官場普遍圓滑，明哲保身，說套話、不說話居多。
清朝文字獄、強制剃髮留辮是對臣民身心的巨大摧殘，削弱士人骨氣，脊梁骨硬的文人往往隱藏民間。元朝雖也是征服漢人的外族政權，卻不至於如此高壓嚴酷，反而較鬆散開放。明清以前很少發生因文字獲罪的案件，清朝比明朝嚴重，明朝成祖以後政治氛圍已經變得寬鬆，晚明言論更奔放自由。清朝禁書也很嚴重，數據上看，清朝禁書總數是明朝的12.6倍。古代有此現象是不好，但我們也實在不應以為所有朝代都和清朝一樣。
論制度，最好的時期當推漢、唐。在秦以前，相原本是副官；自秦漢起，相變為皇帝的副官，同時是中央政府的最高官。皇帝是全國最高元首，而實際管理國家的是宰相，原本應是這樣的關係。皇帝世襲註定子孫良莠不齊，即使英明也必然犯錯，所以最好不要過分干預宰相。再看唐太宗和唐玄宗，在鑄造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重要因素中，宰相的作用大過帝王的作用，唐太宗說他不贊同像隋文帝那樣「性至察而心不明」，事必躬親未必是好事，唐太宗的實際做法也是發揮各臣的配合作用。
北宋程頤有言：「天下治亂系宰相」，但在清代，崇拜程頤的乾隆卻說，治國最重要的怎麼是宰相呢，應該是皇帝才對。可見觀念的變化。
現在中國大陸將中國傳統政治貶低為君主專制，這是不準確的。從上文對制度的介紹不難看出，在古代，權力並非集中於君主一人，也不算是獨裁，至少並非所有時期都是。說君權呈強化趨勢是爭議較小的，或者可以說存在特權與不平等。明清以前君主一直和宰相共治國家，雖君主是上級，宰相卻也享有很大的議政權，而且許多不太重要的政事無需請示君主。即使在明清，也不適宜一概貶為皇帝專制。
以上是就制度論，問題在於，過去如果皇帝違規或不賢，大臣往往不能換掉他或懲罰他，通常是勸諫，除非到極惡劣的地步。懲罰並非沒有，只是太少，往往需藉助朝中勢力、太后等，或直接以戰爭改朝換代。暫不論亂世特殊時期和奪位例，太平盛世中比較典型的是霍光廢帝，漢昭帝駕崩後，昌邑王劉賀繼位，荒淫無道，輔臣霍光因此報請太后廢掉其帝位，昌邑王在位僅27日。秦漢以前也有一例，商朝有個名叫太甲的王昏庸無能，宰相伊尹將其流放到桐地，讓他反省長達三年，後來太甲悔過自新，於是得以復辟，從此以德治國，改變為明君，這件流放君主的事幾千年來受文人稱讚。伊尹和霍光的條件非人人能具備，也非人人敢為。
然而君與臣孰強孰弱不能作為評判一段歷史時期的唯一標準，所以要看具有穩定性的制度。像漢獻帝、唐昭宗的情況屬於失勢，不能說明就該那樣，所以重點談普遍狀況，而不細說太多事例，因為有些事例牽涉手段和勢力，那不是制度。
可能有人會認為筆者將古代讚美得太好，而筆者想說的是，以前的制度在當時的環境確實有值得肯定之處，其制衡與監督並不差，但為何有黑暗的事發生？雖制度有漏洞，但歸根還是人心的問題。
通常一個朝代從開國到盛世政通人和，嚴守規章，後來流於形式，官場腐敗，走向衰落。法典和制度從頭到尾都差不多，怎麼從盛到衰變化如此大？大家知道唐玄宗前期善用賢相，姚崇、宋璟、張九齡等均德才兼備，後來任用能力同樣不差的李林甫，他表面上認真工作，也基本上遵守規章，卻喜愛諂媚，私下打聽玄宗日常，然後再順著玄宗的意思講話。玄宗本來是一精明皇帝，然而順耳的蜜語聽多了，對李林甫十分喜愛，縱容他誤國多年。試問，什麼能阻抑一個人的城府呢？
中國傳統思想有個重要特點：對自覺的要求高，先修身，再齊家治國，且重視內省。它看似是一種理想化狀態，然而大道至簡，若能堅持實踐，其實是一條直接治本的捷徑。凡從政，修身在先，這個修不是單單讀書學知識技巧，而是長時間的修心，是時時不忘內省。
據《帝鑒圖說》，周武王聽大臣師尚父說，有一本丹書含有國家長治久安的道理，之後他齋戒三天，恭恭敬敬地站著聽師尚父講述丹書的道理，牢記於心，並在席上、桌上、鏡子上、洗臉盆上、殿柱上、門窗上銘刻，隨處提醒自己，還要讓子孫未來都看到。如此時時內省的毅力和謙遜向大臣請教的態度，是周武王能使周朝國祚長久的重要原因。
修身和內省需要堅持，若一段時間修而後來懈怠，很容易前功盡棄。許多人爭當政客，卻不堅持修身，捨本逐末，終究成不了大政治家，過去讀書人都讀聖賢書，有人修心實踐，有人只求功名，結果一定是有差距的。明代王陽明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他悟到「致良知」、「知行合一」、「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他做官、解決棘手問題、打仗樣樣在行，近乎全能，與此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治國之道、聖人之道，最終要向自己的心裡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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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一個網名為「Ares」的中國遊客在「小紅書」上發布了三段使用無人機近距離拍攝澳洲海軍軍艦的視頻。引發了網路熱議和澳洲參議員Malcolm Roberts的關注。 Read More
更新於 ：2024-12-20 03:12 12月初，三名台灣總統府當值憲兵因向中共特務提供機密遭到抓捕，之後中共滲透台灣網紅的種種跡象也被媒體爆出，再次引起台灣輿論對中共滲透及《反滲透法》界限的討論。 從中共誕生以來，統戰與滲透一直是中共非常重要的戰略手段，從未放鬆過。上百年來，其滲透能力堪稱登峰造極，幾乎就是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無往不勝。中共當局不僅依靠統戰與滲透成功地將國民政府趕到了台灣，還將全中國百姓拿捏得服服貼貼。 西方政客的幻想曾造就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中共的統戰與滲透也隨著中國製造的廉價產品全方位地蔓延到了世界各國，並順利地在各級政府、學術領域，甚至地方社團中埋下種子，打下了長期盤踞的基礎。 而散布在世界各國的台灣社團從來就是一個重災區，在民主環境里成長的台灣人並沒有天生的免疫力，一些單純的台灣人往往在有意無意間被利用了、被滲透了，被統戰了，卻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墮落在紅色的枷鎖之中。 每當人們提到中共的統戰與滲透就會聯想到特務與間諜，其實統戰與滲透的範圍極其廣泛，廣泛到不能簡單地用「間諜」的概念來分析論述。 比如說，一些有點影響力的台灣人常常會公開提醒台灣商人，不要在中共不喜歡的媒體上刊登廣告，或避免發表支持台灣政府的言論，美其言曰出於「好意」或「保護僑胞」，其實他們已經在中共的戰壕里，替中共的統戰與滲透發揮影響力了。讓人產生恐懼或自覺宣揚「中國好故事」，都是紅色滲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很多海外華人，包括台灣人或東南亞的華裔難民，他們的政治立場往往會隨著中共影響力的變化而相應發生變化，有些人從反共走向親共，之後又宣稱反共，自由世界給了他們自由思想的空間，但他們是否真的能在立場的改變過程中擺脫中共勢力的束縛呢？那就只有天曉得了。因為中共統戰與滲透的力量就像癌細胞，具有頑固的持久性，有時活躍、有時潛水，當沾惹上後想洗心革面就沒那麼容易。 在澳中經濟處於蜜月的年代，澳洲只看到了滾滾而來的金錢，卻沒注意到中共的金錢是一把雙刃劍，它既減輕了澳洲的經濟危機，也削弱了澳洲的立國基礎，澳洲政府在中共的玩弄下幾乎成為了一堆木偶。譚寶政府最終反戈一擊推出了「反滲透法」，氣焰囂張的中共和統會也不得不偃旗息鼓。中共的紅色勢力就此消亡了嗎？當然不會！那張滲透的網路不是一天建成的，也不可能在一天內轟然瓦解，該鋪墊的早已穩妥，該下的種子也已紮下了根。 英國王子邊上埋著紅色地雷，中共軍人擠進紐西蘭國會，泛紅憲兵在守護台灣總統府，類似的情形比比皆是，澳洲也絕對不會例外，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區別只在於何時才被發現，西方民主社會的一大特點就是後知後覺。 中國人的群體很簡單，親共與反共都是擺在檯面上，多多少少都對澳洲主流產生影響力，其它的絕大多數社團都保持低調，明哲保身，見風使舵，意見統一。 與中國社區相比，台灣社區反而顯得比較複雜，那是因為各台灣社團在對台灣的定義上有著差異。 在歷史的演變過程中，海外缺乏具有影響力的台灣本土社團代表台灣人發聲，一直被認為是台灣人聲音的社團並非來自台灣，那是一些民國初期就開張的百年老店，「XX堂」，或「XX會」，以及逃離共產極權迫害的難民組成的「越緬寮」團體，他們都曾接受了中華民國文化教育，本質上捍衛的是中華民國。當中共和統會在全世界粉墨登場後，首當其衝就是對這些社團進行統戰與滲透，遺憾的是無一能夠倖免。… Read More
新的482「需求技能簽證」(Skills in Demand, SID) 相關的法規於2024年12月7日生效，由於細節不多，僱主和簽證申請人必須留意簽證的新要求。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將不會有新的子類別。需求技能簽證將與臨時技能短缺簽證使用相同的子類別號碼「482」，但這絕不是簡單的重新標籤。 任何在12月7號之前提交的482簽證申請不受這些變更的影響。 需求技能簽證有三個流派：專業技能流、核心技能流和勞工協議流。前兩個流派取代了中期和短期流派，這意味著該簽證更注重高低收入之間的區別，而不是長期和短期的職業短缺。勞工協議流將有效保留現有標準。至於針對低薪但關鍵職業的基本技能通道的命運，則無法預測。計划進入該流派的職業可能會通過勞工協議獲得。 主要法規不僅修訂了482子類簽證，還包括相關的提名、贊助義務和僱主提名的永久簽證。只有關鍵方面被突出強調。 該法規的大部分內容涉及修訂現有法規，將子類的名稱從「臨時技能短缺」改為「需求技能」，例如，與簽證取消、退款和某些家庭成員豁免的規定。然而，這項新簽證還有許多重要方面。 收入門檻 取代臨時技能移民收入門檻 (TSMIT) 的將是1994年移民法規中設定的兩個收入門檻： 1.…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