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4-04-20 13:13
文/清簫
1903年,上海一家小報社刊登的內容令清朝政府氣急敗壞。文中直呼光緒皇帝載湉的大名,寫道「載湉小丑,未辨菽麥」,在清廷看來最為扎眼,視其為辱罵皇上的大逆之言。其餘文字也句句充滿反清與革命色彩。於是清廷在密電中催促官員:抓,一定要抓!
這家報社名叫「蘇報」,最初在上海新聞界並不起眼,但自1900年起面貌一新;1903年,《蘇報》聘章士釗為主編,以及章太炎、蔡元培等撰稿人,內容驟變犀利,一時震動中外。
該報推介的兩部著作最令清政府恐懼,一是鄒容的《革命軍》,另一部是國學大師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上述「載湉小丑,未辨菽麥」八字即出自《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兩書不過是兩本小冊子,卻有劃時代的意義。《蘇報》將《革命軍》譽為「今日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還有人將《革命軍》比作中國的「人權宣言」。
當時《蘇報》位於上海租界內,清政府不便直接動手,需要求助於西方,於是走法律流程式控制訴報館人員,並要求美國人關閉該報館,希望租界當局交出這幾個「反賊」。倘若這幾位執筆人被引渡,後果可能不堪設想,因為依照《大清律例》,「凡謀反及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
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蘇報案」就此拉開序幕,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在法庭上打響。
開庭後,代表清政府的律師古柏控告《蘇報》「污衊政府朝廷」及「大逆不道」罪,被告人為章太炎、鄒容、錢允生、程吉甫、龍積之、陳范六人。
章太炎精通文字學,自然不會輕易妥協。他辯護道,把光緒皇帝稱為「小丑」不算是辱罵,因為「丑」有「類」的意思,所謂「載湉小丑」意為「載湉這個年輕人」。
由於該案由外國人主要操作,而且按照西方民主國家的法律,這六名被告不會被重判,清政府便打起引渡的主意。但外方對中國司法不信任,因此引渡化為泡影。
不過清政府不甘放棄,於是尋找另一個突破口,即指控章太炎、鄒容「登報著書,擾亂人心」,希望能找到《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和《革命軍》危害中國社會的證據,卻依然行不通,而且意想不到的是證詞趨於對被告人有利。
案件處理期間,主審官中途換為上海縣令汪瑤庭。汪瑤庭急於重判,單方面宣布章太炎、鄒容被判永久監禁,激起英國副領事的抗議。之後外方駁回了汪瑤庭的判決書。
當時全球許多媒體都在關注此案,上海租界當局和外國大使面臨來自清廷和外國輿論兩邊的壓力,一方面他們和清廷有長期利益關係,另一方面也要考慮言論自由的價值觀。租界的西洋諸國及日本大使專為此案開會,討論是否要對章太炎、鄒容定罪;若定罪,又該如何判。中外雙方交涉長達數月,1904年5月21日最終宣判,清政府放棄重判要求,但外方也支持定罪,結果是:鄒容監禁二年,章太炎監禁三年,罰作苦工;錢允生、程吉甫、龍積之釋放。
總的來說,外國在蘇報案中的作用有功有過,至少避免了引渡的後果,但逮捕與判刑實在不是輿論所樂見。自蘇報案起,中國革命黨人名聲傳遍世界,比孫中山倫敦蒙難的影響更大。此案讓全世界都看到章太炎、鄒容的言論,外國民眾為二人因言獲罪抱不平。
清政府的打壓收到了反效果,《革命軍》一時成為暢銷書,銷售多達110萬冊,價格高達每本20多兩銀子。20兩不是小數目,要知道,清朝維持生活的開銷為平均每人每年5兩銀子。官方越想禁,民眾越好奇,輿論影響越廣,最終吃苦果的是政府自身。
獄中,章太炎與鄒容相互砥礪。章太炎吟詩贈鄒容:「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洲。快剪刀除辮,干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宜摻手,乾坤只兩頭。」讚揚鄒容廢寢忘食的反清救國精神,並表示一定要並肩撐住。鄒容隨後和道:「我兄章枚叔,憂國心如焚。並世無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淪地獄,何日掃妖氛!昨夜夢和爾,同興革命軍。」
可惜鄒容沒能撐到出獄,因飽受折磨而生病,於1905年逝世,年僅20歲。其死因至今仍是謎,疑似遭人下毒。章太炎在《鄒容傳》中稱:「往撫其屍,目不瞑。內外嘩言,西醫受賄,下毒藥殺之,疑不能明。」南京政府成立後,孫中山以陸軍大將軍陣亡例賜恤鄒容。
《革命軍》和《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相當於辛亥革命前的號角,以文字形式敲響了清朝的喪鐘。
《革命軍》的宗旨、內容和特點是什麼呢?為何在當時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
在此引用《蘇報》對它的評價:「其宗旨專在驅除滿族,光復中國,筆極犀利,文極沉痛。若能以此書普及四萬萬人之腦海,中國當興也勃焉」。孫中山說,《革命軍》「為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者大。」
全書可分為章太炎所作序、鄒容自序和七大章九個部分,淺顯易懂,熱血澎湃,雖然有不成熟之處,但列出了簡單而較完整的民主共和國綱領。書中說:「謹模擬美國革命獨立之義,約為數事」。其中筆者以為最關鍵的幾點是:
「各人不可奪之權利,皆由天授。」「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屬天賦之權利。」「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論、思想、出版等事。」
「區分省分,於各省中投票公舉一總議員,由各省總議員中投票公舉一人為暫行大總統,為全國之代表人,又舉一人為副總統,各府州縣,又舉議員若干。」
「無論何時,政府所為,有干犯人民權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舊日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樂之心。」
「定名中華共和國。」「中華共和國,為自由獨立之國。」「自由獨立國中,所有宣戰、議和、訂盟、通商,及獨立國一切應為之事,俱有十分權利與各大國平等。」
「立憲法,悉照美國憲法,參照中國性質立定。」
可見鄒容在思想上確實為中華民國建立做了良好的鋪墊。
鄒容該書的文字適合大眾閱讀,但他擔心缺乏文采,受讀者詬病。所以寫完該書後,他特意請章太炎修飾。章太炎看後認為無需修飾,保留這般直率、豪放、通俗的文字,才能廣為流傳。
於是章太炎由鄒容對「不文」的擔憂談起,作了一篇精彩的序,為《革命軍》的通俗直率辯護。
該序開篇寫道:「蜀鄒容為《革命軍》,方二萬言,示余曰:『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辭多恣肆,無所迴避。然得無惡其不文耶?』余曰:『凡事之敗,在有其唱者而莫與為和,其攻擊者且千百輩。故仇敵之空言,足以墮吾實事。』」章太炎認為,仇敵的空言足以破壞實事。
其後講到滿清竊國二百六十年,施行文字獄打壓漢人,反清的骨氣逐漸消淡。原文寫道:「夫中國吞噬於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詐暴之工,人人所身受,當無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尚有呂留良、曾靜、齊周華等,持正義以振聾俗,自爾遂寂泊無所聞。」
呂留良、曾靜都是反清志士。呂留良是明末清初文人,明亡後不願入仕,削髮為僧。他去世後,其崇拜者曾靜傳播抗清思想,遊說將領謀反,被告發後入獄並被殺害。此事牽連呂留良的學生,呂留良因此遭開棺戮屍,著作也遭焚毀。齊周華是文字獄的受害者,他撰文稱讚呂留良,並指出清廷焚毀其著作不妥,卻因此入獄並遭受酷刑。乾隆年間出獄後,齊周華仍不放棄,遞交《為呂留良等獨抒己見奏稿》,後遭凌遲處死。章太炎稱,自乾隆以前還有這些勇士「持正義以振聾俗」,然而「自爾遂寂泊無所聞」。
章太炎隨後寫道:「吾觀洪氏之舉義師,起而與為敵者 ,曾、李則柔煦小人;左宗棠喜功名、樂戰事,徒欲為人策使,顧勿問其韙非枉直,斯固無足論者。乃如羅、彭、邵、劉之倫,皆篤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閩而金溪、餘姚,衡陽之黃書日在幾閣,孝弟之行、華戎之辨、仇國之痛、作亂犯上之戒,宜一切習聞之,卒其行事,乃相紾戾。如彼材者,張其角牙以覆宗國,其次即以身家殉滿州,樂文采者則相與鼓吹之,無他,悖德逆倫,並為一談,牢不可破。故雖有衡陽之書,而視之若無見也。然則洪氏之敗,不盡由計畫失所,正以空言足與為難耳。」
他提到的洪氏指引領太平天國起義的洪秀全。曾、李指鎮壓太平天國的曾國藩和李鴻章。羅、彭、邵、劉指羅澤南、彭玉麟、邵懿臣、劉蓉,這四人都參與過鎮壓太平天國。洛、閩指程朱理學;金溪、餘姚指陸王心學。衡陽指清初主張反清復明的思想家王夫之,《黃書》是其著作,強調華夷之辨,認為「華夏之於夷狄,骸竅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絕乎夷狄」。「日在幾閣」意思是每天放在書桌和書閣上。知曉這些字詞的含義後,以上段落就容易理解了,章太炎意在批評這群維護清朝的所謂人才,他們儘管受過良好的教育,經常讀王夫之的《黃書》,但實際行為跟所學完全不一致。洪秀全反清失敗,原因之一就是仇敵空言「足與為難」。
之後章太炎感慨:「逐滿為職志者,慮不數人,數人者,文墨議論,又往往務為蘊籍,不欲以跳踉搏躍言之」,所以中國正需要鄒容《革命軍》這樣奔放、激昂、通俗的文章,就是要「震以雷霆之聲」,否則不足以喚醒嚚昧的世人;如果不易懂,則難以被市井群體接受。
該序結尾提到,革命的使命不僅包括驅逐滿清、光復中華,更重要的是改革制度。原文說:「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容之署斯名何哉?諒以其所規畫,不僅驅除異族而已,雖政教學術、禮俗材性,猶有當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點出和以往改朝換代不同,也要改變政教學術、禮俗材性,學習西方民主。
最後寫道:「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餘杭章炳麟序。」為何說「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呢?這是因為章太炎不承認清朝年號,所以從西元前841年周朝周公、召公開始共同行政的時間算起,截至1903年5月,相隔2744年。《史記》記載:「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因為周厲王不行仁政,所以民眾揭竿而起,厲王出逃,此後國家大事由周公和召公共同執掌,直至周宣王即位。西元前841年那時叫共和元年,是中國歷史已知有確切紀年的開始。
章太炎此序恰好和鄒容的文字形成互補,面向不同文化水平的大眾,其實際效果正如章太炎序中所言「義師先聲」、「恢發智識」,啟發許多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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