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史家與媒體

更新於 ：2024-04-15 10:28

文/清簫

今天的新聞即未來的歷史。現在全球每天都有上萬條新聞值得關注，但不是所有事件都值得進入未來的史冊，我們今天回看史書，道理也是如此。

現代記者與過去兩類人相似，一是史家，二是聖人。記者負責向當代人傳遞社會的即時消息；史家負責向未來人傳遞歷史的鏡子；聖人負責傳遞神意。古人造字很有講究，早期甲骨文「聖」字由「耳」、「口」、「人」組成，本身就包含聖人的使命，即以耳聽上天之意（悟道），再以口講給人間。此三類人都承擔重要的溝通使命——人與人溝通、古與今溝通、天與人溝通。

在許多人印象中，媒體的標準最主要是真實、公正、及時，實際上媒體應達到的標準比這些更高，媒體人應培養的素養也包含站在未來的角度看新聞，以敏銳的洞察力辨別影響歷史走向的事件與社會現象。某些事現在公眾都討論得熱火朝天，幾百年後將被遺忘；某些事現在不起眼，未來人卻可能寫在歷史教科書中，世代銘記。俗話說，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媒體亦是如此，深度文章或影片足以起到引導時代的作用。這便是以歷史角度思考當下的重要性。

有人說，萬卷史書是留給專業學者研究的，非史學家略知一二即可。確實，無需精通歷史當然也可成為成功人士，而且過去的事現在未必值得參考。但我們讀史，最重要的不是事本身，而是「道」和「變」，用司馬遷的話說，即「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優秀的史家著史，何取何舍，孰重孰輕，即反映其對歷史脈絡的洞見。「道」和「變」也是當今媒體應重視的，真正優秀的專題、人物訪談不會局限於事件本身，過許多年後也依然是珍寶，甚至價值翻倍。

史書的另一今用體現在寫作上。說到這，聊一聊「新新聞學」（New Journalism）與「非虛構寫作」（non-fiction）。

20世紀20 至 60 年代，美國興起「新新聞學」。和「純新聞」不同，「新新聞學」重點強調場景、生動的敘事和對話，向讀者傳遞資訊的同時也伴有美感體驗，可讀性高。「非虛構寫作」是「新新聞學」潮流下的產物，比普通新聞更具藝術性，但也要求真實。「非虛構寫作」可以寫現在，可以寫過去，可以寫社區內鮮為人知的普通人，允許靈活運用各種手法增強戲劇張力，使作品讀起來像小說，同時引導讀者深入往某方面思考。

這類作品的寫作固然不同於史書，但兩者有異曲同工之處，甚至可以借鑒史書。中國古代史書的顯著特點之一便是文學性強，所以說文史不分家，多數史家本身就是大文豪。部分記載吸引力強，無需浮誇，以看似平淡之語即可書寫鏗鏘有聲之文。著史者也一定會強調歷史事件的關鍵之處，正是這些關鍵之筆，引導讀者往深處思考。假如他們能穿越到現代，個個都會是傳媒界的高手。

以下從遠往近舉例。

秦漢以前，《左傳》是史書佳作中的佳作，其戲劇性非常強，善長描述戰爭，而且戰事不單寫軍事本身，還點出了勝敗的關鍵原因。

譬如講城濮之戰，有一段重點寫晉文公教化百姓，子犯在旁提醒說：「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民未知禮，未生其共」。等到晉國百姓安居樂業、誠實不貪，且政府「正其官」，用人順應民意，才能獲勝。講述邲之戰時，《左傳》寫楚國治國有方，選拔有德之士，賞賜不漏功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所以晉國人認為無法抵擋楚國。可見作者洞察力極強，告誡後人影響戰爭的最重要因素。

敘事最重要的是選材、布局、抓重點，《左傳》在這三方面都做得很優秀。本來各種大小事錯綜複雜，像零散的碎片，《左傳》將它們井井有條地綜合在一起，而且寫得跌宕起伏，令人緊張。重耳從逃亡到回國的經歷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穿插寺人披告密以及豎頭須請見的片段，增添了神秘感和緊張感。此外，寫晉靈公不君以及他和趙盾的矛盾也非常精彩，尤其是刺客撞槐自盡那一段，既從側面表現趙盾勤政盡責，令人敬佩，也展現「刺亦有道」的精神。又如晉靈公放狗咬人、提彌明搏獒、靈輒倒戈報恩，寫得變化莫測。

自秦漢起，後世最推崇的正史當屬《史記》。《史記》中最佳篇，依照梁啟超的觀點，是《項羽本紀》、《魏公子列傳》、《廉頗藺相如列傳》、《魯仲連鄒陽列傳》、《淮陰侯列傳》、《魏其武安侯列傳》、《李將軍列傳》、《匈奴列傳》、《貨殖列傳》、《太史公自序》。梁啟超對此十篇評價極高：「肅括宏深，實敘事文永遠之模範」。

比如《項羽本紀》，細節豐富，驚心動魄。項羽一生有許多大事可寫，而司馬遷用筆最多的是巨鹿之戰、鴻門宴和垓下之戰，這三件事恰恰是最關鍵的三大轉折點。特別是鴻門宴，每個人物都很生動，躍然紙上，戲劇性強。

司馬遷還善於透過記載小事暗示人物的未來，前後呼應。《項羽本紀》開篇講到，項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並發表豪言壯語：「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之後學習兵法，然而「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寫他少年時的這些言行，是為了表現他胸懷大志卻性格粗獷，這是他未來成與敗的早期因素。我們看項羽後來打仗時的表現，確實相當英勇，善長布陣，但不長於謀略，這和小時候半途而廢密切相關。

《史記》中項羽破例列入本紀，排在秦始皇、漢高祖之間，反映司馬遷史識卓越。滅秦之功，首推項羽，這是肯定了項羽影響歷史演變的重要地位；但項羽也像秦朝的微縮版，驟興驟亡，所以重點突出他的盛衰經過，和秦朝興亡、西漢開國形成對比，以其為轉折點記敘從秦至漢的脈絡。

再看《魏公子列傳》，其優點在於圍繞信陵君與門客交往的主線寫，相當高明。信陵君一生可寫之事很多，總要主次分明，不能寫成流水帳，司馬遷則重點選擇他最顯著的特點寫，表現他禮賢下士，正因如此，門客甘願拚命報答。

信陵君與孟嘗君、平原君、春申君並稱「戰國四公子」，但《史記》為其他三公子立傳時都不稱「某公子列傳」，唯獨信陵君獲得「魏公子列傳」的待遇。該篇內共有一百四十多處稱「魏公子」或「公子」，字裡行間都流露著對信陵君的敬仰。

文中特意透過事實突顯信陵君關乎魏國存亡：「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信陵君死後，秦國快速蠶食魏國，十八年後就俘虜了魏王，這和《屈原賈生列傳》寫屈原死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異曲同工，均以亡國襯託人才的關鍵，也隱含對當權者的批評。

《史記》其餘名篇也非常精彩，不在此逐一細說，推薦閱讀原文。

二十四史自《史記》始，《史記》之後，其餘諸史也有許多名篇佳作，這裡列舉千年來備受推崇的一段序，出自歐陽修《新五代史·伶官傳》。沈德潛稱讚該序「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

《新五代史·伶官傳》序的敘事先從晉王臨終賜箭寫起，聚焦於小場景，將「鏡頭」對準代表三大遺恨的三支箭。「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於廟。」借晉王之言簡練敘述唐庄宗未來的使命，將過去之事壓縮於三支箭中。

之後繼續圍繞三支箭敘事。「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概括唐庄宗不忘父王遺命，征戰沙場，以雪前恥。

寫到大仇已報，依然沒脫離三支箭。「方其系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講述唐庄宗捉拿仇人，持箭返回太廟告慰父王在天之靈，仍寫小場景，讀者可自然聯想到其軍隊橫掃敵軍之勢。此處一揚，之後陡然一抑：「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彷彿昨日還是盛世，今日竟身死國滅，從「可謂壯哉」到「何其衰也」，作者以濃墨重筆寫盡巨大反差。

之後寫道：「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這是《伶官傳》中最精闢的一段總結，「方其盛也」揚，「及其衰也」抑，天下豪傑與數十伶人對比鮮明，與「得之難而失之易」呼應，一代英雄唐庄宗由盛轉衰的歷史好似上天給他開的玩笑，充滿戲劇感。他是一位音樂天才，與眾伶人在藝術史上留下華章，卻不是個合格的皇帝。

究其亡因，固然包括貪圖享樂，寵幸伶官，但歐陽修也深入思索，反問說：「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字字發人深省。正因唐庄宗這段興亡史令人感慨萬千，所以歐陽修專門在《新五代史》中記《伶官傳》，以引起後世千年警惕。

再看現代非虛構寫作，也離不開記人記事，和「倒三角」新聞不同，可以從任何一個時間、角度或故事切入，取決於作者擬定的主旨，以及想引導讀者思考什麼。

二十四史均依照《史記》體例編纂，有個問題也值得思考：古時史書分不同體，有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等，而二十四史為何均採用紀傳體？試想，若要方便讀者了解歷史大事的始末經過，紀事本末體才是最合適的，而紀傳體有割裂和重複敘事的弊端。

這就要提到過去史家最看重什麼。

所謂紀傳體，即分為紀、志、表、傳四部分（二十四史中《史記》含世家，自《漢書》以後不再用世家，《五代史》除外）。紀、傳記載重要人物的生平，志重點記錄社會、經濟、交通、天文、學術的演變，表則按年代簡單列舉歷史大事。

馬端臨《文獻通考》解釋了紀、志、表、傳體例的重要性：「《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

治史者研究的範圍太廣，數不盡的材料中，需釐清重要性的先後。在古人眼中，理亂興衰和典章經制最重要，必須兼顧。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偏重於記理亂興衰。而紀傳體以紀、傳詳記理亂興衰，又以表、志記典章經制，是其一大長處。

某種程度上，對後世研究者而言，典章經制遠比歷史大事重要。如《文獻通考》所說：「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為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

特殊大事固然重要，但再過幾百年後，人們更想看到的是文明發展中的變與襲，是山崩地裂前的潛移默化。某人做某件大事，必然受到環境的驅動或限制，一時代的政經制度、主流思想、文化風氣，甚至很久以前的，都會悄無聲息地影響社會中的每個人。近現代與古羅馬、古希臘無關嗎？現今許多國家法律體系都以羅馬法為基礎，「民法」和國際私法就是典型例子。

無論古人還是今人，都容易過於重視非常人與非常事，殊不知未來最需要的可能是常人常事。今人讀史時埋怨二十四史為何不把「志」記得更豐富些，現在還原古時社會全貌需要結合許多地方縣誌，很麻煩，實際上是太苛責古人。試想，今天社會上爭相關注的也都是非常事，未來人也必然會責怪今人目光短淺。但今人依然要盡量補充過去的不足，拓寬思維，洞察易被忽略的現象。

洞察社會，既要見著，亦要見微。1793年，英國馬加爾尼使團訪問中國，親眼目睹大清帝國的社會百態後，看出了多數清人意識不到的問題。當時正值乾隆盛世，大清堪稱世界第一強國，歐洲人對中國充滿好奇與敬仰，但馬加爾尼使團此行後，他們大失所望。怎麼回事呢？

舉個例子，有一次，清朝地方官盛情送活禽畜招待英國使團，有些禽畜在運輸途中死了，無法食用，所以英國人將這些腐肉丟進海里。之後發生的一幕令他們十分驚訝：海岸上的中國百姓爭先恐後地跳海，只為撈搶發臭的腐肉。這至少說明當時的貧富差距很大。數據顯示，乾隆年間人均糧食佔有量確實不高，每人僅780市斤，遠低於明朝（1192市斤）、隋唐（988市斤），甚至不及秦漢（985市斤）。大唐開元盛世時，「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平民生活水平普遍高。而在乾隆盛世，平民勉強溫飽。客觀上這和乾隆年間人口爆炸性增長有關。

而從另一件事，英國人則看出了清朝官府作風和制度問題。此事發生在定海，英國使團請定海總兵找人在海上領路去天津。之後定海總兵立即派兵全城搜索，就像逮捕通緝犯一樣將百姓捉來，審問他們誰到過天津。待找到指路人後，官府命令他們為英國人帶路，卻不給任何報酬。英國使團大為震撼，他們原以為清政府會花錢僱人，沒想到方式如此粗暴。此次中國之行，他們發現中國辦事效率極高，然而這種「大清速度」卻不是建立在僱傭關係上。

馬加爾尼使團此行還覲見了乾隆皇帝，感受到大清的威儀與繁華，這是見大；又看到民間疾苦，透過小事發現大清帝國漏洞百出，這是以小見大。

今人說，那時未能解決盛世帶來的人口暴增問題，意識不到西歐民主化的進程，不懂得儘早改革制度。今人在總結二百年前大清的問題時，覺得思路清晰，並指責昔人沒能一針見血地指出，但再分析時事新聞時，也難免處在今天的迷局中。很大程度是因為整個社會都在按部就班地運行，出於慣性，會視諸多常事為不必聚焦之事。歷史上每一次大變革前夕，多數人都仍在按照慣性前行，確然值得我們深思。

史家與媒體，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