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4-03-24 05:12
文/清簫
上回說到,史可法遭馬士英出賣,福王朱由崧在馬士英、四鎮和盧九德擁戴下黃袍加身。
史可法雖對馬士英的背叛深感遺憾,但依然以大局為重。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他陪同福王抵達南京燕子磯;半個月後,福王於五月十五日稱帝,建立南明第一個政權——弘光。
然而,高官間的矛盾並沒有隨繼統大事塵埃落定而消弭。就在福王登極前不久,一些大臣見史可法略顯失勢,旋即轉向,落井下石。
史可法作為南京兵部尚書,原是留都政府的最高決策人,所以在弘光朝廷成立後,他自然是新內閣首輔的不二人選。諸文臣也推舉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進內閣。但原先支持史可法的勛臣魏國公徐弘基忽然唱反調,竟以「勤王無功」為由指責史可法「該殺」。
與此同時,另一位勛臣的表現也值得關注,他便是大明開國元勛劉伯溫的後裔——誠意伯劉孔昭。劉孔昭攘臂自薦,也要爭內閣一席之地,引得眾人一片嘩然。反對者說,本朝自開國以來從未有勛臣入閣之例,而劉孔昭聽後當即勃然大怒,懟道:「即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明史》卷274)原來,劉孔昭爭入內閣是虛,推舉馬士英才是真。
史可法德高望重,想撼動他並非易事。朱由崧決定任命史可法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馬士英、高弘圖也一併入閣。
馬士英得知後非但不高興,而且勃然大怒。他做夢都想當內閣首輔,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於是怒氣沖沖地將史可法以前反對朱由崧的言論上奏。
史可法清楚自己必然不受朱由崧信任,且北方大敵當前,軍務為重,於是自請外出督師。雖然史可法的加銜高於馬士英,但事實上已被排擠。當時許多文臣極為憤怒地說,這無異於「秦檜在內,李綱在外」。弘光朝廷剛成立時,史可法、高弘圖的設想是朝中要職均由正臣君子擔任,但不久後,高弘圖、姜曰廣等人也遭到排擠。
據李清《三垣筆記》記載,馬士英為穩固自身地位,曾上密疏對朱由崧說:「陛下之所以能得位,是因為臣與四鎮出力,而其餘大臣都主張擁戴潞王。倘若今天陛下不用臣,明天眾人都必將擁立潞王。」朱由崧信以為真,感動得淚如雨下,之後一切朝廷大事都委託馬士英。但其實,馬士英之前在和史可法商議時支持的是桂王。
馬士英和四鎮勾結將朱由崧擁上皇位,最嚴重的後果就是導致四鎮跋扈,尾大不掉。高傑、劉良佐、劉澤清、黃得功四鎮原本毫無功績,卻因擁戴福王自詡「立下大功」,並獲封爵位,愈發驕傲蠻橫,仗著手握重兵,甚至視弘光帝為傀儡。弘光帝和馬士英本想靠四鎮鞏固自身權力,卻適得其反。
四鎮究竟囂張到何等地步?史可法有時引用聖旨,高傑竟公然頂撞:「聖旨、聖旨,什麼聖旨!你見過皇極殿里有人走馬嗎?!」黃得功的行為更猖狂,有次他跪聽使臣宣讀詔書,當聽到不滿意的內容時,竟不顧禮節,站起身掀翻桌案,並破口大罵:「去!速去!」(姜曰廣《過江七事》)如中晚唐的藩鎮一般跋扈。
然而四鎮的囂張氣焰只針對自己人,對外卻像縮頭烏龜。比如劉澤清,明朝滅亡前崇禎叫他火速勤王,他卻不顧國難,拒絕奉詔;大順軍攻入山東後,他一路逃到淮安。
亡國後,四鎮樂不思蜀,只想爭奪富庶繁華之地。其中,揚州是黃得功、劉澤清、高傑爭相佔據之地。高傑搶先抵達揚州城外,而揚州百姓很清楚高軍搶掠成性,所到之處屍橫遍野,斷然拒絕他帶兵入城。高傑惱羞成怒,於六月七日命令大軍攻城。
史可法聞訊後,趕忙跑來勸阻。高傑一向害怕史可法,如今更是作賊心虛,便趁夜間倉促掘坑埋藏屍體。次日早晨,高傑惶恐不安地來到史可法的軍營,「辭色俱變,汗浹背」(《明史》卷274)。然而史可法對他坦誠相待,語氣溫和,高傑見狀大喜過望。
但高傑依然「防可法甚嚴」(李清《南渡錄》),一切出入文書一定親自過目後才肯傳遞。經過不懈努力,反覆談判,史可法終於將此事平息,把瓜洲分給高傑屯兵。
可惜,史可法雖有一腔報國之心、收復中原之志,卻被文臣武將各種內鬥拖累,分身乏術。
當時北方的環境其實很利於南明。大順軍已經西撤,清軍主力1644年五月至十月間始終沒有南下,山東和河南東部長達幾個月都處于歸屬不定的狀態,倘若南明組織一支齊心協力的軍隊北伐,至少能收回中原大片土地,實在不該偏安一隅。
有識之士看在眼裡,急在心裡,譬如梁以樟就曾提醒史可法「守江非策也」,要「示天下不忘中原」,對於跋扈的四鎮「宜使分,不宜使合」。梁以樟的建議十分高明,史可法也心知肚明,但他做不到,因為自己已經大權旁落。四鎮連聖旨都敢不敬,更不會心甘情願聽史可法指揮。從別處調兵也不切實際,因為極可能激起四鎮不滿,引發內戰,而且武昌的左良玉此時已無異於獨立軍閥,鄭芝龍、方國安等將領也各圖私利。當時南明半壁江山坐擁逾50萬軍隊,無論經濟還是軍事上都比滿清、大順更有優勢,完全可以趁兩方鷸蚌相爭之際出擊,但可靠之兵將究竟有多少?
1644年春夏,史可法的內心接連遭受打擊,恨鐵不成鋼:「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恥也!」(《史可法集》卷二)他當然也期盼南明大軍以氣吞萬里之勢齊心北上,然而這樣的雄壯之師來得太遲,他也無法看到自己死後鄭成功與張煌言聲震天下的北伐。
追溯南明弘光朝廷局面被動的原因,不得不提到它延續了晚明渙散不合的風氣。
回顧1449年土木之變,明英宗被俘後明朝為何還能延續200年?正是因為以于謙為首的朝廷依然有強大的向心力和組織力,迅速立英宗之弟朱祁鈺為新君,嚴令軍隊出城拚死一戰,凡後退者斬,最終取得北京保衛戰的勝利。那時朝堂之上文臣穩定,又有于謙等救時能臣,所以朝堂以下才能心穩。
到晚明萬曆朝,從「爭國本」開始形成黨爭。而到南明時,既失去了最權威的君主和北京朝廷,為繼統問題激烈內耗,又過分依賴武將,被四鎮和姦臣趁虛而入,君與臣、文臣與文臣、文臣與武將、武將與武將之間各有矛盾,盤根錯節。反清復明的英雄義士不勝枚舉,許多「小人物」比「大人物」強太多,足見朝廷令人失望。
自山海關戰役清軍擊敗大順軍起,滿清理論上已成為中原漢人共同的勁敵。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顧炎武《日知錄》)大順滅掉明朝,只是亡國改代,復興明室不過是君臣權貴的責任;但滿清入主中原在當時看來有「亡天下」的可能,中原會否披髮左衽,漢人傳統文化與仁義禮樂能否延續,都是未知。
山海關大戰過後,多爾袞一度強制沿途官民剃頭髮、留長辮,激起官怒民怨。 1644年五月,清軍雖然佔領全國政治中心北京,但民心尚不穩固,許多漢人向南逃竄,抑或揭竿而起。
楊士聰記錄了當時南逃的狀況:「昨聞泛海諸臣,漂沒者七十餘艘」;「弟聯䑸南來縉紳不下百餘人」。這還只是他知道的,其餘的更多。
北京附近反清者千百成群,畿南、山東和河南東部甚至長達三個月都處於近乎無政府的局面。其中,山東的起義多為自發,沒有南明朝廷的援助或支持。直到八月,山東許多地方依然不願降清。
九月,青州發生一起奪城殺官的事變。有一名將領名叫趙應元,曾歸屬於大順軍,但當時大順軍主力早已撤走,所以他所率的軍隊相當於一支孤軍。二十九日,他領兵奪門攻入青州城,之後派步兵登上城頭,自己率騎兵沖向部堂轅門。
此時青州名義上已歸清廷管轄,負責招撫山東、河南的清朝侍郎官王鰲永就在城內。他看到趙應元時,起初以為是來投降的「反賊」;當發現趙應元的將士兵器露刃,蜂擁而上,他才恍然大悟:這是來奪城的!
王鰲永倉促逃向上房,又聽到震天動地的喊叫聲,於是趕忙翻牆躲進居民家中。趙應元以重金懸賞,命士兵全城搜捕王鰲永;捉到後下令將其處斬。
趙應元奪取青州後,宣布要扶持原明朝一位藩王做皇帝,計劃於十月八日擁衡王登基。但衡王沒有絲毫喜悅,反而嚎啕大哭,眼睛腫得像桃兒。原來他七月就已投降清朝,現在趙應元扶他復明,恐怕小命不保。
不管衡王願不願意,趙應元都沒有回頭路。他打算長期抗清,大張旗鼓地招兵買馬,周邊昌樂、壽光縣等地的反清義軍將領趙慎寬、翟五和尚等人也派部下來青州聯絡,共商大計。
青州之變很快驚動清廷。據《清史稿》卷226,清方將領和托率軍征討,與巡撫陳錦、總兵柯永盛會師,直逼青州。
已經降清的李士元向清軍獻上一計。他進入青州城騙趙應元說,如果趙應元降清,將不追究其將士任何罪過,清廷定將賜他「通侯之賞」。清方為使趙應元相信,約定雙方歃血,對天發誓。趙應元信以為真。
既已歃血起誓,趙應元於是卸下防備,當晚於北門瞻辰樓大擺宴席。樓內歡天喜地,城外卻是伏兵四起。趙應元等人尚沉浸於酒樂之際,忽聽一聲炮響,李士元及隨從當場擊殺趙應元。清軍隨即攻入城中,斬殺趙軍殘餘。至此,青州再度落入清方手中。
山東反清義軍一度此起彼伏,聲勢浩大,令清政府焦頭爛額。如《即墨縣誌》記載,郭爾標倡眾起義,其餘義軍與其響應,「眾十餘萬,號十四營,環圍即墨」。
山東很多百姓之所以反清,是因為之前大順在取代明朝佔領該地後免賦免稅,頗得民心,而清政府佔據後繼續征賦稅。很多百姓貧困,有些人長期不務農業,無可繳納;反清隊伍中有人搖擺觀望,但一聽說官府要開徵,立即又堅定反意。可見明清易代之際北方百廢待興。
1644年夏秋,山東和河南局勢非常複雜,漢人當中大順與明朝殘餘勢力對立,漢人又與清朝對立,不少地區打出「復明」旗幟,像趙應元這樣的前大順將領也一度想以復明為名。如果兩面夾擊,南明或許能收復舊河山。
然而,弘光政權的內耗尚未停息。出乎所有人意料,一起「假太子案」又火上澆油;左良玉竟突然以「清君側」為名發起內戰。所謂「偽太子」究竟是真是假?史可法為何登上燕子磯放聲痛哭?且見下回:偽太子轟動朝野,左將軍叛變東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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