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COVID-19大流行引發了強烈呼籲，要求為在澳大利亞從事非正式工作的移民提供簽證大赦。歷史顯示，澳大利亞很少實施任何形式的移民大赦，無論是對於非法入境者、簽證逾期者，還是違反簽證條件的工作者。這些例子多數發生在數十年前，當時的移民與簽證制度與現今日大相逕庭。

多個背景迥異的組織提出了簽證大赦的建議，包括國家黨、學術界，以及國家農業勞動諮詢委員會發布的農業勞動力策略報告。這些建議主要針對COVID-19大流行對農業部門造成的勞動力短缺，以及人們因擔心被遣返可能拒絕接種COVID-19疫苗的情況。

然而，這些建議遭到澳大利亞政府高級官員和公務員的拒絕，其中包括內政部秘書邁克爾．佩祖洛（Michael Pezzullo），他是內政部實際的領導人，在2023年3月的參議院預算估算聽證會上強調，實施大赦會「損害」澳大利亞簽證系統的完整性。儘管如此，澳大利亞過去確實在1974年、1976年及1980年對簽證逾期者或其他非法入境者實施了整體性大赦。

這些計劃為特定類別的「非法入境者」提供了在規定時間內申請永久身份的機會，前提是他們滿足健康和品格的要求。

這些措施的背後動機是管理可能遭剝削、面臨健康問題或涉及犯罪的無證人口。

雖然本文未討論難民和庇護政策範疇，但有時基於人道主義狀況，在澳大利亞的人的簽證安排也被視為「大赦」。然而，針對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後的中國學生、90年代末的「安全避難」行動或近期對香港護照持有者的措施，並未構成廣泛的大赦。

1974-1980年的大赦

1974年的「寬容」於1974年1月由移民部長Al Grassby宣布，開放至1974年6月30日。根據那年稍後一個參議院估算委員會的報告，只有367人前來申請，其中大多數是船隻逃離者。

1976年的大赦是馬爾科姆．弗雷澤 （Malcolm Fraser）在1975年12月選舉前作為聯盟政策宣布的，並由移民和民族事務部長邁克爾．麥凱拉 （Michael MacKellar）推進。弗雷澤 （Fraser）政府還發起了1980年的「身份正規化計劃」。

1990年移民規定聯合常設委員會（JSCMR）關於澳大利亞非法入境者—平衡控制與同情的報告總結了後兩個項目：

1976年，在指定期間有8,614人申請，到那年6月30日，已批准5,574份申請，拒絕了4份。

1980年的身份正規化計劃收到了11,042份申請。

去年，有關澳大利亞內政部秘書邁克爾．佩祖洛 （Michael Pezzullo）的新聞引起關注，他因一項獨立調查發現他至少14次違反了政府行為準則，包括利用職權謀取個人利益，被解除了頂級職務。

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 （Anthony Albanese）發表聲明，透露總督應他的建議終止了邁克爾．佩祖洛 （Michael Pezzullo）作為內政部秘書的任命。這位頂級公務員在9月份被要求暫時離職，以待獨立調查。

去年《60分鐘》時事節目首次揭露了Pezzullo與自由黨權力經紀人之間的簡訊，其中內政部長貶低了高級聯盟部長，並主張應由一名右翼人士擔任其部門負責的部長。

為何一名持極右立場的人士能夠成為移民部的實際領導人？而佩祖洛 （Pezzullo）的政策和行為常被批評為不友好甚至敵視移民，作為一名年薪高達90萬澳元的高級公務員，他應該保持政治立場中立，所以他的所作所為成為一個問題。 

在面對多項指控後，工黨政府上台後對佩祖洛 （Pezzullo）的職位進行了重新評估，這一事件引發了對政府內部權力運作、移民政策制定過程中的透明度和公正性的進一步關注。

隨著國家黨、學者和國家農業勞動諮詢委員會等組織提出的要求政府對非法移民實施大赦的呼聲，以及關鍵反對人物離職後，現任工黨政府是否會考慮重新評估給予非法移民大赦的可能性，成為了一個待觀察的問題。

讀者可以查看我公司的綱站（stanleyimmiandlaw.com.au)裡面有我在2011出版的移民法律介紹一書，雖然過時，但可讀性高（簽證的名字雖然改了，但條文內容沒有大改變），特別是許多案例及文章，可以作為移民澳洲前的指南。

以上專欄是由澳洲移民法律諮詢Stanley CHAN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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