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與懷：從《巴別塔》談到「習記」共產國際運動（七）

七，永遠的《巴別塔》

許多年以後，我們這一代人早已過世，接著是下一代人，也先後離世。我想像那個時候，100 Eric Street Bundeena NSW 2230成為了一間「沈嘉蔚紀念館」。層高近八米的展廳中，前後左右大牆上依然釘掛著四幅巨畫：最大那幅是《烏托邦》；右側是《英特納雄奈爾》；左側是《古拉格》；對面是《薩圖耳諾斯》。每天不斷有從世界各地慕名而來的參訪者。接待員是一男一女兩位，男的英俊瀟洒，女的端莊秀麗，均學識淵博，絕頂聰明智慧，非常完美，而且從不休息。來客還沒有進門，他們就已識別出其母語、教養、愛好、立場等等並用其語言與之交談，滔滔不絕講解沈嘉蔚的名畫，回答任何離奇古怪的問題。參訪者中不少是來自北半球那個還叫做CHINA的國度，他們在《巴別塔》這四幅沈嘉蔚的名畫前徘徊審視，又在樓上瞻仰沈嘉蔚的自畫像。他們非常不解，大半個世紀之前，為什麼他們的家國曾經如此荒唐荒誕荒謬？為什麼毛澤東個人崇拜給這個民族造成空前的大災難後這個民族又再次臣服於更加離譜的習近平個人崇拜？他們把沈嘉蔚的巨作看為是輓歌，是控訴，也是未來的揭示。他們希望實地感受沈嘉蔚精神。他們虔誠地企求歷史答案……

人來人往。但是，沒有人注意到，沈嘉蔚沒有離去。

習慣性地，他常常站在面對著一片大海的三樓陽台上眺望。這是南太平洋，跨越浩瀚的海面，那邊就是南美洲。此時，他的心頭就不能平靜。

一個多世紀了。但他還記得，1967年，作為一個紅衛兵的他，從《參考消息》讀到直接英勇投身戰鬥的國際共產主義革命家切．格瓦拉被玻利維亞政府軍捕殺的惡耗時，曾何其震動！由於格瓦拉被中共認為是「蘇派」，他的「游擊中心主義」又為毛澤東所不屑，故而格瓦拉在中國從未享有正統地位。當時黨中央的態度深深傷害沈嘉蔚這一班紅衛兵們的心。

格瓦拉犧牲後的一些細節永遠都在沈嘉蔚的心頭縈繞：他躺在一所鄉間醫院的水槽上。修女們洗凈了他布滿槍眼的身體與泥垢的頭髮。他的樣子就跟曼坦納名作《哀悼基督》相似，修女們也全都驚奇如看到耶穌再世。一個CIA軍官用手合上格瓦拉的雙眼，但雙眼再度睜開，此後一直惘然地看著前方。沈嘉蔚聽到一個聲音在呼喊：「以羅伊，以羅伊，拉馬撒巴各大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什麼離棄我）？！」沈嘉蔚是如此地感動。多年之後，在《第三世界》這幅歷史畫中，他在格瓦拉身上幾個部位畫了與耶穌同樣的傷口。這個暗示很明白：格瓦拉在個人人格上是高尚的。沈嘉蔚還在格瓦拉的擔架上放上一本《堂吉訶德》。他覺得，從許多方面說，格瓦拉都是一個當代的堂吉訶德。

沈嘉蔚還記得，格瓦拉死後六年，1973年，在智利上演的一出悲劇又一次讓他一個年輕的熱烈擁抱革命理想主義的紅衛兵畫家傷透了心。

阿連德是格瓦拉的摯友。但他不贊成暴力。他希望通過和平的議會道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然而，他何曾想到，他也會與格瓦拉一樣，悲壯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被背叛的智利士兵的機槍子彈打得百孔千瘡支離破碎。一個是衣衫襤褸的叛亂分子，企圖推翻現存政府；一個是民選總統，坐在富麗堂皇的國會大廳里，然而面對的竟是同樣的法西斯軍人的槍口，而操縱這些軍人的都是同一個力量CIA，而這個CIA聽命的又竟是一個號稱以反對共產主義暴政為己任、以捍衛民主自由為天職的美國政府。接著，世界上許多國家為這位殉職的元首下半旗誌哀，然而文革中的中國政府拒絕這樣做，而且立刻把馬克思主義者阿連德政府的大使趕走，並馬上接納法西斯獨裁將軍皮諾切特的代表。這是多麼辛辣的諷刺！一切都難以理解！一切又事出有因！沈嘉蔚感到許多歷史事件的荒謬。

格瓦拉和阿連德早已作古。這一切應該都已過去了。但是，這一切卻又沒有過去。許多立志改變現狀者追隨格瓦拉精神，而且還是其中最為可怕的部分！沈嘉蔚痛苦地看到：身穿印有切．格瓦拉頭像領衫的恐怖分子正在被他們劫持的飛機上殺害平民，或身懷炸彈與以色列學童乘坐的公共汽車同歸於盡……一些恐怖分子可能確是格瓦拉的真誠追隨者。但問題也正是出在這裡。不，這不是基督精神，如果基督精神是真理、正義、博愛的代名詞，並非所有以肉體痛苦以至死亡為代價來實現其目標與信仰的獻身精神都是基督精神，都代表真理！不。人類的解救絕對不是同歸於盡！

那麼，切．格瓦拉的拚死奮鬥又意義何在呢？沈嘉蔚對格瓦拉的共產主義革命事業發出了根本性的疑問——也許格瓦拉一開始就錯！作為一種政治象徵，沈嘉蔚對格瓦拉所代表的暴力革命道路不能不持否定態度……

沈嘉蔚更長時間地向北望去。萬里之外是他的祖國，那裡曾經讓他青春燃燒，燃燒得奇形怪狀。

最令沈嘉蔚刻骨銘心悔恨不已的是文革中那場親身參與的武鬥。

那是1968年1月一個晚上，一場武鬥開始。沈嘉蔚看到自己當時一個真誠的以革命者自許的熱血青年的樣子。他加入他一派紅衛兵攻擊對方，受傷後，又取了藤帽與長矛再回到戰場。當時敵方只剩最後幾十人，爬到了劇院屋頂上不投降，已有兩個從屋頂上滾下來摔死了。沈嘉蔚躍身鐵梯攀住屋頂，翻身上房，說服對方下去投降。

但沈嘉蔚跟著一下到鐵梯上便驚呆了：剛才縮在鐵梯上不敢上房的戰友，現在正在夾道爭先恐後勇猛地痛打投降了的敵方同學。一幕慘烈的景象讓他極其震動。武鬥結束後，沈嘉蔚當初在屋頂上大喊「我們勝利了」時的心情早已一去不復返，他深感自己的淺薄。直到這一夜之前，沈嘉蔚還是一個單純的學生，篤信自己是光榮的共產主義革命事業接班人，以為他們代表正義，是毛主席的好學生。這一夜，沈嘉蔚看到了「自己人」並不比敵方好到哪裡去。尤其是領悟到人性醜惡的一面——雖然「人性論」在當時是被否定的。

沈嘉蔚很慶幸。自己雖然充好漢加入武鬥隊伍，還沒有被捲入到用刀槍對刺的境地，沒有直接的血債。但是，自己的罪責難道盡止於此嗎？沈嘉蔚深深內疚：只要自己戴過紅袖章，舉手高呼口號，只要自己跟了「偉大領袖毛主席鬧革命」，自己就是一個從犯。他覺得他的罪責，與希特勒的衝鋒隊員相比，不相上下。他寫下：

1968年1月15日血腥之夜，是我人生中最早的轉折點。此後我不再關心打打殺殺的政治，開始了專業畫家的生涯。

沈嘉蔚後來又經歷了許多事件。其中特別是「六四」事件，和平示威者被屠殺，學生民主運動被殘酷鎮壓，又一次讓沈嘉蔚心靈遭受莫大的震動。

他對看到的革命和親身參加的革命不斷進行反思。

他看到了事物的複雜性，有時很迷惘，甚至悲觀，但他總算明白了一個基本的觀念：如果這個革命帶給人民的是災難，如果反抗專制暴政的革命卻是以更為殘暴更為專制的統治代替之，那麼，它就應該被否定。

的確，當手段本身在道義上與目的背道而馳時，目的是永遠不會達到的。每一個在前共產主義政權下生活過的人都明白：不能用皮鞭把人趕上「天堂」。共產主義運動最大的荒謬在於它試圖通過血腥鎮壓與思想鉗制來創造一個它宣稱的幸福的未來世界。

也許人們要經過許多年後才會醒悟，也許人類還要付出許多慘痛的代價，也許人性中的惡會使這一切反覆循環，沒完沒了。

但無論如何，沈嘉蔚確認自己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一個人道主義畫家。

沈嘉蔚常常在他的久遠前的作品下沉思。

他回想起來也覺得欣慰，完成後的《巴別塔》大大超越了它原先的草圖。《巴別塔》里有幾個貫穿至少三幅畫的歷史人物，其中主要人物竟然是蘇俄作家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沈嘉蔚完全記得，他如何沉醉於閱讀索爾仁尼琴的巨作⻓篇小說《紅輪》。這部未竟之作只出版了四卷，中譯文出版了三卷，沈嘉蔚讀完了這三卷全部五千⻚。他發現，無論索氏本人的政治立場如何，他對筆下三百多個人物的個人好惡如何，他在這部巨著里在涉及每一個人物的描寫時，都從這個人物內心的自我意識著手，使讀者有一種感覺，就是這每一個人物都很正面，思辨與行為合乎邏輯，無論他是沙皇還是列寧。沈嘉蔚相信這是描繪歷史的最佳選擇，認為這也是他在《巴別塔》里所做到的。他描繪了四百幾十個真實歷史人物，全部是以再現他們真實面貌為努力目標，沒有任何醜化或者美化。沈嘉蔚把自己定位成歷史的記錄者，只記錄了真實發生過的事件。無論是二次世界大戰里共產黨人抵抗法⻄斯納粹的英勇作戰，還是共產黨內部殘酷的清洗，以及善良無辜的人⺠的受難與死亡，他都一視同仁地記錄下來。他稱自己畫的是「新歷史畫」，打破時空，把來自不同背景看似無關的人物放在同一畫面內，解構現存意識形態和判斷，企求歷史的真實面目。他想通過逼真的引導性的形象之間形成的張力吸引人，自己盡量退居幕後，讓擁有不同價值觀的觀者自由地去聯想和推斷，從而使歷史畫從「靜」走向「動」。此時，沈嘉蔚也很欣慰自己能夠堅持這樣做。他作畫時完全知道，他的大部分同胞都已經習慣了只描繪光明面的頌歌，難以接受真正的現實主義。他希望他們能夠原諒他的直言不諱，也希望他們正視自己先人的歷史。

沈嘉蔚想起自己當年如何創作，自然想到他的老師也是摯友陳丹青先生。很久以前了，陳丹青為沈嘉蔚隨筆集《自說自畫》寫了篇序言。其中這樣說了，歷史畫的傳統功能在沈嘉蔚手中發生了一項殊難定義的改竄：它不再期待歷史畫的公共性，因此，它無須公共意識的授意與認同；它的主題、它的敘述的理由和方式，尤其是它的立場，全然出自作者，即沈嘉蔚本人。這使沈嘉蔚的宏大歷史畫猶如超級論文，宣稱著他自己的歷史觀，主要是他的歷史想像。這種以繪畫的方式想像，至少在視覺上甚至近乎歷史裁判——所有正反人物的歷史位置均被沈嘉蔚重新安排，對立陣營與不同期人物，全被他以歷史的也就是他自己的名義重新整合，或者，拆散了。沈嘉蔚不屬於繪畫中的政治諷刺與政治波普，而可能是以歷史畫編織個人發言的極個別畫家，他要用自己的發言顛覆被曲解的歷史，至少，與歷史辯論。

陳丹青先生進一步說，但這辯論更像是一場漫長的自我清洗，意即沈嘉蔚是在用他的畫面對他這代人的歷史記憶，做出校正。當他越畫越多，如所有沉溺於同一系列並不斷縱深的畫家那樣，他接近超現實繪畫所作的事情，漸漸被自己的歷史想像帶走，他自己的歷史拼圖、歷史版本，依次出現了。但凡了解世界近代史，包括近代史圖像，人們會一個接一個認出其中大部分已被長期遺忘卻被沈嘉蔚從歷史角落找了回來的人物。但每個人物原本附帶的歷史標籤、歷史代碼，在沈嘉蔚筆下悉數顯得陌生，他們似乎離開了各自的歷史，被沈嘉蔚的畫筆一一馴服了。

陳丹青先生相信，當沈嘉蔚大量閱讀歷史與傳記，從而終於知道了年輕時不知道的歷史，他會在心中，在畫布上，不斷尋找一種幻相，因此能以自己的方式看見他們。他描繪這幻相，並非意在迴向來證實史書中的歷史，而是替逾百年前的歷史繪製了未來的圖景。沒有一個他所描繪的歷史人物曾經設想由他們造成的歷史（以理想、文字、戰爭、血污、陰謀、犧牲……）在未來，亦即現在，會構成這樣一種龐大的想像。

當然不能說這僅僅是沈嘉蔚的想像，他的素材全部來自歷史圖像。不過，他畫得越多，他的歷史畫面與歷史人物越是歸結為他個人給出的想像。歷史畫莫不來自想像，但沈嘉蔚的歷史畫主角真的是他孜孜描繪的逾百上千位歷史人物嗎？陳丹青與沈嘉蔚是同代人，每當他觀看沈嘉蔚的歷史畫，他都在畫幅背後看見「我們」：對歷史無知的一代。換句話說，沈嘉蔚試圖忠實於歷史的方式，是對那段歷史的不可磨滅的記憶。猶如對這記憶施行近乎狂歡的補課——他選擇了歷史畫，同時，遠離人們所知道的傳統歷史畫。

陳丹青先生向沈嘉蔚承認，他以前不曾見過這樣的歷史畫。大維特或梅索尼埃的畫，獻給拿破崙；蘇里科夫或列賓的畫，獻給俄羅斯人民；特加切夫或莫伊申柯的畫，獻給斯大林。而沈嘉蔚的歷史畫，無意獻給歷史，也無意提呈各種史書上的歷史觀。但它確乎來自一個龐雜的在近代史進程中被不斷形變的歷史畫傳統。當這種傳統於二十世紀後半幾乎在世界範圍消歇之際，如唐吉訶德似的沈嘉蔚，一個「文革」年代的紅衛兵與老知青，以歷史畫的名義創作一幅又一幅大畫，擲還他所親歷的歷史。

的確，歷史與歷史畫，是遇上了沈嘉蔚這位難纏的畫家，一個極端耿介的人了。他以近乎使徒的信念頑強工作！

那麼，什麼是歷史？又回到這個根本的問題。

發生的「過去」，寫出來便是「歷史」，畫出來便是「歷史畫」。這麼簡單嗎？當然不是。

沈嘉蔚腦海里又浮現那些大名鼎鼎的歷史研究大家。

義大利文藝批評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克羅齊提出「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命題，認為往事只有在當代人生活中發揮作用才成為歷史，否則是「死的歷史」。可想而知，同樣的歷史在不同的時期會被不斷地改寫。

英國哲學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柯林武德乾脆直截了當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這就是說，歷史是歷史學家思想的反映，不僅因時代而異，也因人而異。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曾經提醒人們，說了這麼重要的一句話：「歷史學家必須提防的事情之一，就是聽任勝利者壟斷對後人敘述故事的權力。」在湯因比看來，歷史只不過是勝利者的宣傳，它必然帶有某種主觀性和相對性，任何歷史學家都不可能擺脫他所處的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都不可能排除道義和偏見的影響去撰寫所謂「純客觀的歷史」。

哲學出現「歷史哲學」這樣一個分支。許多人探討歷史的模式與意義、歷史學的性質與方法、歷史寫作的結構與規律等問題。他們考慮人類歷史的最終意義，更進一步，考慮人類歷史的可能的目的論的結局，換句話說，追問人類歷史的過程中是否存在著一個設計、目的、指導原則或是定局。

那麼，歷史有規律嗎？

研究者指出，所謂歷史有規律、可以預測的說法，其實就是哲學家卡爾•波普爾所批判的歷史決定論。有些人迷信歷史決定論，認為如果發現了歷史發展的規律，歷史就是可控的。一些懷著烏托邦思想或者所謂「宏才大略」的人，便有了想要創造歷史的衝動。波普爾批判烏托邦工程。在他看來，這雖然是美好願望的產物，但它只能帶來災難和不幸。那些人按照自認為的所謂「偉大思想」創造出來一種模式，進而為了這種模式的追求與實現，便不惜一切代價，因為他們絕對相信他們的道路或者計劃是唯一正確的。結果會怎樣呢？英國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的開篇引德國詩人荷爾德林的話：「總是使得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人事，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結果對國家和民族乃至無數的個體造成了巨大的悲劇。

沈嘉蔚想到胡耀邦。一開始，他知道「巴別塔」這個詞，就是從胡耀邦的一封信上知道的。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胡耀邦在升上中共最高位置、最為躊躇滿志的時候，向全中國共產黨人發出的號召是：建造新的「巴別塔」。真是不幸的比喻！「巴別塔」，不管舊的還是新的，都是不可能建成的。相比起來，胡耀邦可算一個「真誠」的共產黨人，但也是一個不幸的悲劇角色。幾年之後，他失去了總書記的職務；再過兩年，他在鬱郁中與世長辭，並因此成了「八九民運」的一根導火線……

一切都清楚了嗎？

沈嘉蔚很動感情地一次又一次審視他的《巴別塔》四幅巨畫。這是許多年前他生命追求與藝術理想圓夢之地。他發現，畫中的人物生動起來，也在審視著看畫的人，也在觀望著畫外的時代風雲　。最有意思的是，沈嘉蔚還發現，畫中還不止他原來畫的四百多個人物，不知什麼時候，竟然多出了一些人，而且不斷加多。

沈嘉蔚懂得了：《巴別塔》是永遠的；也是永遠沒有完成的。

（2023年11月22日於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