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4-02-08 14:10
文/清簫
小人若想誹謗良才，最損的招莫過於將其說成一派勢力，進而一網打盡，這比逐個誣衊狠毒得多。在帝制時代，「結黨營私」是個致命的罪名，君主若未能明察，出於擔憂臣子威脅皇權，極可能冤枉忠良。
面對狠辣的指控，歐陽修曾奮筆反擊，為君子朋黨辯護，留下一篇流芳千古的論辯文典範——《朋黨論》。今天我們就來看一看歐陽永叔的這篇辯誣文精彩在哪裡。
在品讀這篇好文之前，我們先看一下究竟是啥事令大文豪如此著急。這牽涉到宋朝歷史上意義重大的一場改革——慶曆新政。
話說在慶曆三年（1043年），宋仁宗將范仲淹調回中央做樞密副使，並任命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為改革做鋪墊。之後又任命范仲淹為參知政事，這一職位在北宋相當於副宰相，可謂位高權重。而且當時的宰執富弼、韓琦都支持范仲淹的新政。整個人事方面，仁宗為慶曆新政營造了十分有利的環境。
慶曆新政是北宋旨在富強革弊的一次大膽嘗試，理想很豐滿，然而阻力極大，遭到既得利益者的高聲反對。特別是新政「抑僥倖」的舉措，權貴子弟和親屬當官將受更大限制，恩蔭的獲益者對此強烈不滿。還有「明黜陟」、「擇長官」這類整頓吏治、要求更嚴的舉措，安逸或守舊的官吏也覺得不舒服。
這些反對新政的官員未必都不好，政治立場不一定都是簡單的黑白之分，但保守派有一點做得很臟，即誣稱范仲淹、歐陽修等人結黨營私、擅權不忠。為攻擊革新派，保守派甚至造謠，說石介建議富弼效仿霍光把皇帝廢掉。
仁宗不相信謠言，但架不住言論的壓力。范仲淹見此情形，決定緩和緊張的氛圍，於是申請離開京城。起初仁宗不同意，後來適逢有邊奏，便將范仲淹調到西北去了。革新派的其他主要人物也紛紛被貶，慶曆新政宣告夭折。
歐陽修很敬佩范仲淹，革新派受冤他看在眼裡，急在心裡，因此向仁宗上疏為范仲淹、富弼、韓琦辯護。辯過一次後他覺得仍不夠力，於是寫下《朋黨論》，不單是為革新派辯，更為君子之黨辯，論點新穎，擲地有聲，氣勢磅礴。
開篇第一段寫道：「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歐陽修這一開頭的智慧在於，他不完全否認反對者的朋黨之說，這奏章畢竟是給皇帝看的，一開始不能太激烈，適宜稍做一點讓步，冷靜地闡述志趣相同的君子結為朋黨以及利益相同的小人結為朋黨是很自然的現象，同時為下文做鋪墊。
緩和之後，歐陽修不再讓步，在第二段拋出了最重磅的論點：「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他未拘於點對點的爭論，而是另闢蹊徑，站在一個更宏觀、境界更高的角度俯視反方。重點已經不再是革新派這些大臣是否結黨，而是「只有君子才有朋黨，小人並沒有朋黨」，意在澄清結黨根本就不是貶義詞。這是為革新派更高妙的辯護。
後面的內容基本上都是對這一新穎觀點的論證。歐陽修先寫了一段理論上的解釋：
「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義，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此處講了君子之黨和小人之偽黨的根本區別。君子遵奉道義與忠義，愛惜名節，因為志同道合走到一起，不僅能互助提高，作為整體還能有助治國。從辯論的角度看，歐陽修這樣的思維把層次升華了，避免鑽進牛角尖被反方牽著鼻子走。
之後他舉例論證。我們辯論或寫議論文時，是否證據越多越好？並非如此。挑選正面例子時，應選不易被抓到缺點、爭議少的人物；選擇反面教材時，最好選因果關係最明顯、結局最慘的。
歐陽修舉例便是這樣。他先舉了堯、舜的例子，這是公認的完美聖王。之後舉商紂、漢末、唐末的亡國之例，其中還特彆強調唐昭宗時期李振鼓動朱溫一夜殺害30多位大臣，李振說把這些自稱清流的官丟進黃河後就永遠變成濁流了，這是極荒唐可悲的事例。正、反事例代表性都很強，盛世與荒唐對比鮮明。
歐陽修將朝臣的人數列出，這點也非常鮮明。原文說：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 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商紂王億萬臣子各懷異心，不結朋黨，卻走向亡國；周武王三千臣子結為一大巨黨，卻使周朝興盛。舜在位時，22位賢臣同時在朝廷任職，結為朋黨，互相推舉謙讓，形成清明的政治氛圍。特別是引用《尚書》周武三千臣一心和商紂億萬臣異心的數字對比，非常直觀。
我們在引用名言論證時，宜加以延伸，緊跟自己的立場和解讀，這樣論證會更有力。歐陽修在引用《尚書》後加以解釋，使其和朋黨之論的主題貼得更近，並點明一個因此亡國，一個因此興盛，即是如此。
正、反例子都講完後，還需要進一步升華。他接著寫道：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因為該文不單旨在辯護，更重要的是提醒仁宗，所以歐陽修在典故的基礎上，站在帝王治國的角度加強警戒。文中接連用了幾個「莫如」，是在強調這些都是再典型不過的例子，充分說明大臣相互推薦讚美不是壞事，君主也不該猜忌；即使朋黨人數眾多，也不耽誤鑄造盛世。一個政權不該畏懼賢良眾多，因為「善人雖多而不厭也」，賢臣的理想和道德是崇高的，他們重視修身，不會滿足於低境界的要求。「善人雖多而不厭也」是旨在打消仁宗心中顧慮的關鍵之筆。換言之，重點不在結黨，不在人多構成威脅，而是明辨君子和小人之別。
雖然歐陽修講了不少道理和史例，但行文緊湊，其實都在圍繞一個論點——「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言簡意賅，不求辭藻華麗，前後內容環環相扣。
文末他簡潔收尾：「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看似份量不重，實際上是委婉的警告：歷史的教訓已經擺在陛下面前了，身為一位合格的君主，務必以其為戒！
可惜的是歐陽修這篇辯誣對宋仁宗改變不大。不怪作者本人，主要因為宋仁宗性格軟弱，好在有利於言論自由；弊在遇到壓力時選擇迴避問題，不夠大膽，這點他不及宋神宗。
古人、今人寫議論文、演講、論辯，都講究「鳳頭、豬肚、豹尾」。開頭要出奇制勝，中心突出，不能平淡、啰嗦；結尾要像豹尾一樣有力地點題，無需做多餘的解釋，重在力度和精闢的總結。回看歐陽修的《朋黨論》，最耀眼之處就是開頭不拘於老生常談。今天的我們未必從政，但有可能在公司里或其他場合受到無理質疑，這種情況下無需陷入爭論的死循環，不妨換個視角將層次拔高，對方就會顯得渺小。這也是辯論賽中可用的技巧。
歐陽修還有其他作品可以古學今用。說今用，未必局限於古文文字，單搞懂意思作用不大，最重要是汲取精華並運用於各個場合。永叔上承韓愈之風，從不喜歡華而不實，以後我再詳聊他與唐宋八大家的精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