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

五君子抗議遭廷杖,張首輔忠孝難兩全 | 北京淪陷前夕(六)

新年新氣象,萬曆四年(1576年)正月,北京城內的男女老少皆沉浸在喜氣洋洋的氛圍中。作為百官之首的張居正也是如此,看到自己親自主持的改革已經取得初步成果,心中不免春風得意,並期盼新的一年再創佳績,更進一步實現富國強兵的理想。

然而沒想到的是,此時一封彈劾奏疏打破了新年喜慶的氣氛,讓他頓時火冒三丈。他更料想不到,該奏疏將成為暴風雨的前奏,其中提及的不祥之事也將在不久的未來發生。

這一奏疏言辭犀利,洋洋洒洒寫了上千字,矛頭直指張居正,作者則是他的學生——劉台。

自大明開國以來,高官被彈劾是很正常的事,但學生彈劾老師的確罕見,張居正自己也說:「二百年來無門生劾師長者」。關鍵是劉台的彈劾既不是無理取鬧,也不是反對改革,而是句句皆正義之辭,有理有據,所列舉的罪狀甚至是要命的。概括下來,劉台的彈劾幾乎每段都叩准一點:張居正蔑視祖宗之法;給萬曆皇帝的建議是:要約束張居正的權力!

之前講張居正改革成效時提到,隆慶帝駕崩前將幼皇子託付給高拱和張居正,萬曆初年國家大事基本上都由張居正代帝管理。雖然改革成效有目共睹,但劉台認為,張居正「擅作威福」,「以相自處」,儼然已成為獨裁者。

這裡順帶提一段歷史背景:自明太祖朱元璋廢宰相之位、成祖朱棣成立內閣以來,內閣大學士主要職責類似皇帝的顧問與秘書,即使內閣首輔被視為接近宰相,規定的權力和宰相仍有很大區別。所以,儘管張居正不是像嚴嵩那樣奸佞誤政的權臣,但指控他「以相自處」不無道理,對他而言這是個相當危險的罪名。此外,劉台還彈劾張居正鉗制言論、私薦用人、驅逐高拱、貪污受賄,並質問「輔政未幾,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在奏疏結尾,劉台還解釋了一番,說「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訟言攻之者,君臣誼重,則私恩有不得而顧也。」意思是,彈劾張居正不是恩將仇報,而是因為公事至上。

 

(圖:Adobe Stock)

從監督權力的角度而言,劉台可謂是大義凜然,但考慮到師恩在前,該奏疏確實有點毒辣。尤其是彈劾張居正私薦的部分,劉台是這樣說的:「四維善機權,多憑藉,自念親老,旦暮不測,二三年間謀起複,任四維,其身後托乎?」此處抨擊的是張居正引張四維入閣的行為,劉台覺得張四維名聲不好卻能得重用,是因為張居正想把張四維作為自己的後路,萬一哪天張居正的父親逝世,需要回家守孝三年,張四維可以在內閣接應,幫張居正早日返閣。

假如換作我們任何一個人,看到自己的門生這樣質疑自己有陰謀並拿父親「旦暮不測」說事,都會覺得不近人情,這或許就是張居正極其失望與憤怒的最主要原因。之後他索性辭職,跑到萬曆皇帝面前哭泣,長跪不起,直到萬曆走下龍座親自扶他,再三挽留,張居正才答應繼續上班。

在當時的萬曆和李太后眼裡,國家絕不能沒有張居正,一個小小的劉台如此「添亂」,自然要罰。於是萬曆下令打劉台一百廷杖,之後張居正上疏勸皇帝手下留情,所以劉台只是被降為平民,免於廷杖之刑。《明史》有句話寫得十分微妙,稱張居正「陽具疏救」,「陽」字說明《明史》作者認為張居正上疏救劉台只是表面上做個樣子,頗有點春秋筆法的味道。《明史紀事本末》也說:「然心終恨之,後竟置之死。」當時與後世不少人都認為,即使張居正勞苦功高,彈劾者也絕對不該因言獲罪。

實際上,真正猛烈的彈劾風暴還在後面。不幸的是,劉台的奏疏一語成讖,短短一年過後,張居正的父親就真的去世了。

 

(圖:Adobe Stock)

萬曆五年(1577年)秋季,張居正收到了父親病世的消息,登時悲慟不已。原本這是一件平常的喪事,兒子按照祖制回家守孝即可,但它旋即演變為一場巨大的政治風暴,朝臣間激烈的矛盾就像解不開的繩結,不幸最後以流血事件收場。

那麼,他們究竟為何走到了人們最不希望看到的地步?

起初氛圍還是很溫暖的。萬曆帝那年僅15歲,與張居正關係依然很好,情同父子,得知訃告後立即派太監前去慰問,勸他按時吃飯,切勿過度悲傷。看望他的使臣絡繹不絕,三宮送給他的禮物也十分豐厚。

然而,萬曆似乎尚未意識到,張居正面臨的難題遠不止如此。

伴隨一聲突如其來的「太后駕到」,太監馮保和李太后匆匆來到萬曆面前。李太后當時身穿便裝,說明事態緊急,衣服來不及換。她眉頭緊皺,問萬曆道:「張閣老即將回鄉丁憂,皇兒有何打算?」

萬曆心想「這事不複雜啊」,便淡淡回了一句:「就按先生(張居正)的意思吧。」

李太后聽萬曆這樣回答,瞬間坐不住了:「皇兒啊,你怎麼不明白呢!各府題本章奏你能獨自批閱嗎?你能辨別百官誰忠誰奸嗎?張閣老這一走就是三年啊,國家若有大動蕩,你有能力處理嗎?!」「如果沒有張閣老兢兢業業,我們哪有這太平之世?」

萬曆恍然大悟,卻又無奈地說:「但我們別無他法啊,守孝是祖宗法度,不能改啊。」

關於守孝,早在西漢時就規定朝廷官員遇父母喪事必須丁憂三年。明朝對孝的重視超過以往歷代,依照法律,得知父母去世後,即日起便要上報並奔喪,若是官員則須辭職回家;隱瞞父母去世而逃避守制的官員,一經發現必被革職,如果是學生則會被開除;在守孝期間不能喝酒、吃肉、參加娛樂活動等。但往往不需要三年整,守27個月就可以了。也允許奪情,軍人在戰爭期間,或者文官在特殊情況下不必辭職回家守制27個月,以素服辦公亦可。

站在一旁的馮保早已對奪情先例了如指掌,他瞅準時機建議說,歷朝不乏奪情,即使內閣大學士奪情也不是什麼罕事,如永樂六年六月楊榮丁憂,十月便被複用,並列舉了其他案例。

在第三期文章中,筆者提到過李太后、馮保、萬曆是張居正改革堅實的「鐵三角」後盾,此時自然立場統一。李太后聽聞馮保的建議,點頭認同,萬曆也同意頒聖旨讓張居正奪情留任。

 

萬曆(圖:公有領域)

按理說事情到此應該塵埃落定了,畢竟皇帝已經發話,然而事實上,臣民抗議的聲浪越來越高。大家可能很容易想到反對奪情的人或許主要是改革的反對派,但抗議聲最高的並非政治立場與張居正不同的官員,反而是受張居正提拔重用的人。他們的主要關注點不是改革利弊,而是和一年前劉台的關注點相似——祖制與特權。當然也增加了一個重要主題——中國延續千年的孝道與倫理綱常。

當時的吏部尚書張瀚曾得到張居正推薦,不過在此次奪情風波中並沒有偏向張居正。諸臣因害怕丟掉烏紗帽,紛紛發言支持張居正留任,而張瀚不以為然,嘆道:「三綱淪矣!」萬曆勃然大怒,令張瀚提早退休。

中國古代講究天人合一,地上的大事往往與天象對應。當時,一顆彗星拖著長長的尾巴從西南方划過天空,而且之後每晚都有彗星划過,萬曆於是下詔讓百官省思。張居正的學生吳中行此時上疏,大致表達了以下意思:

「張居正和他父親分別已長達19年,陛下為何讓他違心抑情,繼續痛苦地工作?居正常說謹守聖賢義理與祖宗法度,然而他是否付諸實際行動了?孔子的弟子宰我想縮短喪期,孔子則教導他:『予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孟子也曾說:『雖加一日愈於已。』即使是編氓小吏,也不能隱匿父母喪事;惟有武人可在戰爭時期穿墨縗繼續從事。張居正之事涉及萬古綱常,四方視聽,為他著想,只有現在不犯錯,才不會給後世留下非議啊!」他的奏疏且不論觀點對錯,就力度而言是足夠的,於天性之情、於國家之法、於聖賢之道、於身後之名勸諫,理情兼備,相當尖銳。

吳中行向皇帝上疏後,特意將奏疏副本呈給恩師。張居正看到副本後既驚訝也憤怒,沒料到學生之中又出一個劉台。

繼吳中行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也上疏反對張居正奪情留任,其中,趙用賢亦是張居正的學生,艾穆是張居正的同鄉。另外,他們的職位也都不簡單,吳中行是翰林院編修,趙用賢是庶吉士,沈思孝是刑部主事,艾穆是刑部員外。該場彈劾風暴,甚為「壯觀」。

 

(圖:Adobe Stock)

有讀者朋友可能會覺得這很正常,500年前,北宋的鄭俠不也是王安石器重的人才,不也是以公事為重、私情為輕對王安石猛烈批評嗎?其實他們的重點不同,處分也不同。鄭俠主要針對政事,重點是新政對民生的影響;而吳中行等人的重點是改革者的道德污點以及對倫理綱常的維護。吳中行四人受到的處分比鄭俠慘,萬曆下旨對該四人處以廷杖酷刑。各位可別小看廷杖,歷史上有不少人喪命於棍棒之下。

臨行刑前,眾臣嘩然,紛紛爭取解救。翰林院掌院學士王錫爵找張居正求情,事到如今,只有張居正能勸皇帝開恩罷刑,但張居正拒不見客。王錫爵焦急萬分,索性不顧禮節,闖進張居正的臨時靈堂!

進靈堂後,見張居正一身孝服。王錫爵趕忙道歉賠罪,說:「我為救吳中行等四位君子而來,令尊若泉下有知,想必不會怪罪我擅闖靈堂。」

張居正面色不悅,冷冷說道:「難道我因忠心為國而難以回家守孝,家父就會責怪我嗎?」又說:「聖怒不可測」,拒絕解救。

王錫爵見張居正如此態度,衝動之下斥責道:「就算是皇上發怒,也是你引起的!」然而話音未落,張居正突然一個箭步上前,做出了一個令在場所有人震驚的舉動:

他竟急速拔出一把刀,雙膝跪在王錫爵面前,將刀刃架在自己脖子上,做出自刎的動作,對王錫爵說:「那你殺了我吧,殺了我吧!」

 

張居正(圖:公有領域)

這一舉動登時嚇傻王錫爵,等回過神後,慌忙逃出張府,只餘下張居正孤獨地跪地悲泣。

《明史紀事本末》記載張居正下跪所言的原文是「爾殺我,爾殺我。」連著兩聲「爾殺我」,可想,他的精神遭受著多大的壓力與折磨。

靈堂內,張居正的心在流血;刑場上,四名抗議者的身體在流血。

吳中行、趙用賢挨了六十棍,艾穆、沈思孝挨了八十棍,現場慘不忍睹,幸有醫生及時救治,否則刑後性命難保。

當時,一名年輕人靜靜目睹了行刑的全過程,之後毅然將懷中的奏疏上交皇帝,絲毫未被酷刑嚇怕。

這位年輕人比先前四人更不要命,他的奏疏內容節選如下:

「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雖可為,學術則偏;志雖欲為,自用太甚。」「伏讀敕諭『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隳』,陛下言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弼成聖學,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艱,猶可挽留;脫不幸遂捐館舍,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將終不定耶?臣觀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若以奔喪為常事而不屑為者,不知人惟盡此五常之道,然後謂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親死而不奔,猶自號於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為喪心,則以為禽彘,可謂之非常人哉?」

其中有段話對萬曆皇帝而言相當刺眼扎心,大意是:皇上您現在學業和國事離不開張居正,幸虧現在張居正只是要回家守孝,假如哪天他死了,您就不學習、不治國了?言外之意即萬曆就是一窩囊皇帝。另外對張居正罵得也很犀利,說親人活著的時候不探望,死後又不奔喪,與禽獸沒有區別,還談什麼「我非常人」?

這位不怕死的年輕人名叫鄒元標,毫無懸念也激怒了萬曆與張居正,被打八十廷杖。他和之前遭受廷杖的四名抗議者被稱為「五君子」。值得一提的是,該五人毫無怨言,不後悔仗義執言。其中,鄒元標在不久的將來還會登場,再度直言上疏惹怒萬曆,還為張居正的功勞優點辯護——他不恨張居正,發聲只為維護道義。

 

(圖:Adobe Stock)

當時群情激憤,輿論倒向這些因言獲罪者,指責張居正的聲音不絕於耳。《明史》記載「至懸謗書通衢」,抨擊張居正的文章在大街上到處張貼。後來萬曆下詔,再有議論張居正奪情一事的,一律死罪無赦,此後謗言才停息。

明朝最大的奪情風波到此看似告一段落了,那麼如何評價該事件?為何會鬧到這一地步?

筆者認為,張居正和以五君子為代表的反對者各有道理、苦衷與不當。在張居正的立場,他曾勸父親搬家到身邊但父親不答應,長期未能看望父親是畢生的遺憾,不足以斷定他是無情的不孝子。改革是他嘔心瀝血的成果,在當時萬曆小皇帝難以親政的情況下,他眼裡國事的確重於家事。至於艾穆和沈思孝說他「忘親貪位」,貶低過重,以其改革成就與鞠躬盡瘁,他絕不是嚴嵩那類貪權之輩。

五君子所為是否屬於道德綁架?不完全是。我們現代人沒有守孝27月的要求,所以不能以現代眼光衡量當時。張居正奪情爭議與後來萬曆皇帝的國本之爭相似之處在於,重點都是祖制不可違,五君子與後來的「清流派」維護的均為祖制。祖制當時就相當於法律,在祖制面前,所謂「治國離不開誰」不能成為借口,即使奪情是制度允許的,也要看實施對象是否足夠特殊。

成化年間有個案例,內閣首輔李賢因父過世須回家守制,明憲宗下詔奪情起複,李賢因此遭學生羅倫彈劾,而羅倫也因彈劾被貶官。但李賢死後國家並沒有發生大動蕩,所以輿論更加確定大明王朝不會因為離了哪位首輔就不能運轉,從那時起直到萬曆朝,沒有內閣大學士敢再奪情。

儘管雙方各有道理,但也各有意氣用事和極端處事的過錯。張居正對待劉台和五君子等人確實不夠寬容,跪地擺出自刎架勢更是偏激;王錫爵擅闖靈堂過於失禮,劉台奏疏拿張居正年邁的父親說事缺少人情味,如果能控制情緒並多站在對方角度考慮,矛盾或許不會激烈到這一步。

 

(圖:Adobe Stock)

至於為何張居正奪情會掀起如此巨大的政治波瀾,不僅因為他的地位引發群臣對擅權的擔憂,也緣於張居正的背後有李太后和萬曆帝。反對者惹的最主要是聖怒,小萬曆惱火的重點其實是五君子蔑視聖旨與皇威。

奪情爭執持續看似不久,影響卻非常大。「居正自奪情後,益偏恣。」(《明史》)彈劾風暴無疑給張居正心中蒙上一層深深的陰影,萬曆五年也成為他柄政生涯的轉折點。改革依然在進行,大明依然欣欣向榮,可張居正在後半階段的所作所為悄然埋下危險的種子。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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