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新氣象，萬曆四年（1576年）正月，北京城內的男女老少皆沉浸在喜氣洋洋的氛圍中。作為百官之首的張居正也是如此，看到自己親自主持的改革已經取得初步成果，心中不免春風得意，並期盼新的一年再創佳績，更進一步實現富國強兵的理想。

然而沒想到的是，此時一封彈劾奏疏打破了新年喜慶的氣氛，讓他頓時火冒三丈。他更料想不到，該奏疏將成為暴風雨的前奏，其中提及的不祥之事也將在不久的未來發生。

這一奏疏言辭犀利，洋洋洒洒寫了上千字，矛頭直指張居正，作者則是他的學生——劉台。

自大明開國以來，高官被彈劾是很正常的事，但學生彈劾老師的確罕見，張居正自己也說：「二百年來無門生劾師長者」。關鍵是劉台的彈劾既不是無理取鬧，也不是反對改革，而是句句皆正義之辭，有理有據，所列舉的罪狀甚至是要命的。概括下來，劉台的彈劾幾乎每段都叩准一點：張居正蔑視祖宗之法；給萬曆皇帝的建議是：要約束張居正的權力！

之前講張居正改革成效時提到，隆慶帝駕崩前將幼皇子託付給高拱和張居正，萬曆初年國家大事基本上都由張居正代帝管理。雖然改革成效有目共睹，但劉台認為，張居正「擅作威福」，「以相自處」，儼然已成為獨裁者。

這裡順帶提一段歷史背景：自明太祖朱元璋廢宰相之位、成祖朱棣成立內閣以來，內閣大學士主要職責類似皇帝的顧問與秘書，即使內閣首輔被視為接近宰相，規定的權力和宰相仍有很大區別。所以，儘管張居正不是像嚴嵩那樣奸佞誤政的權臣，但指控他「以相自處」不無道理，對他而言這是個相當危險的罪名。此外，劉台還彈劾張居正鉗制言論、私薦用人、驅逐高拱、貪污受賄，並質問「輔政未幾，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在奏疏結尾，劉台還解釋了一番，說「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訟言攻之者，君臣誼重，則私恩有不得而顧也。」意思是，彈劾張居正不是恩將仇報，而是因為公事至上。

從監督權力的角度而言，劉台可謂是大義凜然，但考慮到師恩在前，該奏疏確實有點毒辣。尤其是彈劾張居正私薦的部分，劉台是這樣說的：「四維善機權，多憑藉，自念親老，旦暮不測，二三年間謀起複，任四維，其身後托乎？」此處抨擊的是張居正引張四維入閣的行為，劉台覺得張四維名聲不好卻能得重用，是因為張居正想把張四維作為自己的後路，萬一哪天張居正的父親逝世，需要回家守孝三年，張四維可以在內閣接應，幫張居正早日返閣。

假如換作我們任何一個人，看到自己的門生這樣質疑自己有陰謀並拿父親「旦暮不測」說事，都會覺得不近人情，這或許就是張居正極其失望與憤怒的最主要原因。之後他索性辭職，跑到萬曆皇帝面前哭泣，長跪不起，直到萬曆走下龍座親自扶他，再三挽留，張居正才答應繼續上班。

在當時的萬曆和李太后眼裡，國家絕不能沒有張居正，一個小小的劉台如此「添亂」，自然要罰。於是萬曆下令打劉台一百廷杖，之後張居正上疏勸皇帝手下留情，所以劉台只是被降為平民，免於廷杖之刑。《明史》有句話寫得十分微妙，稱張居正「陽具疏救」，「陽」字說明《明史》作者認為張居正上疏救劉台只是表面上做個樣子，頗有點春秋筆法的味道。《明史紀事本末》也說：「然心終恨之，後竟置之死。」當時與後世不少人都認為，即使張居正勞苦功高，彈劾者也絕對不該因言獲罪。

實際上，真正猛烈的彈劾風暴還在後面。不幸的是，劉台的奏疏一語成讖，短短一年過後，張居正的父親就真的去世了。

萬曆五年（1577年）秋季，張居正收到了父親病世的消息，登時悲慟不已。原本這是一件平常的喪事，兒子按照祖制回家守孝即可，但它旋即演變為一場巨大的政治風暴，朝臣間激烈的矛盾就像解不開的繩結，不幸最後以流血事件收場。

那麼，他們究竟為何走到了人們最不希望看到的地步？

起初氛圍還是很溫暖的。萬曆帝那年僅15歲，與張居正關係依然很好，情同父子，得知訃告後立即派太監前去慰問，勸他按時吃飯，切勿過度悲傷。看望他的使臣絡繹不絕，三宮送給他的禮物也十分豐厚。

然而，萬曆似乎尚未意識到，張居正面臨的難題遠不止如此。

伴隨一聲突如其來的「太后駕到」，太監馮保和李太后匆匆來到萬曆面前。李太后當時身穿便裝，說明事態緊急，衣服來不及換。她眉頭緊皺，問萬曆道：「張閣老即將回鄉丁憂，皇兒有何打算？」

萬曆心想「這事不複雜啊」，便淡淡回了一句：「就按先生（張居正）的意思吧。」

李太后聽萬曆這樣回答，瞬間坐不住了：「皇兒啊，你怎麼不明白呢！各府題本章奏你能獨自批閱嗎？你能辨別百官誰忠誰奸嗎？張閣老這一走就是三年啊，國家若有大動蕩，你有能力處理嗎？！」「如果沒有張閣老兢兢業業，我們哪有這太平之世？」

萬曆恍然大悟，卻又無奈地說：「但我們別無他法啊，守孝是祖宗法度，不能改啊。」

關於守孝，早在西漢時就規定朝廷官員遇父母喪事必須丁憂三年。明朝對孝的重視超過以往歷代，依照法律，得知父母去世後，即日起便要上報並奔喪，若是官員則須辭職回家；隱瞞父母去世而逃避守制的官員，一經發現必被革職，如果是學生則會被開除；在守孝期間不能喝酒、吃肉、參加娛樂活動等。但往往不需要三年整，守27個月就可以了。也允許奪情，軍人在戰爭期間，或者文官在特殊情況下不必辭職回家守制27個月，以素服辦公亦可。

站在一旁的馮保早已對奪情先例了如指掌，他瞅準時機建議說，歷朝不乏奪情，即使內閣大學士奪情也不是什麼罕事，如永樂六年六月楊榮丁憂，十月便被複用，並列舉了其他案例。

在第三期文章中，筆者提到過李太后、馮保、萬曆是張居正改革堅實的「鐵三角」後盾，此時自然立場統一。李太后聽聞馮保的建議，點頭認同，萬曆也同意頒聖旨讓張居正奪情留任。

按理說事情到此應該塵埃落定了，畢竟皇帝已經發話，然而事實上，臣民抗議的聲浪越來越高。大家可能很容易想到反對奪情的人或許主要是改革的反對派，但抗議聲最高的並非政治立場與張居正不同的官員，反而是受張居正提拔重用的人。他們的主要關注點不是改革利弊，而是和一年前劉台的關注點相似——祖制與特權。當然也增加了一個重要主題——中國延續千年的孝道與倫理綱常。

當時的吏部尚書張瀚曾得到張居正推薦，不過在此次奪情風波中並沒有偏向張居正。諸臣因害怕丟掉烏紗帽，紛紛發言支持張居正留任，而張瀚不以為然，嘆道：「三綱淪矣！」萬曆勃然大怒，令張瀚提早退休。

中國古代講究天人合一，地上的大事往往與天象對應。當時，一顆彗星拖著長長的尾巴從西南方划過天空，而且之後每晚都有彗星划過，萬曆於是下詔讓百官省思。張居正的學生吳中行此時上疏，大致表達了以下意思：

「張居正和他父親分別已長達19年，陛下為何讓他違心抑情，繼續痛苦地工作？居正常說謹守聖賢義理與祖宗法度，然而他是否付諸實際行動了？孔子的弟子宰我想縮短喪期，孔子則教導他：『予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孟子也曾說：『雖加一日愈於已。』即使是編氓小吏，也不能隱匿父母喪事；惟有武人可在戰爭時期穿墨縗繼續從事。張居正之事涉及萬古綱常，四方視聽，為他著想，只有現在不犯錯，才不會給後世留下非議啊！」他的奏疏且不論觀點對錯，就力度而言是足夠的，於天性之情、於國家之法、於聖賢之道、於身後之名勸諫，理情兼備，相當尖銳。

吳中行向皇帝上疏後，特意將奏疏副本呈給恩師。張居正看到副本後既驚訝也憤怒，沒料到學生之中又出一個劉台。

繼吳中行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也上疏反對張居正奪情留任，其中，趙用賢亦是張居正的學生，艾穆是張居正的同鄉。另外，他們的職位也都不簡單，吳中行是翰林院編修，趙用賢是庶吉士，沈思孝是刑部主事，艾穆是刑部員外。該場彈劾風暴，甚為「壯觀」。

有讀者朋友可能會覺得這很正常，500年前，北宋的鄭俠不也是王安石器重的人才，不也是以公事為重、私情為輕對王安石猛烈批評嗎？其實他們的重點不同，處分也不同。鄭俠主要針對政事，重點是新政對民生的影響；而吳中行等人的重點是改革者的道德污點以及對倫理綱常的維護。吳中行四人受到的處分比鄭俠慘，萬曆下旨對該四人處以廷杖酷刑。各位可別小看廷杖，歷史上有不少人喪命於棍棒之下。

臨行刑前，眾臣嘩然，紛紛爭取解救。翰林院掌院學士王錫爵找張居正求情，事到如今，只有張居正能勸皇帝開恩罷刑，但張居正拒不見客。王錫爵焦急萬分，索性不顧禮節，闖進張居正的臨時靈堂！

進靈堂後，見張居正一身孝服。王錫爵趕忙道歉賠罪，說：「我為救吳中行等四位君子而來，令尊若泉下有知，想必不會怪罪我擅闖靈堂。」

張居正面色不悅，冷冷說道：「難道我因忠心為國而難以回家守孝，家父就會責怪我嗎？」又說：「聖怒不可測」，拒絕解救。

王錫爵見張居正如此態度，衝動之下斥責道：「就算是皇上發怒，也是你引起的！」然而話音未落，張居正突然一個箭步上前，做出了一個令在場所有人震驚的舉動：

他竟急速拔出一把刀，雙膝跪在王錫爵面前，將刀刃架在自己脖子上，做出自刎的動作，對王錫爵說：「那你殺了我吧，殺了我吧！」

這一舉動登時嚇傻王錫爵，等回過神後，慌忙逃出張府，只餘下張居正孤獨地跪地悲泣。

《明史紀事本末》記載張居正下跪所言的原文是「爾殺我，爾殺我。」連著兩聲「爾殺我」，可想，他的精神遭受著多大的壓力與折磨。

靈堂內，張居正的心在流血；刑場上，四名抗議者的身體在流血。

吳中行、趙用賢挨了六十棍，艾穆、沈思孝挨了八十棍，現場慘不忍睹，幸有醫生及時救治，否則刑後性命難保。

當時，一名年輕人靜靜目睹了行刑的全過程，之後毅然將懷中的奏疏上交皇帝，絲毫未被酷刑嚇怕。

這位年輕人比先前四人更不要命，他的奏疏內容節選如下：

「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雖可為，學術則偏；志雖欲為，自用太甚。」「伏讀敕諭『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隳』，陛下言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弼成聖學，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艱，猶可挽留；脫不幸遂捐館舍，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將終不定耶？臣觀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若以奔喪為常事而不屑為者，不知人惟盡此五常之道，然後謂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親死而不奔，猶自號於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為喪心，則以為禽彘，可謂之非常人哉？」

其中有段話對萬曆皇帝而言相當刺眼扎心，大意是：皇上您現在學業和國事離不開張居正，幸虧現在張居正只是要回家守孝，假如哪天他死了，您就不學習、不治國了？言外之意即萬曆就是一窩囊皇帝。另外對張居正罵得也很犀利，說親人活著的時候不探望，死後又不奔喪，與禽獸沒有區別，還談什麼「我非常人」？

這位不怕死的年輕人名叫鄒元標，毫無懸念也激怒了萬曆與張居正，被打八十廷杖。他和之前遭受廷杖的四名抗議者被稱為「五君子」。值得一提的是，該五人毫無怨言，不後悔仗義執言。其中，鄒元標在不久的將來還會登場，再度直言上疏惹怒萬曆，還為張居正的功勞優點辯護——他不恨張居正，發聲只為維護道義。

當時群情激憤，輿論倒向這些因言獲罪者，指責張居正的聲音不絕於耳。《明史》記載「至懸謗書通衢」，抨擊張居正的文章在大街上到處張貼。後來萬曆下詔，再有議論張居正奪情一事的，一律死罪無赦，此後謗言才停息。

明朝最大的奪情風波到此看似告一段落了，那麼如何評價該事件？為何會鬧到這一地步？

筆者認為，張居正和以五君子為代表的反對者各有道理、苦衷與不當。在張居正的立場，他曾勸父親搬家到身邊但父親不答應，長期未能看望父親是畢生的遺憾，不足以斷定他是無情的不孝子。改革是他嘔心瀝血的成果，在當時萬曆小皇帝難以親政的情況下，他眼裡國事的確重於家事。至於艾穆和沈思孝說他「忘親貪位」，貶低過重，以其改革成就與鞠躬盡瘁，他絕不是嚴嵩那類貪權之輩。

五君子所為是否屬於道德綁架？不完全是。我們現代人沒有守孝27月的要求，所以不能以現代眼光衡量當時。張居正奪情爭議與後來萬曆皇帝的國本之爭相似之處在於，重點都是祖制不可違，五君子與後來的「清流派」維護的均為祖制。祖制當時就相當於法律，在祖制面前，所謂「治國離不開誰」不能成為借口，即使奪情是制度允許的，也要看實施對象是否足夠特殊。

成化年間有個案例，內閣首輔李賢因父過世須回家守制，明憲宗下詔奪情起複，李賢因此遭學生羅倫彈劾，而羅倫也因彈劾被貶官。但李賢死後國家並沒有發生大動蕩，所以輿論更加確定大明王朝不會因為離了哪位首輔就不能運轉，從那時起直到萬曆朝，沒有內閣大學士敢再奪情。

儘管雙方各有道理，但也各有意氣用事和極端處事的過錯。張居正對待劉台和五君子等人確實不夠寬容，跪地擺出自刎架勢更是偏激；王錫爵擅闖靈堂過於失禮，劉台奏疏拿張居正年邁的父親說事缺少人情味，如果能控制情緒並多站在對方角度考慮，矛盾或許不會激烈到這一步。

至於為何張居正奪情會掀起如此巨大的政治波瀾，不僅因為他的地位引發群臣對擅權的擔憂，也緣於張居正的背後有李太后和萬曆帝。反對者惹的最主要是聖怒，小萬曆惱火的重點其實是五君子蔑視聖旨與皇威。

奪情爭執持續看似不久，影響卻非常大。「居正自奪情後，益偏恣。」（《明史》）彈劾風暴無疑給張居正心中蒙上一層深深的陰影，萬曆五年也成為他柄政生涯的轉折點。改革依然在進行，大明依然欣欣向榮，可張居正在後半階段的所作所為悄然埋下危險的種子。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