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嘉蔚兄從微信上發來一份《邀請函》，他的巨作《巴別塔》完成了，於10月15日開慶祝聚會。看《邀請函》介紹，這次活動將非常隆重，有專業攝影隊來拍攝，按禮儀我應該送花籃去祝賀，無奈數月前已定了去夏威夷度假的郵船，改期不得，只得撰此小文，預資恭賀。

遙想當初嘉蔚拿著樣稿給我講述畫《巴別塔》構思的場景，不覺已過二十二年了，二十二年來，他為《巴別塔》反覆構思，反覆提煉，反覆修改，其匠心之苦，令人起敬；二十二年來，不管是他的舊居還是新居的畫室，我去過許多次，每次聊天，總離不開聽他講述畫《巴別塔》的進展；三十餘年和他交往的時間裡，欣喜地看到他生活環境的改善，畫室從Marricklle教堂邊破舊的車庫，簡陋的梯架，到Bundena古色古香的西班牙舊居，再到海邊的豪宅畫室……高興地看到他的畫藝和他的成名度一樣，不斷攀升……

（二）

我和嘉蔚同是「六四」前後，來澳洲四十千人中的一員，彼此相識已三十多年，命運起落，個中甘苦，一一憶來，不由唏噓。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已經記不得何時與嘉蔚結識，或許是在戚欣家，或許是在王旭家，或許是在某處公眾場合……提起戚欣，我不免要打橫幾句。

戚欣也是嘉蔚的朋友，原是上海工藝品廠的工藝師，他傳承爺爺的微雕手藝，能在米粒大小的象牙上刻《波羅蜜多心經》和《千字文》。剛來悉尼時，他因謀生所迫，去工廠打工。他擔心爺爺的手藝在他手裡失傳，回家後經常落淚。他的太太是一個典型的賢妻良母，知道後安慰丈夫說：「戚欣，我去車衣廠打兩份工，你在家繼續刻微雕，刻成就賣給我，二十元一枚，給你當零花錢……」戚欣有賢妻相夫教子，是四十千人中較早買房的一個。前些年我在上海碰到他，知道他在近郊開設一間文具工廠，業績不錯，當我問起他太太時，他眼眶濕潤，哽咽著說：「因操勞過度，前些年去世了……」

談到王旭，他也是嘉蔚的朋友，剛來時他倆和一位姓胡的朋友，三人合作開了一家畫廊，給人畫頭像。後來他倆被姓胡的欺負了，鬧到警察局，我在小說《他鄉演義》中，曾寫過這段故事。王旭也是四十千人中買房較早的一個，他遷入新居後，開了一場PARTY，請了不少朋友，記得黃苗子和郁風都去了。我已有好久沒見王旭了，據傳他近年記憶衰退得厲害，容易遺忘，在這裡我祝他老而彌堅。

一九九五年夏秋季，王旭家開了一次PARTY，大家談得很歡暢，我說：「我家祖有訓，兒孫不得參加任何黨派團體……」不久我創建了「上海同鄉會」，後來嘉蔚在報上撰文，調侃我說信辭旦旦說不參加任何黨團的王亞法，現在黃袍加身，當起會長來了……若干年後我倆笑談起此事，非常戲謔。

一九九二年左右，嘉蔚住在Marrickville教堂後的一座老房子里，一次我去探望他，他正在作畫，車庫是他的畫室，玻璃鋼屋頂的光線暗淡，室內異常悶熱，他在一架簡陋的電風扇旁揮汗作畫。他見我進門，踢過腳邊的一隻牛奶箱請我坐下。我說嘉蔚你這裡的條件太艱苦了，他抹著額頭的汗水說：「這裡不錯，地方大，我在中國連這麼大的作畫場地還沒有呢！」

一次嘉蔚來電，說黃苗子和郁風二老在他家中，要我幫忙送他倆去Chastwood。我趕到時，他正在院子里，給倆位老人的畫像拍照。

在送二老去Chatswood的車上，我聽黃苗子說「二流堂」的故事，說到吳祖光時，我問：「吳祖光老師如何出不來？」他說：「台灣好幾次邀請吳祖光去訪問，共產黨就是不放，那時離「六四」不久，海外人都敢大膽說話。我說：「我寫了本諷刺毛澤東的荒誕小說，取名《紅都妖孽》因為太尖銳，不敢發表。」

老人家說：「有什麼不敢的，最多不回去！」那時的老人家說話很大膽，幾年後他回北京，我去朝陽門的府上拜訪他，他老說話就很謹慎了……

在什麼環境里說什麼話，這是中國知識分子言不由衷的悲哀。

有件非常的有趣的事值得補說，那時不少人剛考了駕照，買了二手汽車，相約周末去WatsonsBay玩，那天嘉蔚王藍夫婦也去了。那時還沒有GPS，大家都是新來咋到，又都是駕車新手，不認路，一隊二手車，引擎排氣管聲音洪亮，浩浩蕩蕩，不斷開錯路，像調龍燈一般反覆折返，鬧了不少笑話，現在想來頗是好笑。

有一次一位香港畫商來悉尼，要我介紹認識嘉蔚，請他吃飯。那天他穿雙高統皮靴，雙肩包，健步橐橐，和我一起來到唐人街的「金門飯店」，（當年的金門飯店，在唐人街的東頭，是一家非常闊氣的酒店，現已改建新樓了），剛踏上台階，橐橐的皮靴聲突然停住。我迴轉頭，只見他雙手握著雙肩包背帶，認真問：「亞法，今朝啥人請客？」

我答：「香港老闆。」這時他才邁開腳步，放心進去，回想這副情景，非常好笑，這也表明，當初我們四十千人剛來時的艱難囧境。

 （三）

一九九七年，嘉蔚夫婦搬到Bundena，那是一處幽靜的所在。他在老宅旁新建了一幢頗為敞亮的畫室，這是他畫《巴別塔》開筆的初始地。我和上海同鄉會的一批朋友常去他家光顧，尤其是上海同鄉會的現任會長沈唐生，他是嘉蔚的粉絲，每次必去，前一陣他發來一張和嘉蔚的三人合影，照片上的人都非常年輕，對比現在的模樣，昨日少年今白頭，有說不出的感傷。

嘉蔚搬進新居後養了一條叫比利的白色大公狗，比利見女客來它喜歡撲上前親昵，有些流氓。嘉蔚是個安分守己的男人，幾十年埋頭作畫，沒有緋聞，算他的比利阿代他風流吧。

嘉蔚搬到Bundeba的時候，正逢我婚變，我情緒不好時，常驅車去和他訴苦，有時他留我住上幾天。他把我的臨時住所安排在樓下的房間里，一席地鋪，玻璃門外是院子，早晨大公狗比利卷伏在玻璃門外，我偃躺在地鋪上，和它四目相望，用心靈嘆息單身漢的苦惱。

嘉蔚勸我養狗，說狗通人性，可以給人心靈藉慰。我以後領養的吉娃娃Lisa，就是受了他的鼓說。

嘉蔚是大白狗的主人，也是大白狗的奴僕，大白狗的飲食都由他伺候。

有則笑話可堪噴飯，一天開午飯前，王藍擺開碗筷，對嘉蔚說：「快叫亞法吃飯！」

也許每次吃飯前，先餵食大白，是嘉蔚的習慣，他條件反射地端起狗食盆往樓下去。

王藍大喝一聲：「嘉蔚，你先請客人，還是先喂狗呀！」

嘉蔚一驚，趕緊放下狗食盆，三人放聲大笑。

說實話，嘉蔚作畫的寫實功夫堪為一流，但他的烹飪手藝卻不敢恭維，我吃過很多次他做的飯，卻評分不佳，影響最深的是他烹的黃芽菜煮年糕——我一口下去就吐了出來，調侃說：「嘉蔚啊，你放的鹽比年糕還多!」

寫嘉蔚不能不寫王藍。

我手邊有本王藍的精美中英文畫冊，她的丙烯畫色塊濃艷，搶眼奪目，裝設味重，接近西洋風格，很雋永耐看。

王藍嫁給嘉蔚是幸福的，夫唱婦隨，相得益彰，然而嘉蔚名聲太大，猶如喬木的樹蔭覆蓋了灌木的枝葉，王藍的畫名被嘉蔚蓋住了。

嘉蔚在為中國國家博物館作《建安七子》前，給我電話，說王藍廉價買了一大袋布料，做了許

多件漢服，要我去試穿，扮演曹操。那次裝扮非常發噱，我穿上王藍做的漢服，手拿木棍作權仗，嘉蔚剪開兩隻紙盒子，做了一雙漢履，給我穿上，讓我裝模作樣，過了一次做魏武王的癮頭。

嘉蔚和王藍，兩位藝術家居住在Bundena這個海外桃源之處，相敬如賓，昆亂不擋，如被他祖上寫《浮生六記》沈三白知道，一定會驚羨不已。

(四）

男人分文武兩種，第一種武的，如林語堂所說，聚在一起，喜喝酒、吃肉、罵娘；第二種文的，聚在一起，喜談政治、好臧否、吹自大。

我和嘉蔚屬於第二種。

那年頭社會上盛傳艾培《叫父親太沉重》一書，有人說艾培是周恩來的私生女，也有人說她是騙子……

某次閑聊，嘉蔚自詡畫過許多周恩來的頭像，分析過上千張周恩來的照片，能記住周恩來臉上的每塊老人斑。於是我說：「你不妨對艾培的照片閉目尋思，除去她頭顱上的皮肉，把骷顱和周恩來的骷顱對比有什麼不同？」

他沉思一下，給了我答案。

當然，我不便在這裡把答案寫上，因為我每年要回國吃蟹賞菊，探望老友，說多了要惹麻煩，你懂得……

嘉蔚雖然沒有參加任何華人社團，但他卻非常關心這裡僑團的動態。

那年勞丁和我爭當「上海同鄉會」會長，暗下使陰謀，下絆子，結果我輸了。事後沈唐生對我說，嘉蔚早就分析過，你鬥不過勞丁，一定會輸的。我問，他何以見得？沈唐生說，嘉蔚分析，勞丁是毛澤東，你是蔣介石，憑這一點你就一定輸給他。我聽罷哈哈大笑，嘉蔚到底是讀懂現代史的人。

說到這裡，我又要離題嘮叨幾句：為了爭當會長，勞丁給上海靜安分局寫匿名信，我被拘留一夜。回到悉尼，劉領事勸我退位，我主動辭去會長職務。沈唐生又來告訴我，說嘉蔚誇你明智，懂得進退，沒有逞強。我哈哈一笑說：「我豈敢逞強，他有背景，我若逞強，豈不和薛蠻子一樣，回國被抓住，以嫖妓罪押上電視台出醜，回到悉尼，豈不要被弟兄們吐口水罵死……」

過些年，勞丁掛了。我的對手死了，心中不免悵然，就像當年老蔣掛了，老毛徹夜難眠，失去弈棋的對手一樣。我寫了一首《長相思》在報上登廣告送他：「你害我，我無損，歡天喜地度餘生，心無芥蒂痕；你火化，進鬼村，凄涼悲苦多自問，來世做好人。」

勞丁死後，我創建的「上海同鄉會」正是Controller所希望的，已經分裂成兩派，這時兩派兄弟都來勸說，希望我出山……

這時沈唐生又告訴我說，外邊都在猜測你會不會出山，嘉蔚說，如果亞法出山，腦子一定出問題了……

聽完沈唐生的話，我大聲擊掌：「我豈會出山……知我者嘉蔚也！」

   （五）

二零零八年，王旭畫了幾十幅右派的遺像，由馮崇義主持，在UTS開「反右五十周年研討會」，那天請來了大右派儲安平的公子儲望華，和嘉蔚一起坐在主席台上。儲望華住墨爾本，是著名的鋼琴演奏家。因我在網上看到中共早期頭目張東蓀的孫子張鶴慈網上的文章，說儲安平釋放後回家，帶回一隻羊。孩子們與他割裂，他只得與羊說話，又說儲望華曾在悉尼歌劇院彈演奏《東方紅》和《黃河大合唱》，張鶴慈因之與他割席，語氣頗為激揚，我讀罷非常生氣……

沒等儲望華髮言完，我就起立提問：「儲先生，請問你當初在Opera house彈奏《東方紅》時，有什麼感想？」

我的問題炸了鍋，儲望華生氣地斷然回答：「沒有！」

會場起了騷動，研討會也就不了了之。

儲望華是嘉蔚的好朋友，晚上嘉蔚給我電話，他很生氣，說我不應該砸場子。我說：「這事與你無關，我最瞧不起的，就是不記殺父之仇、奪妻之恨的男人……」說罷掛斷電話。

現在想來，我那天衝動，大可不必，馮崇義調侃我是「六十多歲的憤青作家」——很符合我的個性。但願儲望華先生看見我的文章，能諒解我的魯莽。

還是嘉蔚氣量大，半年多後，他主動給我電話，邀請我去作客，繼續聽他講修改《巴別塔》的故事，談建設新居的計劃……

我和嘉蔚是同代人，在同樣的政治環境中長大，但因不同的成長背景和家庭教育，嘉蔚的性格比我溫和，涵養比我好，我崇拜阮籍，性格偏頗，經常以「青睞」看人，以鼻子嗤氣，容易得罪人。

那天他陪我去參觀正在打基礎的新居。新居地處高坡，背海靠路，風水很好。他指著旁邊的一塊空地，說這塊地：「大約八十萬，你有興趣，可以拿下。」

我說，我年逾七十，一動不如一靜，還是信奉蒲公英的生存原則，隨風而安，落到哪裡就在那裡生根吧。

 （六）

嘉蔚為我畫了一幅肖像，非常傳神，朋友們見了都很羨慕。不少人私下猜測，有的甚至直接問，你付給嘉蔚多少潤筆，其實我倆根本沒有金錢交易，完全是友情往來。（附兩張肖像照;1,肖像，2.兩人在肖像前）

起始是這樣的，那天我和沈唐生一起在嘉蔚Bundena的舊居，午飯後我倆和嘉蔚夫婦一起聊天，聊著聊著，就聊到了即將落成的新居。

王藍說：「嘉蔚，這次算下來，還差你畫室鋪木地板的錢。」

嘉蔚說：「那就用塑料漆吧。」

我聽罷，插嘴說：「不行，嘉蔚，畫室和書房一樣，除睡覺外，大部分時間都待在裡邊，新房靠海，濕度高氣溫低，塑料漆不保溫。」

嘉蔚說：「暫時先用塑料漆湊合著吧。」

我說：「嘉蔚，你畫室的地板，算是我送你喬遷新居的禮物。」

嘉蔚堅持：「不行！」

我說：「朋友有通財之義，沒關係！。」

嘉蔚還是堅持說不行！

我就說：「那就這樣吧，地板我送你，方便時你給我畫張肖像，不畫也沒有關係，時間不論，留著將來給我開追悼會用。」

就這樣說妥了——

兩人在構思畫面背景時，擬定我裝扮民國人物。為此我特地去台北定製一件長衫，配上張大千坐的藤椅，後背懸一塊啟功題的「半空堂」匾額，兩旁掛一副張大千的對聯。

開筆前嘉蔚仔細地研究了我的照片，說我的氣質極似孔祥熙，神形俱似。

哈哈，上次演曹操，過魏武王癮，這次裝孔祥熙，過中華民國財政部長和行政院長的癮，和藝術家一起玩，真有趣！

畫成，沈唐生兄拿去裝框，他是HURSTVILL「陽光畫廊」的東主，死活也不肯收錢，讓我欠他一份情，這就是關於肖像的全部故事。

我在此立誓：他年如成立「沈嘉蔚紀念館」或「沈嘉蔚美術館」，我願將此畫捐出——因為她是四十千蒲公英花絮，飄落到澳洲大地上衍生出的一朵小花，文人惺惺相惜的見證。

（七）

自從嘉蔚的《我為我們偉大祖國站崗》在牆內濺起浪花後，Controller自然會向他搖拽橄欖枝，於是盛名之下，謗亦隨之，鬥士們的陣營里，發出嘉蔚被招安的窸窣聲。

胡適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我認為嘉蔚是位能容忍的畫家，不是鬥士，如果他做鬥士，其命運將會和羅剎國千萬菁英一樣，被強權塞進刻意遺忘的垃圾袋，這將是非常可惜的事……

嘉蔚是四十千來澳者中的菁英，是我們群體的榮耀，他有道德良知，心明如鏡，沒有成為居澳三十年合唱隊的一員——替劊子手擦洗指縫間的血跡。

縱觀歷史，古今中外，天才者中的矮個子不少，政治家有：拿破崙（1.68）、斯大林（1,64）、陳獨秀（1.63）、當下的澤連斯基（1.64）……藝術家有：梵高、卓別林、畢加索（1.64）、張大千（1.62）魯迅（1.61）……嘉蔚和陳獨秀（1.63）等高，肖鼠，「尖嘴猴腮」，鼠般聰明（引號中詞是他在《自說自畫》P005中的自我調侃）。

凡是天才，都是由先天的秉賦，加上後天的勤奮才成功的，嘉蔚也是這樣，他幾十年滾在顏色中，好色成性，佳作不斷，光畫這幅《巴別塔》就投下二十二年時間，他的毅力和執著站在腳手架上，使我想起米蓋朗琪羅畫西斯廷教堂天頂的故事。

為完成艱難的工程，米蓋朗琪羅在腳手架上四年不曾下來，當他完成作品，爬下腳手架，脫下靴子時，腳上蛻下的死皮，粘滿了整個靴子……

我和嘉蔚君子是之交，心有靈犀，有些話只要點明話題，便心照不宣，彼此意會。

我曾跟他說：「你是有作品傳世之人，你畫紅色題材要暗藏點關巧，好給日後作解說，不要被子孫垢言……」他詭秘一笑，盡在不言中。

為寫這篇小文，我花了兩天時間讀完他送我的《自說自畫》，因此書在牆內出版，難免有言不由衷之處，陳丹青的序言亦復如此。查閱網上陳丹青為嘉蔚寫的另一段文字，要雋永得多，有興趣者，可上「百度」查閱，恕不贅言。

和嘉蔚相交三十餘年，打開光陰的標尺，往前看已不可能再由那麼多光陰了，趁我尚未老年痴呆之前，將點滴回憶，撰成小文，以不忘彼此三十餘年相交之情也！

嘉蔚為我畫肖像，我為嘉蔚寫漫話，彼此打趣，調侃作樂，為我輩南渡四十千留學生的文壇，留下一段佳話。

二0二三年十月二日於食薇齋北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