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3-08-29 15:55

周六（8月26日），應一位朋友邀請前往位於悉尼近郊的Campsie圖書館參加一個澳華文學創作的討論會，活動通告稱「我們將一同回顧20世紀80年代末，這段被譽為澳大利亞華文文學的黃金時代」。碰巧的是，那個時代我已經生活在澳洲，也算是見證人吧。

現場座位上的人並不多，幾乎都是從那個年代過來的老面孔。三位演講嘉賓是施國英、田地和何與懷。

20世紀90年代初，施國英與田地確實都是悉尼華文報刊中的風雲人物，也是許多話題的爭議焦點。三十年後的今天，施國英、田地都把那段時期標榜為澳華文學的黃金時代，那隻能這樣理解：在施、田之後，澳洲華文報刊確實再也沒有熱鬧過。何與懷博士並非那個時代的人，他在發言中反對這種說法，他認為那個時代的文人比較活躍，但文學作品的含金量遠不如之後誕生的作品。

不管怎樣評定那個年代的文學作品，那個年代確實給親歷者們留下深刻的印象，直至今日依然會被人津津樂道，談論中總會提及「二八」論的施國英以及開著計程車搞創作的田地。

20世紀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大批中國留學生為了尋找新生活不惜背負天文數字般的債務湧進澳大利亞，開啟了人生最糾結、最無奈、最迷茫的一頁。

而中共當局的「成全」，發生一場震驚世界的天安門大屠殺，讓所有的留學生興奮地看到了自己未來的曙光。參加反共抗議集會，遞交政治難民資格申請書，博取澳洲主流的同情，幾乎就是留學生工作之餘的主旋律。

一些有著文字功底的留學生先後辦起了幾份華文報刊，既給文學愛好者們提供天馬行空的舞台，也為空虛至極的留學生營造了一個放鬆與娛樂的自由空間。

那時的文人就像黑暗中跳出來的幼鳥，開始嘗試自由的天地，總理霍克的眼淚抹去了他們心中的恐懼。於是，澳洲文壇熱鬧起來了，買華人報刊成為留學生的生活必需品，所謂的文學專欄先後出現了「八怪九妖」等寫手的爭奇鬥豔，雖然有深度的作品不少，但真正受歡迎的文章幾乎都是嬉笑、怒罵、調侃與嘲弄；那個時代的品味是，沒有爭鬥就沒有讀者。

不得不承認，在中國式野蠻封閉與西方化文明開放發生碰撞時，探索性的華文作品確實為留學生吹來一席自由思想的春風，作家與讀者常常互動，華文領域也為四十千留學生成功獲得澳洲永居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隨著身份搞定，家庭團聚，中國人的那種軟骨自私的本性也再次將恐懼拽回到了作家心中，於是，「三非」（非政治非宗教非盈利）成了文學創作與交流的條件，任何冒犯黨國的話題都是文學禁區，從那時起，作家們也紛紛消失在讀者的視野中，

這大概就是那個所謂「黃金時代」的過程，從百家爭鳴的熱鬧到花謝葉落的淡漠，其中並沒有湧現出任何金銀色彩。回望當年的那些作品，充其量就是一段歷史的痕迹，在他們有寫作衝動時，缺乏社會認知深度；當他們有能力書寫好文章時，又喪失了創作勇氣。

文學離不開政治，尤其對那些在狼奶的餵養中走出國門，又在無數學生的血泊中拾起澳洲護照的文人作家，每個人都無可逃避地走在善良與邪惡、真理與謊言的十字路口。所謂「政治」就是普世價值觀，就是人類道德規範。正當華人社會需要燦爛的文學作品來驅離迷茫時，文人作家已經找不到自己的靈魂了。

當然，澳洲也有不少令人敬佩的作家，比如我所熟悉的齊家貞、陶洛誦等，她們的作品不僅譜寫著史詩般的動人故事，更透露出當代華人作家的歷史使命感。她們的人格就像她們的作品一樣，以立於嚴寒而不屈的風骨，頑強地撕下邪惡的偽裝，展現出社會的真相，時刻讓人感受到那片在黑暗中掙扎的靈魂與光芒。而這樣的作家基本不會與所謂的華文協會為伍，因為「三非」緊箍咒下的文章最多就是文字遊戲，無法被視為文學作品。

今年年初時，讀到何與懷先生的一篇《當下時勢與文學寫作》，其中有段話觸動了我，那是他為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成立作的宣示，「歷史定然站在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正義的一邊。歷史定然站在人性的一邊。而我們，秉持「道要正道；心要真心」的信念，堅守普世價值，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澳大利亞華文文學的黃金時代或許會來臨，那是在不久的將來。

28-08-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