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遠清死亡的隱喻：近年來，在中共專制高壓的政治社會環境下，中國文學自由的空間越來越逼仄，卓有成就的作家也受到批判。也許很快，「保衛文學」便會成為許多人的心聲，並將成為強烈的呼籲。

 （接前文）

2022年12月27日下午，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學者、被譽為學界獨行俠和常青樹的古遠清教授不幸在武漢逝世。在那些「應陽盡陽應死盡死」的日子裡，他們夫婦兩人染上新冠併發症，求助無門。四天前，幾十年相濡以沫的夫人古熾珍辭世，極度悲痛的古教授拖著病體掙扎著繼續四處求醫。27日那天，他開始去了兩個社區醫院，不收，後來到陸軍總醫院，也是人山人海，只好回家，半小時之後，下午四點半，在沙發上就過世了，沒有留下任何遺言。我這位與我同年同月出生的朋友，一生勤奮，熱衷於學問，熱衷於爭辯，卻無能留下一句話就告別了這個世界！真是讓人震驚。真難以想像古教授坐在沙發上那半小時的沮喪、無助以及悲傷。

古遠清之死，也像一張「白紙」。

我看到一個隱喻。

在文學領域，他的死亡好像告訴人們：什麼商榷，什麼回應，現在都沒有必要了。六年前，古遠清那篇「帽子太沉重」之作還能質疑《中國文學批評》的頭條文章，還能指責那個研究員說他讓讀者感到不滿，因為隱藏在他那些宣言式、表態式文字中，充滿那種自居正統、居高臨下、盛氣凌人的態度。古遠清還能指責他這類文章以「政治正確」自居，為文粗率，常常義憤多於說理，有時還擦槍走火，因而惹來非議。古遠清去世，當然此後他無法再質疑什麼了。

他這個失敗的質疑似乎也預示今後質疑的失敗：越是爭辯正確就將越無正確爭辯的立足之地。

就在古遠清為張愛玲爭辯後不久，湖北女作家方方描寫「土改」悲劇的《軟埋》遭到極左勢力兇猛的大批判，在欲加之罪的淫威之下，這部曾獲2016年「路遙文學獎」的優秀長篇小說被官方全方位下架了，被停印了。完全就如文革初期最時髦的做法一樣，舉行什麼「工農兵」讀者座談批判會，在報刊雜誌網站發動聲勢浩大圍攻，那何止是「自居正統，居高臨下，盛氣凌人」？簡直是要置人於死地。一名北京大學哲學博士撰寫長文，就強烈建議公安檢察部門，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調查方方，查她「與境外勢力有著何種程度的勾結，與資本集團存在著何種利益共生關係……」，要「對於這些問題一查到底」。兩位中共高官也寫出大文參加了大批判。前中組部部長張全景把《軟埋》定性為「新形勢下意識形態領域階級鬥爭的反映」。解放軍上將趙可銘則攻擊《軟埋》是「對土改的反攻倒算」。他非但批方方的小說，連帶張煒、陳忠實、余華、莫言等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也一併置於其批判之列。不但大批判了，而且還向有關主管提出了四條建議。條條都很兇狠，條條都很「文革」。

《軟埋》被攻擊為「一株反共大毒草！」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確，如果依照列寧把文學規範為必須由黨組織監督控制的「黨的文學」，如果依照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定下的種種標準，如果依照中共一直以來的正統觀念，方方這部長篇是「罪有應得，難逃其咎」；張煒、陳忠實、余華、莫言等諸多著名作家的一些作品也可以標上「反共」罪名。

就說莫言吧。他榮獲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其作品被評委會贊為「以幻覺般的敏銳筆觸融合了傳奇、歷史與當代」，非常了不起。但是，他的創作，包括小說、散文、講話等，開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大部分作品，如《生死疲勞》《蛙》《酒國》《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爆炸》等，反映中共奪取政權後中國社會生活，於是，批判者有話說了，說在莫言的筆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環境就是悲慘世界，經歷就是苦難歷程。莫言只寫陰暗不寫光明，只寫落後不寫先進，只寫消極不寫積極，只寫苦難不寫歡樂，只寫假醜惡，不寫真善美。寫陰暗面也竭盡醜化歪曲之能事，將個別說成全體，將零星說成普遍，將偶然說成必然，將臨時說成長期，將少說成多，將小說成大。在莫言筆下，中國人民永遠落後、貧窮、懦弱、沒有希望、無可救藥。於是，莫言的作品，被標籤為「媚外文學」、「抹黑文學」，完全沒有「紅色基因」，完全沒有順應「主旋律」，其罪狀包括存心暴露社會黑暗、蓄意抹黑新中國、發泄心中的怨恨，以及迎合西方反華勢力需要，等等。

以「政治正確」自居的批判者為莫言羅織罪名，蠻有想像力的。其中竟有一條是「發泄心中的怨恨」。他們指責莫言是個忘恩負義極端自私的小人。說莫言之所以能由一個只上過五年小學的農民成為一個作家，全靠共產黨栽培，可他非但不感恩反而反咬一口。還說莫言什麼私心太重，只能我負人，不可人負我，發展到六親不認，睚眥必報，絕不留情！這些判詞真夠恐怖得讓人難以預料。

許多作家，只因忠於真實，忠於文學倫理，越來越為當今中國社會政治環境所不容；但在嚴酷現實壓迫之下卻更清醒，更具獨立精神。慕容雪村是其中一個，不過十年間，他從當紅作家變成異見者，最後更成了逃亡者。前幾年他就感到情況比以前更壞，言論自由方面大幅倒退，報紙、雜誌、電視，所有媒體，報道的尺度統統收緊；法治狀況愈發糟糕，他身邊有超過十三個朋友被捕；他自己有十五個社交媒體賬號被註銷，多年被禁止發言，不能發表作品。但他決心還要為社會做一些事。

2020年初，武漢肺炎疫情大爆發，這座一千一百萬人口的城市一夜之間變成孤島，墮入恐懼、絕望與痛苦之中。慕容雪村決心去探究那裡究竟發生了什麼。4月3日，在武漢解封的前夜，他孤身前往做實地採訪。在他之前，那些在疫情期間曾在武漢試圖實地了解疫情真相的公民記者如方斌、李澤華、陳秋實、張展等人，都遭遇了被失蹤、被逮捕的命運。慕容雪村在出發前、在路途中、在武漢期間、在寫作期間，也感受到幾乎無所不在的威脅。幸好最後，他終於以獲得的第一手資料，寫成《禁城：武漢傳來的聲音》一書，為讀者呈現出一個個不同背景的當事人在武漢封城期間的真實故事，從政府封鎖消息導致的對疫情的忽視，到疫情如潮水般湧來時醫療等公共設施的徹底崩潰，到個體孤獨絕望的掙扎。如果說突如其來的病毒讓武漢陷入極度恐懼之中的話，他在採訪和寫作過程中驚悚的經歷，則凸顯出中共為封鎖消息、控制言論而製造的另一種恐懼。事實上，慕容雪村因為寫作和出版他這部書，不得不從中國逃到澳大利亞。他覺得現在看起來，至少在可見的未來，很難樂觀。他感到這個國家正在變本加厲地走向癲狂，走向封閉，走向極權。

慕容雪村現在澳洲平安出版他冒險寫出的的書，畢竟還算幸運。但他雖在國外也未必能逃過中共批判魔掌。

早就有批判高行健的例子。高行健文學成就非凡，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他，以表彰「其作品的普遍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為中文小說藝術和戲劇開闢了新的道路」。劉再復在<夏志清先生紀事>長文中說，夏志清和他個人能如此成為忘年之交，除了他是女兒劍梅之師這一原因外，還有三個人的名字一直把他們連結得緊緊。其中一個便是高行健。可是，高行健卻被中共視之為敵人，遭其猛烈攻擊。這位「反共」作家獲獎後，中共還連帶批判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當年《人民網》專稿指責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違背了諾貝爾遺囑」，「是諾貝爾獎金的大貶值」。中國作家協會一口咬定，高行健之所以獲獎，「不是從文學角度評選，而是有其政治標準。」中共外交部發言人也幫腔說：「諾貝爾文學獎已經被用於別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不值一評」，「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圖謀」。《人民日報》特地發表了評論員文章，長長的題目：<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高行健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文中竟然如此破口大罵，充滿火藥味：

「在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上的瑞典文學院里，一場鬧劇正在上演。一小撮對中國人民懷有極不健康心理的所謂文學專家，不顧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將新世紀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現居法國的華裔『作家』高行健。瑞典文學院的倒行逆施，極大地傷害了中華民族的感情，這是對12億中國人民的嚴重挑釁。……我們可以認定，瑞典文學院是一貫反動，一貫敵視紅色政權，一貫敵視中國人民的徹頭徹尾的反動組織。把諾獎頒給高行健再一次驗證了瑞典文學院的醜惡嘴臉和反動本質。」

最近的例子是享譽世界華文文壇的華裔作家嚴歌苓也遭殃了。2020年3月，武漢新冠疫情爆發之初，嚴歌苓撰寫並發表文章<借唐婉三字：瞞，瞞，瞞>，為「吹哨人」李文亮醫生鳴不平，怒批中共有關部門瞞報實情；她又支持撰寫《武漢封城日記》後作品遭禁的方方。2022年1月，駭人聽聞的徐州八孩母親鐵鏈女事件曝光，嚴歌苓於2月5日為此發表《母親啊母親》一文；在與周孝正連線談到海外人士領養中國孤兒必須付高價時，嚴歌苓按捺不住怒斥習近平就是「人販子」。看來嚴歌苓的罪名不小，現在中國被全網封殺，作品遭禁，售書下架，新書無法出版，已出版書目禁止重印，影視合作項目告停，根據她的小說《陸犯焉識》改編的電影《一秒鐘》在致謝名單中也不能出現嚴歌苓名字。2022年3月，讀者自發組織的擁有一萬六千多會員的「嚴歌苓讀書會」不得不宣布解散。

嚴歌苓在2022年7月一次採訪中說，她感到這麼多年在文學和電影這條道路上越走越窄，特別這十年封殺控制越來越嚴。嚴歌苓曾經是中國各大媒體追捧的座上賓，現在不得不進入一個與中國體制、與那個系統決裂的狀態。嚴歌苓說，如果她不發聲，她將來會後悔，會認為自己作為一個作家，在歷史上留下了污點。她覺得退無可退了。

嚴歌苓的感受正是許多有良知的作家的感受；她境況的變化在世界華文文壇引起震動，具有標杆性的影響。

眾所周知，近年來，在中共專制高壓的政治社會環境下，中國文學自由的空間越來越逼仄。中共主宰意識形態當局關於「主旋律」的要求這一條，就很嚇人。所謂「主旋律」，說白了就是一切文學藝術創作必須聽命於當今政權，服務於當今政權，忠誠於當今政權。這個「主旋律」已尊為指導當今中國一切文學藝術創作的金科玉律，猶如緊箍咒，人們只能頂禮膜拜，不然的話就被視為另類，打進冷宮，還可能有進一步處理。中共倡導「忠誠不絕對，絕對不忠誠」，要人們務必做到「三個一分鐘」——「一分鐘都不站在黨的隊伍之外」；「一分鐘都不偏離習近平總書記指引的方向」；「一分鐘都不離開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的視野」。但，但凡一個正常的人，尤其是一個追求自由崇尚獨創的作家、詩人，如何能做到「三個一分鐘」？！真是太荒唐太荒誕太荒謬了，然而，這正是「主旋律」的境界。

如果當前中國政治環境繼續惡化下去——看來在可見的未來幾乎是肯定的——中國文學命運堪憂。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文壇出現「重寫文學史」運動；不出幾年，一個「保衛文學」的呼籲可能不得不逆境怒發。我是否杞人憂天？很可能我不幸言中了。

本文從夏志清評論張愛玲兩部長篇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談起，要談到「保衛文學」的問題，這是非常不幸的。

有人稱張愛玲為「文壇殤女」。張愛玲在文學上成就偉大，但她的人生可說是一個悲劇。

張愛玲出生於1920年9月30日，七十五年後，告別人間。1995年9月8日，美國洛杉磯警方接到了報警電話，聲稱公寓有人死亡。警方來到後，眼前的一幕讓他們非常驚訝，只見一位瘦小、短髮、身穿紅色旗袍的老太太安詳地躺在一張灰藍色的毯子上。裡面的暖光燈還亮著，一些文件、信件顯眼地放在門口的手提包旁邊。警方查閱證件後確認，這位華裔老太太就是張愛玲。法醫經過鑒定，發現張愛玲死於冠心病，已經去世六七天了。

她是時代產物，她的悲劇也是社會悲劇，時代悲劇，是中國悲劇。保衛文學，也是保衛張愛玲，讓她在天之靈安息。

張愛玲辭世十八年之後，2013年歲末，夏志清在紐約辭世。當時夫人王洞還給他吃了點東西，夏志清疲弱地對妻子說：「我很累，我要走了。」這是夏志清臨終前的最後一句話。這年三月，在一次採訪中，夏志清被問到，《中國現代小說史》出版至今已經過去了五十二年，書中對張愛玲的評價，你覺得還有效嗎？夏志清斬釘截鐵地回答道：「沒有改變。」

夏志清先生已完成他的「保衛文學」的事業。今天還要強調「保衛文學」，是相當令人悲哀的。或者說是悲壯吧。任重道遠，需要許多仁人志士前赴後繼。從長遠來說，我相信嚴歌苓的這個「不相信」：

「我不相信中國會一直這樣壞下去。」

（2023年3月22日動筆，4月2日改好。）

( 以上圖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