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端納是誰

假設我站在悉尼的街頭，採訪一百個澳洲人，問端納是誰？也許九十九個人會一臉迷茫，搖頭不語；假設我站在上海南京路的街頭，再採訪一百個中國人，問端納是誰？也許九十九個人低頭尋思，不知所答。

那麼端納究竟是誰呢？

一八七五年，端納（Willam Herry Donald）出生於離悉尼一百五十公里，一個叫Lithgow的小鎮，其祖先為蘇格蘭人。他從小跟做建築包工頭的父親當助手，中學畢業後，離開Lithgow，去墨爾本和悉尼報社打工，就此再也沒有回過家鄉。他雖然學歷不高，但憑著自己的勤奮和天資，從校對做起，升任編輯和記者。

一九〇二年他離別髮妻，獨自前往香港，在《中國郵報（China Mail）》當記者，八年後升任經理，同時兼任《紐約捷報New York Herald》駐港通訊員、《遠東雜誌 Far Eastern Reviw》總編，和英國《曼切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的記者。期間正逢「日俄戰爭」，他寫了大量關於戰爭的報道，由此聲名鵲起，成為英美兩國駐港的著名記者。

在香港期間，他看到港英政府對中國民眾的歧視，深感不平，他認為中國人聰明勤勞，不該受這等待遇；而當時的滿清政府，思想僵化，政府腐敗，不黯國際事務，處於風雨飄渺之中。於是他決定前往內地，幫助中國；另一說法，指英美陣營感到日本有瓜分中國的陰謀，將影響西方的利益，所以派端納來中國，但不管怎樣，端納在中國內憂外患的緊要關頭，來幫助是真誠的，無私的。

二，初到中國

一九〇四年左右，端納從香港來到廣州，首先採訪的，是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人駿。

張人駿是張愛玲祖父張佩綸的堂侄，按輩分算是張愛玲的堂伯父。張人駿體魄高大，文革中他的墳墓被發掘，據目擊者說，屍身長1.75左右……當然這是題外話。

端納來到廣州，沒走英國領事館向總督府發通知的官方路徑，而是獨身前往，要求直接會見張人駿本人，但張人駿嫌端納是年輕的小記者，不屑召見。

端納在總督府門口守候了三天，他的執著終於感動了總督府的幕僚溫宗堯，經過溫宗堯說服，張人駿才答應接受採訪。

自古以來，「自狂」和「自卑」是中國官場的兩個面，起始張人駿不屑端納年輕，於是擺足架子，不予接見，聽了溫宗堯介紹，又心生自卑，轉而欲開酒會來禮待。

溫宗堯轉告端納，說總督要開酒會招待你。

端納聽罷，搖頭說：「我不會飲酒，只要安排採訪即可，不必浪費時間。」

溫宗堯勸他：「為應付官場禮節，你可作佯飲。」

端納生氣回絕：「這是不誠實的做法，我不願做！」

溫宗堯把端納的原話稟告張人駿。

張人駿聽後大喜，覺得這個年輕洋人誠實可信，於是漏夜召見。

張人駿和端納長談，覺得他見多識廣，邏輯清晰，分析事理，有條不紊，兩人一直談到天明，第二天張人駿就聘請端納，當兩廣總督府的名譽顧問。

端納上任不久，便發生了一起「二辰號事件」，起因是革命黨人僱用日本輪「二辰號」，將澳門的一批軍火運往廣州，不料船到珠江口，被清軍截獲，混亂中清軍扯碎了太陽旗，於是日本公使向清廷發難，要挾申飭兩廣總督張人駿，向日本國旗下跪賠禮，並賠償一百二十萬兩白銀。慈禧經不住日方的威逼，下旨令張人駿飭遵。

張人駿冤屈難言，找端納商議對策。

端納對日方的無理勒索，非常氣憤，立刻聯絡廣州七十二個工商團體、十三個慈善機構和總商會，大造聲勢，發動民眾遊行，抵制日貨。一番鬧騰，日方見勢不妙，就此偃旗息鼓，不再追究，就此不了了之。

此舉被中國後來的執政者反覆仿效，成為對付列強的妙招，屢用不鮮。老朽敲鍵至此，會心一笑。

三，結識民國政要

一九〇九年，張人駿調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端納沒有跟隨。他看到清廷風雨飄搖，搖搖欲墜，預感中國將有大變。他來到上海，經革命黨朋友王正廷和王寵惠的推薦，擔任了孫中山的政治顧問，並幫孫中山擬寫「臨時大總統對外宣言」，由此獲得了新政府頒發的金質獎章，上面刻有孫中山和端納的名字。

一九一一年，南北議和時，袁世凱持強要當民國大總統，孫中山紆尊降貴，讓出只當了四十四天的總統職位，轉任鐵路督辦。

孫中山一上任就掛了花車，由端納陪同，沿鐵路線考察，聽他介紹英國在印度和非洲建造鐵路的成功歷史，深得孫中山的讚許。

一九二〇年，北洋政府財政部長周自齊，麾下缺乏懂經濟的人材，因顧維鈞和端納常出入他的門下，他欣賞端納的組織能力，就撥十萬兩銀子，委託他組織「經濟討論處」，出版中英文周刊，向歐美等國招商。說到周自齊，老朽最近從微信上看到，其如夫人在文革中被北京造反派活生生割下頭顱，據說此案尚未了結，後人還在追訴。當然這又是題外話。

老朽還見過一段野史記載，不知真假，現原文抄錄：

袁世凱稱帝前，端納曾進謁勸阻，並告訴他，你所閱之報章均系屬下偽造。袁氏不聽，還是抱笏登場。蔡鍔在雲南首先發難，各省旋即響應，袁氏始有悔意，向端納求助，欲往香港或威海衛英租界避難；英國不允，端納求見美國公使芮恩施，要求美國海軍陸戰隊闖入新華宮，解救袁氏。芮恩施認為端納的建議甚為荒唐，沒有答應。

從上文可見，端納和袁世凱的交情不淺，不過袁世凱與日本簽訂的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的秘密，亦由端納於一九一五年在《泰晤士報》上首先揭露，引起國內外轟動，促使袁世凱倒台。

四，和張學良的友誼

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戰爭後，張作霖撤兵回到瀋陽，端納跟隨顧維鈞、羅文干、葉恭綽聯袂去覲見，由羅文乾的推薦，端納做了張學良的顧問。

端納和張學良相識時，端納已四十九歲，而張學良才二十六歲。張學良對端納執禮甚恭，言聽計從，兩人關係如同師生。端納見張學良雖有紈絝惡習，但胸懷大志，豪爽真摯。端納認為是可塑之材。其時張學良鴉片煙癮很重，身體羸弱，端納勸他戒煙，張學良欣然接受，端納親擬戒煙方案，悉心陪伴，使張學良的健康有所恢復。

有史料記載，張學良殺戮楊宇霆和常蔭槐，也與端納有關。

張作霖皇姑屯遇難後，由楊宇霆和常蔭槐輔佐張學良主政，在商議政事時，他倆常與張學良的作對，引起張學良怨恨，心懷翦除之意，但礙著是先父的功臣，猶豫再三，沒有下手。

一次端納問張學良：「英國報紙披露，說你在捷克訂購了三萬枝槍械，有常蔭槐自鐵路收入中付款的證據，有否此事？」

張學良聽後大吃一驚，暗中調查，證實此事是楊宇霆和常蔭槐瞞他所為。他感到事態嚴重，楊常有兵變陰謀，晚上他和妻子于鳳至商議，但事逢兩難，一時決斷不下。最後張學良拿出一枚銀幣，拋天問卜，連拋三下，結果天意均說可以，於是第二天就發生了震驚東北的「老虎廳」槍殺楊、常事件。事後張學良把那枚銀元供養在大帥府的保險柜里，瀋陽淪陷，日軍衝進大帥府，以為保險箱中有財寶，砸開一看，結果僅搜得「袁大頭」一枚而已。

在東北軍歸順中央的問題上，端納也起了很大作用。北伐勝利後，蔣介石屢次派蔣伯誠、吳鐵城規勸張學良，為避免內戰，希望東北軍歸順中央，張學良患得患失，舉棋不定，一次打高爾夫球時，張學良和端納商量，端納說：「現在是你該下決斷的時候了，東北應該歸順中央！」張學良聽後，有些猶豫，問部下有人違抗怎辦？端納說：「你先發表通電，責令前線軍隊放下武器，不與中央軍對抗，若有違抗者，以軍法懲處。」

在端納的勸說下，張學良於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發表通電，宣布東北易幟，歸順中央。

東三省易幟後，中央委任張學良被任命為陸海空三軍副司令。

張學良由端納陪同，前往南京受職，受到中央政府和民眾的盛大歡迎。

東北易幟，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并吞東北的野心，這也是「九一八事件」的起因——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下午，張學良由端納陪同，參加英國使館晚宴。宴會結束後，張學良要去看梅蘭芳的演出，端納因對京劇沒有興趣，先回家休息，就在當晚十時，日本兵在北大營打響了第一槍，「九一八事變」發生了。

由於張學良的不抵抗命令，僅三個月，東北三省全境淪陷。東北淪陷，全國震怒，國民譴責他守土失責，呼籲他下台。

在此境況下，端納陪張學良到上海，延請米勒醫生幫他徹底戒煙，調養身體，然後又照蔣介石的旨意，陪他去歐洲考察。

張學良在羅馬期間，和墨索里尼的女兒愛蓮有一段緋聞，當時在小報上十分風靡。愛蓮是義大利外長齊亞諾的妻子，三十年代初，齊亞諾曾在北平和上海當過外交官，其時張學良在北平任陸海空副司，他和齊亞諾夫婦有過來往。

愛蓮在回憶錄中寫道：「一九三二年，我在北平的一次宴會中，和張學良同桌，晚宴結束時，張學良遞給我一張紙條，約我暢遊頤和園，我接受了他的邀請，非常高興由這位中國的風雲人物當我的導遊，他陪伴我走了好幾個小時……」；她在另一段回憶錄中又寫道：「有一天我和他談論中日的糾紛，那時日本已經佔領了中國好幾個省，而且威脅到東北。我問張學良，你說你們需要飛機，為何不向我們義大利購買？我們有許多好飛機，其質量曾經打破過世界紀錄。他說，貴國肯賣給我們嗎？我說為何不肯？他說，那麼一言為定，我就買三架……後來果真向義大利訂了三架飛機……」

張學良和愛蓮在義大利期間的接觸，傳記作家Earl Selle的《端納口述傳記》中，有一段寫到端納和朋友們在郵船上聊天的細節：「可能最受少帥注目的是那眼皮重垂，碧綠的眼睛，有著毒蛇般迷人的身材的墨索里尼的女兒愛蓮。在中國，愛蓮曾經是交際旋渦里的頂尖女性，她是充滿誘惑力的女人，少帥也花過不少時間在他身上……」

二〇一三年，由端納介紹給張學良的英籍印度裔飛機駕駛員海嵐•里昂，其後人將有關「西安事變」的資料，送往紐約拍賣，競拍時，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和中共派出的「西安文管所」，經過二十多輪的反覆競爭，最後被「西安文管所」以一百多萬美金奪下。這些密件中有兩封毛澤東的信函，以及中共與張學良聯手組織「中華民主共和國」的重要文件，目標是推翻中華民國。

關於這些密件的來龍去脈，「YOUTUB」視頻已有交待，老朽不作贅述，有興趣者可自行查看。

五，斡旋「西安事變」

端納陪張學良考察歐洲六國後，於一九三四年一月回到上海。蔣介石夫婦特地從南京趕往杭州，請端納暢遊西湖，在遊船上，蔣介石和端納談論時政，宋美齡做翻譯，他們一連談了四個小時。談話結束後，宋美齡問端納：「你為何不幫我們做事？」

端納說：「你們的事情我會關心的，但少帥那裡的事我還沒完成。」

張學良回國後，被任豫鄂皖剿匪副總司令，在漢口辦公，端納隨往。

一九三四年，蔣介石夫婦去洛陽為中央軍校洛陽分校開幕剪綵，路過漢口，邀請端納一起旅行，在火車上宋美齡要求端納幫忙處理一堆英文文件，端納遵命辦理，蔣氏夫婦十分滿意。

旅行結束，蔣氏夫婦要求端納一同回南京輔弼政事。端納說他想去中國北方考察民情，然後再回南京。

端納考察完西安、蘭州、北平、張家口、太原後回到南京，才正式任命為蔣介石的助手。他的辦公室就設在委員長辦公室的東側。蔣介石稱呼他為「顧問」；宋美齡稱呼他為「Don」；他稱呼蔣介石為「G』issimo」;稱呼宋美齡為：「M』issimo」。端納和蔣氏夫婦親如家人，他們一起吃下午茶，一起跳舞，開生日PARTY。據黃仁霖（端納不講中文，平時由黃仁霖當翻譯）部下，一位叫侯鳴皋的回憶：有次端納過生日，蔣、宋在中山門外四方城的官邸里，設宴為端納祝壽。

黃仁霖得訊後，在大廳里裝一擴音器。宴會開始時，由我在外面的電影宣傳車上假冒中央廣播電台的英語新聞。播報端納生日的新聞，並唱『生日快樂』歌，中文由我播講，英文由上海『字林西報』的編輯曹勵恆播講。蔣氏夫婦聽到廣播後十分驚訝，問黃仁霖新聞傳播為何如此神速，黃仁霖告知真相後，大家哈哈大笑……

一九三五年九月，蔣介石派張學良的軍隊移師西安，圍剿紅軍。但由於張楊暗中與中共勾結，消極怠命，蔣介石無奈，於十二月七日趕往西安督察。

蔣介石到達當天，西安城內已有學生遊行，散發「聯合陣線」的反政府傳單。據時任西安公安局長史銘的回憶：傳單的內容為：「打倒國民政府」；「擁護八項主張」；「擁護張副司令兵諫」；「擁護東北抗日救亡會」；「擁護中國共產黨」……

懂得中共「革命套路」的人，一看就知道這是中共的「政策和策略」在背後運作，可惜張學良年輕幼稚，不知就裡，也可惜蔣介石過於自信，沒有學習毛澤東關於：「革命的輿論往往是革命的先導。」的語錄。

一到西安，蔣介石就召集張學良和楊虎城訓話，如果讓共產黨以獨立之名義在於陝西北部生存，那無異於我黨的自毀。但張楊執迷不悟，堅持要與共產黨組成「聯合陣線」，一致抗日，雙方多次爭論，相持不下。

十二月十二日一早，東北軍出動一個師；西北軍出動一個團，兵變發生了。

駐蹕在臨潼華清池的蔣介石，聽到槍聲，當時他只帶有少數隨扈，慌亂中，他翻過後院一丈多的高牆，跌傷了脊椎，忍痛躲進一個山洞裡，天亮時被張學良的軍官找到，護送到楊虎城的私宅軟禁。

蔣介石被囚的消息被公布後，西安城一片混亂，共產黨乘機活動，組織示威遊行、煽動群眾演講、撒發傳單，張貼標語，要求「聯合陣線，共同抗日」的口號聲震耳欲聾。

消息傳到了延安，我曾聽一位研究近代史的朋友講，毛、朱、周、立即開會。

朱德高興說：「機會來了，宰了他！」

毛澤東說：「等一等，慢著！」

周恩來最後說：「把他推在前頭！」這個說法，頗符合三個人的個性。

「西安事變」發生前，中共有沒參與，國民黨顢頇，沒有查到證據（前文所提，被西安文管所拍賣走的，中共和張學良聯手組織「中華民主共和國」的文件中有否線索，有待日後發掘）。但事變發生後，張學良派了一架飛機去延安，把周恩來、葉劍英和博古接來西安，參與談判，這就可見他們以前有過勾兌。

再說蔣介石被扣的消息傳到南京，謠言紛起，南京政府群龍無首，有人主張派飛機轟炸西安，出兵討伐，形勢十分緊張。宋美齡考慮到端納和張學良的友誼，寫了一封信，委託端納火速趕往西安，探望蔣介石的安危。

端納臨危受命，於十四日就趕往西安，一下飛機，就跟張學良去見蔣介石。

蔣介石被楊虎城的士兵軟禁在楊虎城的私宅里。

端納進屋，看到蔣介石躺在木床上，面壁而卧，他喊：「Hello,G』issimo.」

蔣介石起身說：「你來了，我知道你會來的。」

端納說：「是的，我來了，夫人也隨後會來的。」

蔣介石臉色徒變，大聲說：「她不能來，她不能到這個強盜窩裡來！」

端納朝四周掃視後，把宋美齡的信件交給蔣介石說：「這是夫人給你的信。」

蔣介石接過信，讀著淌下了眼淚，據後來資料透露，其信的內容大致如下：「……此間的親日派正想利用營救你的名義，發動內戰；其實，何曾是真的營救你？他們是希望你速死，好篡奪政權，出賣中國。日前接漢卿電云：他會絕對保障你生命的安全，並且說到這次舉動，單純是為了抗戰。南京的情形既是這樣，而西安的情形又絕非對你個人，望你要果斷，與漢卿合商救國大計，而速返南京，給親日漢奸以鎮壓。否則，親日派假口興師，結果是你與中國俱亡……」

沉默片刻，端納又說道：「你最好移一個地方，這裡不是你應該住的。」

蔣介石點頭道：「也好，我隨你去。」

不一會張學良備好車，送蔣介石和端納到了新住處，蔣介石令張學良坐下，張肅立不敢坐，蔣介石聲色俱厲，向他訓話，張不敢出聲，端納拉拉他衣襟，暗示他出去。

張走之後，蔣介石突然用英文對端納說：「Fineshed it is finished!（完了，全完了！）」

端納第一次聽到蔣介石說英語，頗為驚異。他沒有回話，只是對蔣介石說了幾句寬慰的話就走了。

第二天，張學良拿出一份通電，對端納說：「這是「人民陣線」八項要求，我本不願意提出，是楊虎城要堅持，我只得面呈。」

隨即兩人又去晉見蔣介石，張學良向蔣介石面讀八條通電：

1，  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派負責救國。

2，  停止一切內戰。

3，  立即釋放在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

4，  釋放全國一切之政治犯。

5，  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自由。

6，  開放民眾愛國運動。

7，  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

8，  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蔣介石聽罷，十分生氣，訓斥他中了中共的圈套，堅決回絕，並咆哮：「你要是把我當領袖，

應趕快送我回洛陽或南京，不能講條件，否則把我當俘虜槍斃，不必多言！」

張學良無語而退，到了門外，端納遞給他一本冊子，說：「這是委員長的日記，你仔細看看，就知道他的苦心了，他的謀略要比你深刻得多。」

張隨即翻看了幾頁，臉帶悔意地說：「原來他一直在準備對日作戰，我誤解了，我錯了。」

卻說宋美齡派端納前往西安，主要是要他打聽蔣介石的安危，端納探得蔣介石生命無虞後，立即飛回南京，二十二日陪同宋美齡再次飛往西安。

關於記述「西安事變」的中外版本，不下於千百種，各家各說，有版本說，端納第二次去西安的機上，宋美齡交給隨機當翻譯的黃仁霖一把手槍，說：「仁霖，我到西安後，倘有亂兵欲加辱與我，你就用這手槍將我擊死！」語氣悲壯，使人肅然。然而我查閱《黃仁霖回憶錄》，這是一本由宋美齡題書籤的著作，書中黃仁霖只提到他和端納同乘德國製造的「榮克飛機」飛往西安，期間因為天氣不好，在難洛陽待了一晚，第二天才到西安，以及如何在西安會見蔣介石，和張學良談判的細節……沒有提及宋美齡交待手槍的事。

蔣介石在西安被張學良軟禁了十四天，經過多次談判，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張學良和楊虎城，送蔣介石回南京，在機場上，蔣介石對張楊兩人訓話，嚴厲訓斥他們的過失和對國家帶來的危害，訓話畢，蔣介石對張學良道：「漢卿，你和你的部隊可仍然留在西安。」

張學良立正回答道：「不，我有罪，我要陪委員長一起回南京，自願接受軍法審判。」

於是蔣介石、宋美齡、張學良、端納、黃仁霖等人同機返回南京。

到南京後，張學良被軍事法庭判處十年監禁。黃仁霖在回憶錄中有一段，足資說明蔣介石的寬容和婦人之仁，容老朽抄來：「軍法審判時，張學良被判十年徒刑，應交付執行。但委員長卻將一部份的過失，引以自咎，因此而以未能事先對己身之安全，預作防衛為詞，代為疏解，遂得改判為在住宅囚禁十年……」

這場轟動一時，影響中國歷史走向的「西安事變」就此結束。端納也因斡旋有功，回到南京後，榮獲國民政府「大綬采玉勳章」一枚。

六，菲律賓蒙難

回到南京後，端納一直追隨蔣介石，繼續在總統府辦公。

端納跟隨蔣介石夫婦近十年，他和蔣氏夫婦，在友誼上如同家人，但在政見上一直敦促蔣介石實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為此兩人經常爭論，激烈時不得不由宋美齡來勸解；他對蔣介石暫時需要德國武器和顧問為由，與德國勾兌，甚至派孔祥熙去見希特勒一事，非常反感，兩人為此劇烈爭吵。

有一次，端納對宋美齡說：「你們宋家兄弟利用特權經商非常不好。」

宋美齡生氣道：「你可以批評中國，也可以批評中國政府，但不可以批評我們宋家！」

端納看到國民黨政治腐敗，軍事敗退，南京失陷，漢口失陷……他開始對蔣氏政權感到失望。

一九四零年，端納已是六十五歲的高齡，他對宋美齡說，按西方常規，他已經到該退休的年齡，他青年時曾有遊歷東南亞諸國的夢想，他提出要辭去顧問職務，實現當年的夢想。

宋美齡在徵得蔣介石的同意後，接受端納的辭呈，還委託香港黃埔和造船公司，打造一條設有辦公室和無線電收發報機的豪華遊艇，作為禮物送他。端納十分喜愛，給遊艇取名「美華號」。臨行還帶著一位中英文俱佳的美麗小姐——香港富翁利希慎的女兒做秘書。

端納跟隨蔣介石夫婦十年，伴君如伴虎，其中一定有許多不為外人道的苦楚，這從端納曾說過的：「如果有中國一天把我踢出去，我就駕著遊艇環遊世界，直到死……」用中國的俗話「伴君如伴虎」的邏輯來推理 ，也可知他十年間的艱辛和苦澀了。

一九四〇年九月四日，端納攜帶「美華號」遊艇，和安小姐一起登上「雲南號」郵船，馳往浩瀚的太平洋——實現他多年的夢想。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轟炸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宋美齡急電召端納回中國，端納也答應立即返回，不久斷了音信——失聯了。

後來才知道，珍珠港事件後，許多飛機忙於運載軍用物資和軍人，留在菲律賓的英美商人紛紛逃離，就是重金也買不到機票，端納只得坐船，繞道菲律賓返回中國，但不幸船在經過菲律賓時，被日軍截獲，端納被關進了菲律賓「洛斯巴諾斯」集中營。

日本人知道端納在國民政府里的影響，他們在世界各地關押白人的集中營里尋找端納其人。

在集中營里，端納和美國著名律師達蘭結為難友。

一次日本憲兵來到集中營，憲兵頭大聲說：「我們得到可靠情報，一個『幫中國人反擊東洋的西方魔鬼』——叫威廉•亨利•端納的傢伙就在這裡，你主動跟我站出來！」

下面一片寂靜，憲兵頭指著端納，問達蘭：「他是不是澳大利亞的威廉•亨利•端納？」

達蘭鎮靜地搖搖頭說：「他是愛爾蘭人威廉•端納，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和澳大利亞人端納的年齡不符！」

憲兵頭來到端納面前，看到端納鬚髮蓬亂，滿臉皺紋，腰背佝僂，呼吸發喘，兩年多集中營的艱難生活，已經把他折磨得容貌巨非。

憲兵頭緊盯著他的臉和花名冊上的照片對照，說：「你就是威廉•亨利•端納，那個鼓勵中國人打日本的端納？」

端納從容道：「不，我是英國愛丁堡大學的教授威廉•端納。我呼籲你們講究人道，我老了需要改善伙食，需要醫生……」

憲兵頭再三盤問，始終不得要領，悻悻地走了……

不久民國政府和聯軍的情報機構，都獲得了端納被關押在菲律賓「洛斯巴諾斯集中營」的消息。蔣介石打電話給盟軍太平洋戰場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要求聯軍採取特別行動，營救端納。

一九四五年二月，應蔣介石的要求，麥克阿瑟將軍策劃「洛斯巴諾斯行動」，派了三十架飛機投下空降兵，佔領了集中營。

端納被解救時，已經被四年集中營的生活折磨得奄奄一息，他被擔架抬上直升機，送往舊金山的珍珠港美國海軍醫院救治。

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端納的健康有所恢復，這時一名失業的美國記者賽爾（Earl Selle）來找他，商談幫助撰寫回憶錄的計劃。賽爾二十年代也去過中國，在國民黨國際宣傳處董顯光局長手下做過事，和端納認識。但這時端納的健康相當糟糕，賽爾也因眼疾，力不從心。他兩才接觸幾天，端納就開始咳嗽吐血，不能說太多的話。這時國民黨打聽到端納和賽爾合作寫回憶錄的消息。蔣介石立刻授意宋子文，派主管大外宣的董顯光去醫院「探視」……在董顯光勸說下，端納放棄了寫回憶錄的念頭。

蔣宋夫婦對端納的病情十分關切，宋美齡跟美國租用了一架醫用飛機，派董顯光將端納接往上海，宋美齡親自率上海市長吳國楨等人去機場迎迓，旋即送往宏恩醫院治療。

說到宏恩醫院，就是今天赫赫有名上海華東醫院，要說它的今生前世，恐怕三天三夜也說不完，老朽只能把正體字和簡體字網上搜索到的內容一併附上，讓讀者自己尋思：

正體字的網站是這樣介紹的：

一九二六年六月初竣工，並正式啟用的宏恩醫院，是鄔達克第一個完全由自己負責的工程。一九二七年四月，鄔達克與醫學專家合寫的關於宏恩醫院設計概況的報告，明確說明這座建築是為何而建立的：「宏恩醫院的建造是要建立起一個對社會各界開放的世界性醫院，不分種族、不分國籍、無論貧窮和富裕，都可以來看病。」由於設施精良，醫術精湛，宏恩醫院一直深受青睞。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後，宏恩醫院於一九四六年三月七日恢復營業，並繼續在滬上醫療界扮演重要角色。

而簡體字的網站是那樣介紹的：

華東醫院在1951年由中共重建後，長期是上海市及華東其它省市的中共的離退休「老幹部」的醫療保健醫院。不過，現經發展，華東醫院已從單純的「高幹醫院」發展成一家以「幹部」醫療保健為重點、以老年醫學為特色的醫院…

人生都是悲劇，沒有喜劇，古代帝王將相如此，近代老蔣老毛亦復如此，端納當然也不例外，他在宏恩醫院度過了生命中最後八個月，期間蔣介石、宋美齡和國府要員，多次探視。

端納的晚年是凄涼的。他孤獨地躺在病床上，對著窗外的夕陽和綠樹，大口大口地咯血，輕吟尼採的名詩：《太陽落了》——生命的日子啊/我的太陽落了/呼吸從無名的唇中吹過/偉大的清涼來了……

端納彌留期間，宋美齡在病床前用英文為他誦讀《聖經》。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九日凌晨，端納終於閉上了疲憊的眼睛，臨終前，他希望自己能長卧在中國的土地上。而宋美齡答應，在宋家墓園划出一塊墓地，供他安葬。

七，安息在上海

端納的大殮在上海膠州路的萬國殯儀館舉行，這是一家辦過魯迅、阮玲玉……無數名人葬禮的殯儀館。

端納的遺體上覆蓋著青天白日旗，棺蓋的銀牌上，用英文寫著：「威廉•亨利•端納，蔣主席介石的顧問與朋友，生於1875年6月22日，卒於1946年11月9日。」蔣宋夫婦送的花圈，上面用中英文寫著：「端納先生千古」，靈柩前安放白花綴成的十字架，飄帶上寫的是：「中國人民最好的朋友，卓越的澳大利亞人。」出殯時，棺柩由端納生前好友，飛虎隊陳納德將軍，和美國名記者田伯烈，勵志社總幹事黃仁霖，菲律賓獄中難友卻浦門等六人抬上柩車，送往上海西郊萬國公墓宋氏墓地安葬。

世事變更，滄海桑田，當年的萬國公墓，已更名為「宋慶齡墓園」，簡稱「宋園」，早先那個宋氏墓地已不復存在，端納的墓碑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砸毀，宋家先輩宋耀如和倪桂珍的陵寢當然也不能倖免。我老單位「少兒出版社」在延安西路，離宋園不遠，據住在附近的一位老同事說，文革初期，一群農民造反派衝進陵園，用鐵耙把倪桂珍從銅棺材裡扒出來，活新鮮的一個胖老太婆——後來有人照了相，寄到北京，宋慶齡見了，哭著去找周恩來，說當初周答應宋慶齡創建「中國福利基金會」，許下「人在事業在，人不在事業也要在。」的諾言，不料如今人還在，她的「中國福利基金會」的牌子就被砸了，甚至連父母的墳冢也給扒了……周知此事，特地派人去上海收拾殘局，將她父母的屍體送去火化，重築陵墓，所以現在和宋慶齡合葬在一起的宋耀如、倪桂珍夫婦，不是完屍，僅是骨灰而已。

經過修葺，今日宋家陵寢的周圍，也安葬了一些社會名人和統戰對象作點綴，遠處還留有幾個外國人的墓葬，但都很陳舊。前些年我陪澳洲的一對老夫妻去過那裡，那位澳洲朋友的太太，祖上和沙遜家族有姻親關係。沙遜家族的幾位先人，仍然埋葬在那裡，我們找到了沙遜的家族墓，但端納的墓沒有找到。

八，我為什麼要寫端納

我最早知道端納，是少年時代讀《金陵春夢》，此書虛構大量蔣氏夫婦的閨房私語，端納與宋

美齡的緋聞，極盡低俗，那時我開始知道有個叫端納的外國反動派。

八十年代我來悉尼，在李承基先生組織的茶會上，認識一位叫劉渭平的先生，高個子，人長得很清秀，他是中華民國派駐在澳洲的外交官，中華民國政府和澳洲斷交後，他定居澳洲。他是一位非常有才華的老人，學貫中西，能畫四王山水，他跟我講過端納的故事，還送給我一本他寫的書——《小黎光閣隨筆》，裡邊有正面寫端納的文章，這時我才知道端納是個善良的澳洲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

近來疫情肆虐，閑居家中，翻閱《傳記文學》，發現有許多民國要人的回憶錄都寫到端納，其中也有劉渭平先生的文章，於是引起我極大興趣。

我淺薄浮躁，做不到傅斯年先生：「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治學要求，只能東抄西襲，抓住一鱗半爪，勉力完成此稿，以告訴在澳洲的中國人——端納是澳洲人，在中國生活了四十年，他也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在澳洲生活了近四十年，我也是澳洲人。

端納的故鄉，在離悉尼一百五十公里的小鎮Lithgow,身後埋葬於上海；而我的故鄉在上海，或許身後埋葬於悉尼……

端納是一個善良的澳洲人，他在中國四十年，就連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左派學者，也找不出他的劣跡。在世界逐漸走向理性的今天，該是剔除政治偏見，客觀研究端納的時候了，但願拙文拋磚引玉，呼籲讓我們想起端納，懷念端納。

最後用好萊塢電影《六福客棧》，對主人公Gladys Aylward悼詞中的一句話：「我們今後最大的罪惡，也許是對他的遺忘……」作為本文的結尾。

二〇二三年二月五日於食薇齋北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