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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項研究發現，75%的住院新冠患者後遺症持續很久，一年後仍未完全康復。
據《信使郵報》（Courier Mail）報導，萊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Leicester）一項研究對2320名新冠檢測呈陽性且住院的患者進行調查，發現只有四分之一的患者在確診後一年內感到完全康復，剩餘四分之三的患者在整整一年期間都受到新冠後遺症影響。
最常見的新冠後遺症為疲勞、肌肉疼痛、反應遲緩、睡眠不佳及呼吸困難。
研究人員Rachael Evans博士說，患者難以在癥狀、心理健康、運動能力、器官損傷和生活質量方面完全恢復正常。
她說，在這些群體中，肥胖也與更嚴重的新冠後遺症有關，比如染疫一年後運動能力降低，說明有一部分人群在康復期間可能需要外力協助或看管。
與此同時，昆州4月25日通報4639宗Covid-19確診病例，兩人死亡。
該州現有46,828宗活躍病例，包括478名住院患者和12名重症監護患者。
該州有93.61%的居民已接種首劑疫苗，92.04%完全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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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薯傳入中國的非凡歷程
現代人視紅薯為一種健康食品，在紐約，一個烤紅薯和一磅鮮嫩的地瓜秧葉，市場銷售價格甚至高於白麵食品價格。本文就講講蕃薯是怎樣傳入中國的，它對中國人口的發展、人民的生存和國家的強盛，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蕃薯在中國不同地區的華人中，有不同的叫法。紐約華人管它叫蕃薯，這個「番」字，是「藩」字的簡化字，中國古人把外國稱為藩，就表明了蕃薯的原產地不是中國。蕃薯原產地是墨西哥。在殖民時期，16世紀哥倫布將蕃薯從墨西哥帶回西班牙種植。後來由西班牙水手，把它傳播到了非洲和菲律賓。蕃薯能夠在中國大陸各地種植，歸功於最初的傳人，他的名字叫陳振龍。他是明朝福建人，生於1543年，卒於1619年。 蕃薯種植（圖片來源：Adobe Stock） 他原本是一個秀才，因為科考屢試不第，放棄了求功名，改為出海經商。他在乘船去呂宋（今菲律賓）經商時，當時那裡正處於西班牙殖民者統治時期。他發現當地人種植的紅薯，是一種既耐旱又高產的農作物，而且紅薯生、熟皆可吃。他是一個善於學習又細心的人，他向當地農民學習了蕃薯的栽培種植技術，他想把這種農作物引種回家鄉。當時殖民者對這種農作物控制很嚴，不準出口。於是他便動腦筋智取，他把一根去掉葉子的鮮薯藤和蔴的纖維混在一起，編成一根粗麻繩，躲過了海關檢查，將鮮薯藤帶回了福建。 他把這根薯藤切成數段，栽培到土壤中，成功培植出紅薯，取名朱薯。然後在福建家鄉教人種植。明朝萬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關中發生大旱災，糧食欠收，陳振龍向福建巡撫金學曾建議，推廣種植朱薯，他還獻出了種植方法。於是金學曾令人試種，4個月以後，朱薯豐收，試驗成功，經檢驗可食。隨後便在福建全省推廣種植。後來又在全國推廣種植，於是當時中國的糧食產量大幅增長。 後人何則賢，在福建烏石山，修建了一座「先薯祠」，立石碑紀念陳振龍，尊稱他是「蕃薯之父」。「先薯祠」遭毀後，後人又在原址建立了「先薯亭」。 紅薯（圖片來源：Adobe Stock） 人口和國土幅員 隨蕃薯種植增長 在明朝末年，中國僅有1億人口。到清朝末年，人口為4億。二者比較，清朝人口比明朝人口增加3億。明朝末年國土面積300萬平方公里，清朝末年國土面積達1100萬平方公里，如果算上藩屬國，可達1316萬平方公里。清末國土面積是明末國土面積的3倍。大家知道中國幅員廣闊，哪個朝代都避免不了天災人禍，而且民以食為天，人是要吃飯的，糧食是人民生活的基本保證。因此，在此環境下，中國人口和國土幅員之所以能大幅增長，除了當時的統治者使用武力對外擴張等原因之外，蕃薯的推廣種植，使人民能吃飽飯起到了很大作用。 記得在1960年，正值中國經歷3年困難時期，國家實行糧食統購統銷，人民吃飯實行糧食定量。當時筆者的家父離職休養，住在北京香山南路的中科院北京研究所的植物園，他在那裡是義務勞動。在業餘，他和溥儀在荒山坡種植了一些蕃薯秧。到秋天收穫季節，他們把收穫的白薯，一部份送給了植物園食堂，一部份留給自己吃。我還騎自行車從北京城裡出發，到那裡駝回一袋子回家。就因為和溥儀在一起勞動等，這樣一些小事，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我父親被植物園的造反派從北京家中綁架回到植物園批鬥，誣衊他是植物園「走資派」的高參，是封建皇帝的「保護傘」。 1965年我任大學教師時，帶領學生在北京遠郊區密雲縣山區，參加農村「四清」工作隊，與農民實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勞動。當時山區農民一日三餐，主食早晚是兩頓稀飯，是用高粱米或者玉米碴子熬的粥食，中午吃一頓乾的，吃的就是蒸白薯。 那時北京山區農民把鮮白薯切成片，攤放在山坡處的石板上晒乾，用石碾或者石磨把它碾壓磨成白薯面，摻上玉米面，就可以蒸窩頭吃，只有逢年過節才能吃到白面饅頭。… Read More
中國網民稱「打澳洲比收復台灣容易」引熱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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