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爾本今年的春天像是初愈的病人，有氣無力。冷風，寒氣跨過一個冬天的鏖戰，戰力仍然未減。已經九月份了，它們依然一波又一波的洶湧衝鋒，在城市的肌體經脈之中肆虐。

封城中的社區行人寥寥，只有社會救助中心的門前還有幾個人影，我也排在稀稀落落的隊伍中間，風衣的領子豎著，手抄在口袋裡。還是被一陣陣很有力度的穿堂風吹的打起了寒顫。

來這兒是登記申請一種災難補助。

三個星期之前，省政府又收緊了封城政策，把級別調到最高。除了原來的離家不能超過五公里，晚上八點後戒嚴外，更多的工作場所被限制，原來一直開門的幼兒園也只為必要的家長提供服務。為此，政府臨時推出了為無法工作之人的災難補貼。

像我這樣本來已減少了工時，處於半退休狀態的，首當其衝的在家賦閑。自忖有積蓄保底，就拖了三周。直到同事告知這種補助不看你的個人資產，就是為收入損失的人而設，才動了念頭。上網一查，從未和社會救助這樣的部門打過交道的，需要到那兒拿到一個登記號碼，才能在線申請。

羞於和社會救助部門打交道，主要出於不願當伸手派麻煩別人的倔強基因。還有多年在集體主義，只講奉獻的教育宣傳熏陶之中，對於自我權利和自私之間的界定很是模糊，不想為個人的事叨擾他人。剛來澳洲不久生病住院，疼痛時咬著牙不叫護士。護士發現後給我語重心長的上了一課，什麼護士照顧病人是責任，被照顧是病人的權利，不吭氣反而會影響治療等等。可我白吃白住的被看護著，還是覺得受寵若驚，難以適應。

其實我前邊只有兩三個人，卻覺得等了很長時間。進入那座建築，一個人站在門廳上回答自己健康狀況的若干問題，這是疫情後為了保護工作人員的新規，也是我們要排在街上挨凍的原因。一位工作人員過來問了我的訴求，把我的身份證明複印留檔後就告訴我可以回去了，有人會打電話告知登記號碼。

掉回頭走到火車站，電話響了。把拎包換了個手，從風衣口袋裡掏出手機的功夫，電話已掛掉了, 是救助中心那種沒法回打的電話。接不到電話，就算白跑一趟了？這樣一想，心裡竟有一种放松的感覺。工作多年，該交的稅一分也不敢少，可為什麼到自己申請補助時，還會有那種伸手要錢的理虧和不自在呢？

就在一輛火車徐徐進站時，電話又響了起來。我停住腳步接起電話，那端傳來一個溫和的女聲，自我介紹她叫麗薩，很有禮貌的讓我再說一遍訴求。然後她問：你是一直還在工作，只是申請那種災難補助嗎？聽到肯定的回答，她順口給了個正面評價。

她告訴我鏈接號碼，說的很慢。我重複了一遍，她說很好，卻並沒有放下電話的意思，而是問我可不可以現在就上網登記。然後解釋說；「我怕你再遇到麻煩，幫著你弄好才會放心。」網上操作，我不是快手，怕耽擱她的時間，就說回家後再登記。她頓了一下，說道：「這樣吧，我再給你一個號碼，如果萬一不順利，就打這個號碼，有人會幫助你。」 口氣里流露著擔心，像是感覺她辦不好這事，我明天就會吃不上飯挨餓。叮囑出門在外的孩子，也最多如此這般吧？

我趕緊說謝謝，讓她不用擔心。她這才用一句「祝你好運」結束了對話。抬頭看了一下火車時刻表的屏幕，下一班車馬上就要到了，她和我聊了足足十多分鐘。

車站上，車廂里都是冷冷清清的，我卻被麗薩這個素昧平生的工作人員表露出來的暖意環繞，不由想起了雷鋒日記中的一個句子「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還有後邊的：「對待敵人要像嚴冬那樣殘酷無情」。以前並沒有懷疑這種說法的正確性，當我們走向更廣闊的世界，接受到許多陌生人的善意之後，不禁開始質疑：在和平年代裡，面對一個需要幫助的陌生人，需要先驗明敵友，才決定自己態度的冷暖嗎？有了這樣一個禁錮，人性的光輝，還會自然閃爍嗎？普世價值和階級鬥爭哲學的高下，在此立現。

回去後順利的登記上線，第二天補助就進了賬戶。如果一周損失八小時到二十個小時，可以拿到四百五十澳幣。損失二十小時以上的，拿七百五。如果損失工時較少，那有可能收入比平常還會多一點。另外，個人如果不變更信息的話，錢會自動的每周進賬，全憑每個人自覺的申報。

這段時間，我偶爾也有機會去工作一天半天的。休息時提起這件小事，同事建議說可以發給政府郵件，給麗薩一個好評鼓勵。這不失為一個好主意，可我想，好好的接受這份善意，再加倍傳遞出去，讓更多的陌生人沐浴春風般的溫暖，更是麗薩這種善良之人的希望所在。

（本文作者：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