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蹤結果顯示，悉尼南側的華人區Hurstville的家庭收入雖然每周不到1800澳元，但該地的三年級學生在NAPLAN的成績卻和富人區Turramurra和Hunters Hill的孩子一樣好。
一個追蹤新州各地學生NAPLAN成績與家庭收入和失業率的工具發現，悉尼一些成績最好的地區，實際上收入卻只有中低水平，而這當中有些是華人聚居最多的區域。（圖片來源：Piqsels）
一個追蹤新州各地學生NAPLAN成績與家庭收入和失業率的工具發現，悉尼一些成績最好的地區，實際上收入卻只有中低水平，而這當中有些是華人聚居最多的區域。
據悉尼晨鋒報報道，新南威爾士大學（UNSW）的研究人員開發了Gonski Data Lab工具，以追蹤不同郊區和城鎮的學生在NAPLAN考試中的表現。追蹤結果顯示，悉尼南側的華人區Hurstville的家庭收入雖然每周不到1800澳元，但該地的三年級學生在NAPLAN的成績卻和富人區Turramurra和Hunters Hill的孩子一樣好。
Byron Bay的平均收入在十年間增加了800澳元，但當地孩子的NAPLAN成績卻下滑了，這顯然與傳統想法即經濟優勢會帶來更好的教育成果是相左的。
東郊富人區Dover Heights的家庭每周收入為2900澳元，但其三年級學生的成績與來自Bathurst和Ballina的學生持平，後兩者的家庭收入最多不超過Dover Heights的一半。
據悉，UNSW使用該工具研究社會對兒童在學校表現的影響。研究結果以郊區為基礎，而不是以學校或部門為基礎。UNSW教育實踐教授Adrian Piccoli表示，這可讓研究人員能更深入地研究父母對教育的態度、城鎮中提供最多工作崗位的行業的影響以及社區期望等因素的影響。
「圍繞教育表現的評論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學校中發生的事、課程與學校設施，但實際上，它更多地受到家長與社區的影響。」 Piccoli說。
據悉，悉尼有些成績最好的郊區，其家庭收入只有中低水平，但那裡的居民都是很重視教育的新移民群體，例如華人區Carlingford和Hurstville。
Goulburn一帶的家庭收入比Ulladulla的家庭要高，但成績卻明顯比後者落後。
Piccoli 還說道：「為什麼東南亞裔人口多的Cabramatta比北岸成績更好？不是因為學校有多少錢，也不是因為老師有多好。北岸的老師可能比你在任何地方見到的都要好。這項研究並不是為了提供解決方案，而是一種看待問題的不同方式。」
據報道，該網站使用澳洲課程、評估和報告局（ACARA）的校本數據，以及澳洲統計局（ABS）的社會經濟數據，結合了各個部門，將獨立學校、天主教學校和公立學校都納入其中。但它沒有考慮到學生到不同地區上學的情況，這就是為什幺小學的數據更可靠，因為學生最有可能留在區內上學。
UNSW的Richard Holden表示，Gonski Data Lab是一個更大研究項目的開始，該項目旨在了解學生成績的社區因素。
中學校長委員會負責人Craig Petersen稱讚該研究「對症下藥」。他曾在一所鄉村學校工作過，那裡的成績一直與都會頂尖學校媲美，而他不僅歸功於優秀的師資，還有附近科研機構的影響。
「當地沒有科學家的孩子，但對高等教育的嚮往和欣賞卻滲透到了小鎮上。我贊成（看社會影響）是對的，我同意有很多校外因素，不同社區之間存在著巨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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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於 ：2024-12-20 03:12 12月初，三名台灣總統府當值憲兵因向中共特務提供機密遭到抓捕，之後中共滲透台灣網紅的種種跡象也被媒體爆出，再次引起台灣輿論對中共滲透及《反滲透法》界限的討論。 從中共誕生以來，統戰與滲透一直是中共非常重要的戰略手段，從未放鬆過。上百年來，其滲透能力堪稱登峰造極，幾乎就是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無往不勝。中共當局不僅依靠統戰與滲透成功地將國民政府趕到了台灣，還將全中國百姓拿捏得服服貼貼。 西方政客的幻想曾造就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中共的統戰與滲透也隨著中國製造的廉價產品全方位地蔓延到了世界各國，並順利地在各級政府、學術領域，甚至地方社團中埋下種子，打下了長期盤踞的基礎。 而散布在世界各國的台灣社團從來就是一個重災區，在民主環境里成長的台灣人並沒有天生的免疫力，一些單純的台灣人往往在有意無意間被利用了、被滲透了，被統戰了，卻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墮落在紅色的枷鎖之中。 每當人們提到中共的統戰與滲透就會聯想到特務與間諜，其實統戰與滲透的範圍極其廣泛，廣泛到不能簡單地用「間諜」的概念來分析論述。 比如說，一些有點影響力的台灣人常常會公開提醒台灣商人，不要在中共不喜歡的媒體上刊登廣告，或避免發表支持台灣政府的言論，美其言曰出於「好意」或「保護僑胞」，其實他們已經在中共的戰壕里，替中共的統戰與滲透發揮影響力了。讓人產生恐懼或自覺宣揚「中國好故事」，都是紅色滲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很多海外華人，包括台灣人或東南亞的華裔難民，他們的政治立場往往會隨著中共影響力的變化而相應發生變化，有些人從反共走向親共，之後又宣稱反共，自由世界給了他們自由思想的空間，但他們是否真的能在立場的改變過程中擺脫中共勢力的束縛呢？那就只有天曉得了。因為中共統戰與滲透的力量就像癌細胞，具有頑固的持久性，有時活躍、有時潛水，當沾惹上後想洗心革面就沒那麼容易。 在澳中經濟處於蜜月的年代，澳洲只看到了滾滾而來的金錢，卻沒注意到中共的金錢是一把雙刃劍，它既減輕了澳洲的經濟危機，也削弱了澳洲的立國基礎，澳洲政府在中共的玩弄下幾乎成為了一堆木偶。譚寶政府最終反戈一擊推出了「反滲透法」，氣焰囂張的中共和統會也不得不偃旗息鼓。中共的紅色勢力就此消亡了嗎？當然不會！那張滲透的網路不是一天建成的，也不可能在一天內轟然瓦解，該鋪墊的早已穩妥，該下的種子也已紮下了根。 英國王子邊上埋著紅色地雷，中共軍人擠進紐西蘭國會，泛紅憲兵在守護台灣總統府，類似的情形比比皆是，澳洲也絕對不會例外，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區別只在於何時才被發現，西方民主社會的一大特點就是後知後覺。 中國人的群體很簡單，親共與反共都是擺在檯面上，多多少少都對澳洲主流產生影響力，其它的絕大多數社團都保持低調，明哲保身，見風使舵，意見統一。 與中國社區相比，台灣社區反而顯得比較複雜，那是因為各台灣社團在對台灣的定義上有著差異。 在歷史的演變過程中，海外缺乏具有影響力的台灣本土社團代表台灣人發聲，一直被認為是台灣人聲音的社團並非來自台灣，那是一些民國初期就開張的百年老店，「XX堂」，或「XX會」，以及逃離共產極權迫害的難民組成的「越緬寮」團體，他們都曾接受了中華民國文化教育，本質上捍衛的是中華民國。當中共和統會在全世界粉墨登場後，首當其衝就是對這些社團進行統戰與滲透，遺憾的是無一能夠倖免。…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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