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斯克修表示，瑞典境內疑有中國國安特務進行滲透工作，他懷疑兩名商人是受命行事，就像中國式KGB，若他們不是受雇於中國情報機構，也定必是遵照中共的建議或指令行動。
圖為桂民海的女兒安吉拉（Angela）（左）和前瑞典駐華大使林黛安（Anna Lindstedt）。（圖片來源：臉書/瑞典駐華大使館官網）
香港銅鑼灣前股東、瑞典公民桂民海2月被北京當局重判10年。去年1月，時任瑞典駐華大使林戴安曾安排桂的女兒安吉拉（Angela）與兩名「中國商人」會面，對方曾警告她不要再發聲。瑞典當局以「未經授權與外國勢力協商」罪名起訴林，案件原定今日（19日）開審，因武漢肺炎疫情而押後處理。近期，港媒《蘋果日報》取得瑞典法庭文件，披露其中一名中國商人的神秘背景。
《蘋果日報》獲得的斯德哥爾摩法院公開文件包括了瑞典國安局（SAPO）調查報告、口供、書信、照片以及瑞典外交部文件等，披露了恐嚇Angela的商人劉瑞宸的個人及公司資料。有專家證人估計劉是受命行事，就像「中國式KGB（克格勃的簡稱，克格勃是前蘇聯的最高情報機關）」。
報道指，2019年1月24至26日，林戴安邀請Angela到斯德哥爾摩喜來登酒店，與兩名商人會晤，證實分別是迷你矽谷創新集團董事長「劉瑞宸」和斯里蘭卡裔行政總裁密維拉（John Meewella）。根據法庭文件，劉曾多次向瑞典移民局申請簽證，但他提交的香港身份證和中國護照副本均顯示其名字是「劉汶軒」。瑞典國安局調查報告亦指出，喜來登酒店定單紀錄中，劉使用「Liu Wenxuan」（劉汶軒的漢語拼音）之名訂房，懷疑劉汶軒就是劉的另一個名字。
法庭文件引述瑞典駐上海總領事館副總領事施子天（Sebastian Magnusson）於去年1月28日發出的內部電郵，指劉的背景是個謎，此人一早被瑞典移民局的內部資料庫封鎖，禁止入境。最先是2014年4月，劉以「Liu Wenxuan」之名透過瑞典駐京大使館申請申根簽證，其出生地是福建、出生日期是1963年10月14日，以商務目的訪問瑞典，但遭駁回。移民局的回復指，申請者「Liu Wenxuan」曾於2008年及2010年辦理簽證，當時使用的名字為「Liu Yiyu」，出生地和日期分別是甘肅和1964年1月11日，與2014年他報稱的個人資料不同。經過相片比對，當局證實申請者「Liu Wenxuan」和「Liu Yiyu」是同一人。
施子天的內部電郵還透露，瑞典移民局早於2011年接獲匿名信，舉報劉擁有兩本護照，他可能使用其他名字外游，例如「Kevin Liu」和「Liu Nanyu」。
2017年12月，劉汶軒再嘗試透過瑞典駐上海領事館申請申根簽證，瑞典移民局一再拒發籤證，劉後來通過芬蘭駐香港領事館申請申根簽證。為何一位曾多次被瑞典移民局拒批簽證的人士，能夠和大使林戴安走近並取得信任？對於劉被拒批簽證，林戴安接受警方盤問時稱不知情。她描述兩人早年在深圳活動認識，認為劉為人可信，被問到安排Angela和劉會晤之目的，她強調是介紹工作機會給Angela，希望利用劉的人脈關係，協助桂民海釋放。
此外，根據Angela的口供，去年1月25日會晤期間，密維拉聲稱劉曾在中國駐瑞典大使館與大使桂從友開會，就桂民海案談判，但提出十個交換條件，其中一個條件是安排Angela到中國工作，以證明她是中國的「朋友而非敵人」。調查報告亦顯示，25日晚，劉在斯德哥爾摩餐廳Wedholms Fisk舉辦過另一場飯局，邀請中國駐瑞典大使館人員及一些瑞典人士參與。
隨著案情曝光，劉汶軒與中方關係、時任駐華大使林戴安是否跟代表中國國家利益的人員進行聯繫，是最重要的關注點。中國駐瑞典大使桂從友早前接受《哥德堡郵報》訪問時表明，他和使館同事不認識劉汶軒，指劉既不代表中國政府，也不是中國公民。而根據法庭文件，資料顯示出劉的中國居民身份證和中國護照副本，證明其公民身份。
報道稱，劉汶軒以商人身份自居，生意業務遍及瑞典、南京及香港。劉持有香港身份證和往來港澳通行證，根據香港公司註冊處資料，他報住銅鑼灣伊利莎伯大廈一個高層單位，擔任20間香港公司的董事，包括中瑞共生產業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SAACS Limited、世界遺產研究院亞洲分院等，涉足文化、教育、投資、音樂到醫療健康在內的工作，實質業務存疑。
而劉汶軒名下20間公司董事及股東名單，顯示了一些人物，如瑞典商人阿德勒（Bo Niclas Adler）。根據案件的多份口供，阿德勒曾參與斯德哥爾摩會晤，密維拉在「談判」過程中，提出安排Angela到阿德勒的中國公司工作，作為中方釋放桂民海的交換條件之一。
劉姓商人與阿德勒也存在諸多交集。如二人均是瑞典智慧共生城亞洲研究院的團隊成員；在香港一家名為「中國國際教育協會有限公司」鍾，劉汶軒出任董事，阿德勒持已發行股份總額的百分之十。
專家證人：兩名商人更像是受中國政府命令行事
報道稱，林戴安案的調查過程中，至少有25人錄取口供，除了案件主角及酒店與會者外，還包括前瑞典駐華文化參贊費斯克修（Magnus Fiskesjo）。
費斯克修表示，瑞典境內疑有中國國安特務進行滲透工作，他懷疑兩名商人是受命行事，就像中國式KGB，若他們不是受雇於中國情報機構，也定必是遵照中共的建議或指令行動，「瑞典國安局已重複警告，中國、俄羅斯及伊朗等外國勢力在瑞典從事多項間諜活動，試圖影響瑞典人和外國。」
今年2月24日，銅鑼灣書店股東桂民海被中國法院以「為境外非法提供情報罪」判處10年徒刑。
法新社說，桂民海案已牽動北京與斯德哥爾摩間的雙邊關係。
銅鑼灣書店是香港獨立書店，以出版中國政治禁書聞名。與書店相關的桂民海等5人於2015年10月至12月間，陸續在中國大陸、泰國、甚至在香港境內失蹤。
責任編輯：白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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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於 ：2024-12-20 03:12 12月初，三名台灣總統府當值憲兵因向中共特務提供機密遭到抓捕，之後中共滲透台灣網紅的種種跡象也被媒體爆出，再次引起台灣輿論對中共滲透及《反滲透法》界限的討論。 從中共誕生以來，統戰與滲透一直是中共非常重要的戰略手段，從未放鬆過。上百年來，其滲透能力堪稱登峰造極，幾乎就是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無往不勝。中共當局不僅依靠統戰與滲透成功地將國民政府趕到了台灣，還將全中國百姓拿捏得服服貼貼。 西方政客的幻想曾造就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中共的統戰與滲透也隨著中國製造的廉價產品全方位地蔓延到了世界各國，並順利地在各級政府、學術領域，甚至地方社團中埋下種子，打下了長期盤踞的基礎。 而散布在世界各國的台灣社團從來就是一個重災區，在民主環境里成長的台灣人並沒有天生的免疫力，一些單純的台灣人往往在有意無意間被利用了、被滲透了，被統戰了，卻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墮落在紅色的枷鎖之中。 每當人們提到中共的統戰與滲透就會聯想到特務與間諜，其實統戰與滲透的範圍極其廣泛，廣泛到不能簡單地用「間諜」的概念來分析論述。 比如說，一些有點影響力的台灣人常常會公開提醒台灣商人，不要在中共不喜歡的媒體上刊登廣告，或避免發表支持台灣政府的言論，美其言曰出於「好意」或「保護僑胞」，其實他們已經在中共的戰壕里，替中共的統戰與滲透發揮影響力了。讓人產生恐懼或自覺宣揚「中國好故事」，都是紅色滲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很多海外華人，包括台灣人或東南亞的華裔難民，他們的政治立場往往會隨著中共影響力的變化而相應發生變化，有些人從反共走向親共，之後又宣稱反共，自由世界給了他們自由思想的空間，但他們是否真的能在立場的改變過程中擺脫中共勢力的束縛呢？那就只有天曉得了。因為中共統戰與滲透的力量就像癌細胞，具有頑固的持久性，有時活躍、有時潛水，當沾惹上後想洗心革面就沒那麼容易。 在澳中經濟處於蜜月的年代，澳洲只看到了滾滾而來的金錢，卻沒注意到中共的金錢是一把雙刃劍，它既減輕了澳洲的經濟危機，也削弱了澳洲的立國基礎，澳洲政府在中共的玩弄下幾乎成為了一堆木偶。譚寶政府最終反戈一擊推出了「反滲透法」，氣焰囂張的中共和統會也不得不偃旗息鼓。中共的紅色勢力就此消亡了嗎？當然不會！那張滲透的網路不是一天建成的，也不可能在一天內轟然瓦解，該鋪墊的早已穩妥，該下的種子也已紮下了根。 英國王子邊上埋著紅色地雷，中共軍人擠進紐西蘭國會，泛紅憲兵在守護台灣總統府，類似的情形比比皆是，澳洲也絕對不會例外，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區別只在於何時才被發現，西方民主社會的一大特點就是後知後覺。 中國人的群體很簡單，親共與反共都是擺在檯面上，多多少少都對澳洲主流產生影響力，其它的絕大多數社團都保持低調，明哲保身，見風使舵，意見統一。 與中國社區相比，台灣社區反而顯得比較複雜，那是因為各台灣社團在對台灣的定義上有著差異。 在歷史的演變過程中，海外缺乏具有影響力的台灣本土社團代表台灣人發聲，一直被認為是台灣人聲音的社團並非來自台灣，那是一些民國初期就開張的百年老店，「XX堂」，或「XX會」，以及逃離共產極權迫害的難民組成的「越緬寮」團體，他們都曾接受了中華民國文化教育，本質上捍衛的是中華民國。當中共和統會在全世界粉墨登場後，首當其衝就是對這些社團進行統戰與滲透，遺憾的是無一能夠倖免。…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