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I公司標誌性的黃色送餐箱在澳大利亞的大街小巷越來越常見,但是被稱為「中國版UberEATS」的他們正面臨剝削員工的指控。
在澳大利亞學習英語的Kiet也是一名送餐員,在悉尼唐人街最受歡迎的餐廳跑進跑出完成一張張訂單。對一名來自馬來西亞的學生來說,送餐員是一份靈活的職業,但很難說這是一份有回報的工作。他有時要等待很久才能有一張訂單,而且據他說每送一單的底薪只有6澳元,這意味著他工作一整天的凈收入還不到150澳元——低於澳大利亞最低薪資標準。
「有時候我要等一到兩個小時,」他告訴SBS News,他還說有時不得不冒險在交通繁忙的道路上騎車。「我沒有任何的保險。所以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我無法索賠。這份工作真的很危險。」
EASI集團的送餐服務覆蓋澳大利亞多個城市,Kiet收到的就是用戶通過「悉尼送餐」平台下的訂單。該集團的App已經有20多萬次的下載量,旗下送餐員標誌性的黃色制服同其他大型送餐公司UberEATS和Deliveroo一樣在澳大利亞的內城區很常見。
但是共享經濟的批評者說,大型互聯網送餐公司有爭議的做法已經引起員工的抗議、媒體的關注和法律訴訟,然而類似做法正被一些規模較小的運營商使用,這些運營商仍未引起關注。
Transport Workers Union國家幹事托尼·謝爾登(Tony Sheldon)說:「由於一些運營商規模較小,他們存在同樣的剝削行為,但與那些規模較大的運營商不同,他們沒有被發現。」
送餐員通常是以獨立分包人身份加入的,這種做法受到了審查和批評,因為這意味著他們沒有得到僱員應得的待遇,如合法工資、退休金和工人補償。
6月,公平工作專員署對總部在柏林的Foodora提起法律訴訟,指控該公司不當用工導致工人工資過低。
ACCC也已經對UberEATS的行為和合同條款展開調查。
本月,公平工作專員公署放棄起訴Foodora,因為該公司自發進行了整頓。
儘管Foodora決定退出澳大利亞市場,但該公司仍因在三月份解僱一名員工而被單獨起訴。
謝爾登先生說:「Foodora因被追責而離開澳大利亞,該公司在澳剝削工資,並欠了政府大量的稅。」
他說,「現在在我們主要城市運營的規模較小但相當重要的公司」正在實施類似的做法。
為了賺更多的錢,來自中國的打工度假者李(Lee)女士同時是UberEATS和EASI集團「墨爾本送餐」服務的送餐員。
全職工作的她有時一周能凈賺800澳元——雖然這一數額略高於最低工資,但她通常的收入是低於最低工資標準的。
她的前24份訂單收入用於支付墨爾本送餐的電動車每周180澳元的租金,她說這筆費用「太貴了」。
但是「與中國餐館相比,這個工資並不太差,」她告訴SBS新聞。
Lee從墨爾本送餐用戶那裡收取現金,從UberEATS用戶那裡使用銀行轉賬來獲得送餐收入,她承認自己對納稅的義務一無所知。
Lee說她主要關心的是道路安全。與UberEATS不同,墨爾本送餐不為送餐員提供保險。
「有時我差點被車撞,」她說,「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因為澳大利亞人開車很快。」
她說,她希望這些公司能夠更加關注安全問題。她還講述了另外一起事件,有一次她被困在公寓樓梯間,手機在那裡沒有信號,因此她沒有辦法求助。
在一份聲明中,EASI集團否認了虐待員工的指控,稱送餐員是分包人而不是僱員,因此他們應自行解決保險問題並履行納稅義務。
由於送餐員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工作時間,也可以同時在其他公司工作,「他們的收入能力不僅限於為我們提供服務,而是與他們的工作時間直接相關」。
公司發言人說,該公司不知道自行車租賃成本的事情——這是可選的——因為這是由分包人管理的。
「在為我們公司提供服務之前,分包人會收到嚴格的公司政策並接受培訓(無論是課堂上還是路上)。」
UberEATS發言人表示,所有送餐員在註冊時都會獲得安全信息,並打算強化這種信息在應用程序中的呈現方式。
她說:「人們以前很難找到適合你生活方式的靈活的工作機會,而我們的合作夥伴告訴我們,Uber能夠提供這種靈活性——你可以隨時登錄和註銷——這對他們有所幫助。」
來源:SBS中文網
This post was last modified on 2018年9月17日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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