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開始漸入佳境。我有機會被派遣來澳洲的一個大學進行學術交流，於是興沖沖開始了精神和物質方面的準備。對澳大利亞，我當時只有兩個印象：一是「好山好水好無聊」，二是「澳人好像很懶，無危機意識」。

第一個證明澳人很「懶」的實例是我的導師的上班時間：他很「英國」，每天大約十點到達辦公室，十一點半是「Teatime」，下午一點左右午餐，三點又是「Teatime」，接著就下班離去。

第二個證明澳人很「懶」的實例是我的同事們的假期：他們每年有三個帶薪假期，每個假期大概有一個月。工作滿三年後就有機會出國深造半年至一年。

第三個實例是我的學生們的時間安排：每周可以見到他們用於學術或學習活動的時間不超過二十個小時，但經常看到他們熱情而忙碌地安排各種活動，尤其是社交活動。順便提一句，那時的外國學生，尤其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比現在少多了。

但是，時間待長了，漸漸發現自己的認識不對了。

我是學生物醫藥的，實驗數據經常要用統計學方法來處理，每次用電腦處理時也要好幾個小時。然而數據和處理結果被導師審核時，他經常用幾分鐘就解決了，訣竅只是他用了一個我還沒有的程式，而且，他用的程式還解決了我還要費事去進行的圖示工作。悄悄地估算了一下，我需要化兩天完成的工作可以在兩小時內完成。在我希望討要這個程式時，他卻只給了我一個鏈接：程式需要購買，我要用就得花錢去買；他購買的程式只能他自己使用；這也許是對「知識產權」的態度問題吧。

所以我辛苦工作兩天的成果與他工作兩小時的成果是相等的，即使他「偷懶」兩天又有什麼可以質疑的呢？

從此，我開始用「效率」的觀點來分析澳人的「懶」了。

這裡，同事們的學術社交網路功能遠遠比我的國內同事們好，在國內要花好幾天孜孜不倦的努力搜集的資料，這裡只要幾個小時。

國內需要幾個星期才能採購到的實驗原料在這裡只需幾天。

學校里科研設備的使用是普及和對「使用者」友好的。我的實驗中必須要用的設備時刻準備好給你用，不要事先登記，自己去操作就行了。想起國內的設備由專門的部門保管和維護，使用時的麻煩手續，真是發現很多麻煩是我們自己給自己添加的。

這裡，各種規矩清清楚楚，不需要花時間和精力刻意地去討好什麼人，去搞什麼關係，所以可以清心寡欲地投入科研。

只要科研專案選取得好，實實在在地推進，就會有企業送來科研經費。

我留學了一年，這一年可真是辛苦的一年。在我們留學生的圈子裡被戲虐地被稱為7-11：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在學校呆十一小時。當然，這不是導師或學校逼的，只是我的中國的勤勞基因導致的行為。不過在我離開時才發現我的「成就」與同事們也相差不大，發表的論文數量還不如一些「偷懶」的同事們，新品的製備數量也不見「遠超」他人；唯一可以值得驕傲和吹噓的是：比我國內的同事們的成績好多了。

我一直不欣賞一個對讀書不冷不熱，但對「Party」異常熱心的學生。意外的是，十年後我再訪學校的時候，他竟然成為一個有國際地位的教授：我直率地問他取得如此學術成就的秘訣，他說他只是選擇了用新的技術手段去研究一個別人用傳統知識和傳統科技方法進行研究的課題，於是就有了新的發現，成了世界第一。

看來，我把社交能力和組織能力的培養與大學教育內容隔離的看法是有必要質疑的。

我開始理解：「懶」是事實，但並不是沒有道理的，人家可真是有「偷懶」的資格啊。

移居至澳洲後，我漸漸有機會接觸到更多的澳人和澳洲企業，也更科學地開始觀察和分析澳人的「懶」，竟發現這可能還是一種值得推薦的生活態度。回到學校，又次拜訪了我的那位導師，他對我說，幸福只不過是慾望的滿足，是否幸福與慾望的多少大小有關；太多和太大的慾望往往是不幸福的根源。這也就是不少我們認為不可能幸福的地方的人們的幸福指數出乎意料地高的原因。

事後仔細一想，還真是有道理。辛辛苦苦地追求不切實際的目標、莫名其妙的攀比、無窮無盡的虛榮和處心積慮地構建人際關係企圖謀求各種利益不正是很多人不幸福乃至焦慮抑鬱的根本原因嗎？

我不會去鼓勵懶惰，但是，實在不應該將自我解放和心平氣和的偷懶與墮落等同。

我不會去鼓勵懶惰，但是在辛苦工作的時候，想想如何把「work hard」變成「work smart」還是有必要的。

作者：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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