屢屢看到新聞報道中國留學生打架鬥毆被指控,難道真的是留學生里暴力分子多嗎?根據我們過往前來法律諮詢的經歷,很多這類的肢體衝突都是從日常爭吵開始,不一定將對方真的打傷也會被警方起訴。
舉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A與B發生口角,A對B說:「我要把你從樓上扔下去。」除非A和B當時正在樓頂,否則一般人並不會認為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A的行為很難認定為攻擊傷人(Assault)。
第二個例子,A與B發生口角,A對B說:「我要把你的臉打爛。」然後,A揮舞起了拳頭,向B走前了一步。哪怕A沒有真正打到B, 也會認定為是攻擊傷人(Assault)。
這裡有一個中澳的法制差異。倘若在中國,小打小鬧的事件基本就是警察出面調解,需要看一下醫生的補醫藥費即可,基本很少入罪。但是,澳洲將安全作為重中之重,只要是涉及到人身安全的行為,哪怕輕微,也依舊可能基於防止未來的安全隱患而給予重罰,作為警告,尤其是牽涉家庭暴力的問題尤為敏感。
通常,打架後被指控的罪名分為兩類:
兩者的區分,從字眼上可以看到大概的區分,還有可能更關心的:最大量刑。普通攻擊傷人(Common Assault)最多判兩年,尋釁滋事(Affray)最多判十年。當然,所謂最大量刑自然指的是在同類罪名里較為嚴重的情形。在向法官合理闡述你的情況後,也有很多輕微傷害的攻擊傷人(Assault)最後不入罪。下面,我具體討論一下這兩種罪的組成,以及被指控後,如何最小化損失。
Assault具體有細分成集中情形:
就普通攻擊傷人而言,不一定要造成身體傷害、或嚴重的身體傷害。
例如,「1900年刑法」(新南威爾士州)第61條規定,任何人攻擊另一個人,無論他們是否造成人身傷害,均屬犯有普通襲擊罪,最高可判處2年監禁。
聚眾鬥毆(擾亂公共秩序)的行為,經常會被指控為尋釁滋事罪。聚眾鬥毆(擾亂公共秩序)是指任何人以非法武力對待或威脅他人,他們的行為導致現場的人出現合理性的擔心他們個人人生安全。
《1900年刑事法》(新南威爾士州)第93C款中有對聚眾鬥毆、擾亂公共秩序(滋事)行為做出定義。滋事指任何人對他人威脅,使用武力,且其所做出的行為導致具有通常抵抗力、以及在案發現場的個人對自身安全產生擔憂。
這種違法行為與侵犯人身罪的本質區別是,為自身或他人安全感到擔憂,是具有「通常抵抗力」的他人。從本質上講,此在案發現場即是「合理堅定」具有「通常抵抗力」的人,也同樣會對自身的安危產生擔憂。
例如,A先生在醉酒後前往一家飯店,希望再點一些酒類飲品。飯店人員拒絕提供,A先生與飯店人員產生口角,並在狹小擁擠的飯店裡動起手來,一度將幾張桌子打翻。這種情況下,哪怕其他在飯店就餐的人員並沒有直接收到攻擊,但是,考慮到在這樣一個相對封閉、狹小的空間里,面對一直處在移動中的鬥毆事件,正常人都會對自身的安危產生擔憂。
如何讓處罰最小化?
這個問題的最終裁量權肯定在審理的法官手中,每人的個人情況都不一樣,並沒有一個衡定的公式可以套用。但是,首先,我們可以理解刑法的初衷。刑法的最終目的是希望社會整體減少犯罪率。那麼,對於被指控的人,如果是第一次犯輕微的罪行,而因此讓被指控人服刑,將會對其造成很大的打擊,例如失去工作、無法償還房貸、孩子無人撫養等,尤其可能會引發更多的社會矛盾。
但如何準確向法官展示被指控人的面貌,以此獲得最小化的處罰,建議找專業律師進行諮詢。因為哪怕是輕微罪行,只要留下犯罪記錄,對於尤其是打算移民澳洲或者轉澳洲公民的人群來說,都是不小的影響。
最後,請切記一點:少衝動,管好自己的手和大腦。平時,可以存一個律師的電話號碼在手機里。如果警察真的找上門了,第一時間打電話給律師,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被警察問詢,是有權保持沉默的。
供稿:澳洲盛澤律師事務所
圖片:供稿方及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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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ost was last modified on 2018年6月3日 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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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視紅薯為一種健康食品,在紐約,一個烤紅薯和一磅鮮嫩的地瓜秧葉,市場銷售價格甚至高於白麵食品價格。本文就講講蕃薯是怎樣傳入中國的,它對中國人口的發展、人民的生存和國家的強盛,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蕃薯在中國不同地區的華人中,有不同的叫法。紐約華人管它叫蕃薯,這個「番」字,是「藩」字的簡化字,中國古人把外國稱為藩,就表明了蕃薯的原產地不是中國。蕃薯原產地是墨西哥。在殖民時期,16世紀哥倫布將蕃薯從墨西哥帶回西班牙種植。後來由西班牙水手,把它傳播到了非洲和菲律賓。蕃薯能夠在中國大陸各地種植,歸功於最初的傳人,他的名字叫陳振龍。他是明朝福建人,生於1543年,卒於1619年。 蕃薯種植(圖片來源:Adobe Stock) 他原本是一個秀才,因為科考屢試不第,放棄了求功名,改為出海經商。他在乘船去呂宋(今菲律賓)經商時,當時那裡正處於西班牙殖民者統治時期。他發現當地人種植的紅薯,是一種既耐旱又高產的農作物,而且紅薯生、熟皆可吃。他是一個善於學習又細心的人,他向當地農民學習了蕃薯的栽培種植技術,他想把這種農作物引種回家鄉。當時殖民者對這種農作物控制很嚴,不準出口。於是他便動腦筋智取,他把一根去掉葉子的鮮薯藤和蔴的纖維混在一起,編成一根粗麻繩,躲過了海關檢查,將鮮薯藤帶回了福建。 他把這根薯藤切成數段,栽培到土壤中,成功培植出紅薯,取名朱薯。然後在福建家鄉教人種植。明朝萬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關中發生大旱災,糧食欠收,陳振龍向福建巡撫金學曾建議,推廣種植朱薯,他還獻出了種植方法。於是金學曾令人試種,4個月以後,朱薯豐收,試驗成功,經檢驗可食。隨後便在福建全省推廣種植。後來又在全國推廣種植,於是當時中國的糧食產量大幅增長。 後人何則賢,在福建烏石山,修建了一座「先薯祠」,立石碑紀念陳振龍,尊稱他是「蕃薯之父」。「先薯祠」遭毀後,後人又在原址建立了「先薯亭」。 紅薯(圖片來源:Adobe Stock) 人口和國土幅員 隨蕃薯種植增長 在明朝末年,中國僅有1億人口。到清朝末年,人口為4億。二者比較,清朝人口比明朝人口增加3億。明朝末年國土面積300萬平方公里,清朝末年國土面積達1100萬平方公里,如果算上藩屬國,可達1316萬平方公里。清末國土面積是明末國土面積的3倍。大家知道中國幅員廣闊,哪個朝代都避免不了天災人禍,而且民以食為天,人是要吃飯的,糧食是人民生活的基本保證。因此,在此環境下,中國人口和國土幅員之所以能大幅增長,除了當時的統治者使用武力對外擴張等原因之外,蕃薯的推廣種植,使人民能吃飽飯起到了很大作用。 記得在1960年,正值中國經歷3年困難時期,國家實行糧食統購統銷,人民吃飯實行糧食定量。當時筆者的家父離職休養,住在北京香山南路的中科院北京研究所的植物園,他在那裡是義務勞動。在業餘,他和溥儀在荒山坡種植了一些蕃薯秧。到秋天收穫季節,他們把收穫的白薯,一部份送給了植物園食堂,一部份留給自己吃。我還騎自行車從北京城裡出發,到那裡駝回一袋子回家。就因為和溥儀在一起勞動等,這樣一些小事,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我父親被植物園的造反派從北京家中綁架回到植物園批鬥,誣衊他是植物園「走資派」的高參,是封建皇帝的「保護傘」。 1965年我任大學教師時,帶領學生在北京遠郊區密雲縣山區,參加農村「四清」工作隊,與農民實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勞動。當時山區農民一日三餐,主食早晚是兩頓稀飯,是用高粱米或者玉米碴子熬的粥食,中午吃一頓乾的,吃的就是蒸白薯。 那時北京山區農民把鮮白薯切成片,攤放在山坡處的石板上晒乾,用石碾或者石磨把它碾壓磨成白薯面,摻上玉米面,就可以蒸窩頭吃,只有逢年過節才能吃到白面饅頭。…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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