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生活網訊）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有了很大發展，到2010年，我們的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當時，全球媒體都在熱議，什麼時候中國經濟的總量會超過美國?
這時，澳大利亞的一家報紙發表了一篇文章，說我們暫且不要討論中國的經濟總量什麼時候能夠超過美國，先問問另外三個「什麼時候」：
第一，什麼時候全球的精英會把孩子送到中國留學，而不是像今天都把他們的孩子送到美國、歐洲留學？
第二，什麼時候全球的年輕人會最欣賞中國的電影、文化、書籍，而不是像今天他們最喜歡的是美國、歐洲的電影、書籍、音樂？
第三，什麼時候全球的消費者在選擇產品的時候，會首選中國的品牌?
這「三問」確實打中了中國的要害。特別是第一個問題，歐美教育能夠吸引全球人士到他們國家學習，說明了全球精英對他們教育內在價值的認同，包括中國政府職員。我原來一直不太同意我們送自己的孩子到美國去接受教育，但我的外孫女去年就到了美國，那種內在的力量是我們都抗拒不了的。這「三問」說明，在討論中國的經濟時，一些理智的人士已經開始考慮中國以教育為核心的軟實力了。而我從多年的工作生涯中也確實感到，教育的問題不僅僅關乎教育，還關乎我們整個國家的競爭力。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在解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時，教育發揮著根本性的作用
現在，國內經濟社會發展中面臨著一些重大問題：
一是經濟轉型問題，問題的核心是把過去對經濟增長數量的關注轉移到經濟發展的質量上來，而質量的問題，說到底是要整個國家形成一種以人為核心的發展目標的價值認同。過去我們說某個地方的經濟質量好不好，是看它的GDP；現在要看經濟增長了以後，老百姓是不是得到了真正的好處。過去提到提高城鎮化就是蓋房子，現在的城鎮化是要提高人的生活質量。所以我們經濟轉型核心的問題，就是要形成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模式，這時候，專註於人的發展的教育就顯得尤為重要。
我們面臨的第二大的問題是創新。不久前，美國的報紙都在討論，為什麼中國出不了喬布斯。他們認為最大的問題是中國的教育不鼓勵創新，不鼓勵獨立自由的思維。如果教育出的孩子沒有創新的能力、創新的思維，我國的創新是不可持續的，只能搞一些表面文章，一陣風就過去了；或者是只能在少數尖端的、國家投入了大量資金的領域實現少數創新，而不能實現全民創新。對此，教育承擔著極大的歷史性責任。
我們面臨的第三個問題是建立正常的政商關係。這看起來和教育不相關，實際上有著很深刻的關係。我們應該真正培養起一種平等的意識，讓我們的孩子不再追求高高在上的做官的感覺，使孩子知道不是有錢就高人一等。
我們的孩子從小最願意當班長、中隊長、大隊長，而且為了當中隊長、大隊長不惜讓家長跟老師搞好關係，甚至採取一些不正常的辦法。而在西方發達國家，平等意識深入人心。很多年前我到紐西蘭訪問，紐西蘭的大使到機場接我，他說：「很抱歉，您再等一下，我還要接我們的副總理。」 等了一會兒，紐西蘭副總理自己一個人背著包，和大家一起走出通道。大使走上去迎接，副總理說：「還要麻煩你給我看著包，我要去取行李！」 拿到大行李準備乘車，外面只有一個司機等著他。
像這樣的例子不是孤立的。去年參加博鰲論壇，論壇結束後，我跟美國駐華大使說待會兒飛機上見，因為我想他肯定是和我們一起坐頭等艙的。結果上了飛機，這位大使帶著美國的一些大亨們，全部坐的經濟艙。這就是美國，不超過規定時間你不能坐商務艙。
所以，如果教育能幫助孩子們樹立民主、平等的意識，這會對解決中國的官場文化、政治文化具有非常深刻的意義。
在提高國家軟實力方面，教育可以有哪些作為？
我們的軟實力問題很大部分反映在我們的話語權上。我們一再抱怨中國的話語權與綜合國力不相稱，這正說明我們的軟實力存在嚴重問題。
我們過去沒有話語權，首先是因為我們的觀念有問題。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聯合國工作，因為聯合國的會議很多，所以即使是我們這些剛畢業沒多久的年輕外交官也被分配到一些會場上，代表中國表態，表態就是話語權。當時我們都不知道怎麽表態，只記住幾條原則，比如其他發展中國家同意的，我們就同意，他們反對的就反對，沒有自己的判斷。
還有以前在各種國際會議上，凡是碰到西方發達國家提出要提高保護環境的標準，我們自然就會抵觸。當時我們想，你們搞了幾十年的工業化，把經濟發展起來了，現在我們發展中國家剛要發展，你就提出環保標準要提高，這是陷阱，這是騙局，我們不能同意。現在想想真是荒唐。我們這幾年吃了很多環境的虧，北京連續五十多天的霧霾。我們現在才知道，保護環境不是為別人，而是為了自己。
這些問題全是我們觀念上的問題。過去，我們從短期的利益出發來表達觀點，話語權越多，對國家的形象和名聲造成的損失就越大。所以增強軟實力的核心問題在於，要以怎樣的觀點來看待世界，看待自己。在教育中，從小培養孩子們對世界正確的認識，才能使我們在發展中獲得更多的話語權，提高自己的地位。
結合中國的基本國情，我還想在培養孩子的問題上特彆強調幾點：
一是培養孩子的誠信。不說謊是基本底線，但是我們今天的孩子沒有幾個不說謊的。我弟弟的孩子在美國出生，在美國受教育，他和國內同齡的孩子在一起，別人會嘲笑他是「傻老美」——不會見風使舵，不會說假話，傻。我們的孩子精得很，看什麼人說什麼話。這是誰培養的？家長培養的，教師培養的，學校大環境培養的。一個家長突然接到老闆、上司的電話，他明明在公園遊玩，卻當著孩子的面公然說自己很忙，這才是一個電話，以後會有十個、二十個電話，慢慢地，你說孩子的誠信哪去了?
在國際交往中，外國人最怕我們撒謊、不誠信。我在和美國幾任談判代表談判時，不管談得好不好，堅守的底線是絕對不欺騙。後來我們談判成功了，很多美國代表到中國來訪問，他們都會對我說：「龍先生，你有時候很強硬，今天之所以我們還能成為朋友，是因為那麼多年來你從來沒騙過我們，這是我們最欣賞你的。」
去年我參加中美的一個會談，當時基辛格就談道：「中美兩國要建立一個長久的關係，最重要的是建立互信，而建立互信的基礎是你們不再騙我們。」這話講的是很尖銳的。我們捫心自問，有的時候做得真不是很好。所以，我覺得教育就要貫穿誠信這一最基本的道理。
二是培養責任感，這是培養優秀社會公民最核心的問題。中國在入世的時候，對全世界承諾遵守經濟貿易規則，所以世界各國都把中國當成市場經濟俱樂部的成員，開始貿易往來。但是這種關係是很脆弱的，一旦中國對這種承諾放鬆了，我們很可能會失去國際的信任。要使中國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這樣在國際上才會有政治的公信力。
有一次，我到日內瓦的一個公園散步。我到公共廁所去，發現有一個八九歲的男孩在廁所裡面「玩」，我當時想小孩真調皮，怎麼玩到廁所里來了。等我走出廁所，一位40來歲的中年婦女就著急地迎上來問：「先生，我的孩子上廁所，進去20分鐘了還沒有出來，不知道什麼原因，你能不能幫我去看看？」 我進去一看，小孩正急得滿頭大汗，我問：「你在幹什麼？」 他說：「我上完廁所以後，不知道怎麼沖水。」 原來沖水馬桶是新式的，他沒見過，為了沖水，在裡面折騰了二十分鐘。我幫他衝掉以後，他抱著我，說了很多次謝謝。我非常感動，這就是責任心，是他所受的教育帶給他的，我想，這個孩子將來一定是一個很能擔當的人。
其實我們中國的小孩也可以做到這一點。我的一位同事從小就把孩子帶到瑞士，這孩子就有一種國內孩子沒有的責任感。有一次中國代表團到日內瓦去談判，休息的時候到河上去划船，把孩子也帶上了。有兩位老兄喝完可樂以後，順手把可樂瓶丟到身後。這個小孩看見後，一下子臉變得煞白，認為這是對環境的破壞。因為在不同的環境里成長，中國孩子也有了強烈的責任感，這都是教育的問題。
作為一個搞經濟的人，我就是從以上角度來看待好的教育對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和對社會長治久安的最基本意義。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竟然有那麼多人離開自己的國家，那麼多家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所以教育問題涉及很多人，涉及很多方面，涉及國家的未來。真正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很不容易，希望更多的人去探索、去努力。
作者：龍永圖，中國入世首席談判代表、 博鰲亞洲論壇原秘書長。本文根據龍永圖先生演講整理而成，原載於《當代教育家》雜誌2016年第6期。
圖：網路
This post was last modified on 2017年12月6日 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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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於 ：2024-12-20 03:12 12月初，三名台灣總統府當值憲兵因向中共特務提供機密遭到抓捕，之後中共滲透台灣網紅的種種跡象也被媒體爆出，再次引起台灣輿論對中共滲透及《反滲透法》界限的討論。 從中共誕生以來，統戰與滲透一直是中共非常重要的戰略手段，從未放鬆過。上百年來，其滲透能力堪稱登峰造極，幾乎就是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無往不勝。中共當局不僅依靠統戰與滲透成功地將國民政府趕到了台灣，還將全中國百姓拿捏得服服貼貼。 西方政客的幻想曾造就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中共的統戰與滲透也隨著中國製造的廉價產品全方位地蔓延到了世界各國，並順利地在各級政府、學術領域，甚至地方社團中埋下種子，打下了長期盤踞的基礎。 而散布在世界各國的台灣社團從來就是一個重災區，在民主環境里成長的台灣人並沒有天生的免疫力，一些單純的台灣人往往在有意無意間被利用了、被滲透了，被統戰了，卻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墮落在紅色的枷鎖之中。 每當人們提到中共的統戰與滲透就會聯想到特務與間諜，其實統戰與滲透的範圍極其廣泛，廣泛到不能簡單地用「間諜」的概念來分析論述。 比如說，一些有點影響力的台灣人常常會公開提醒台灣商人，不要在中共不喜歡的媒體上刊登廣告，或避免發表支持台灣政府的言論，美其言曰出於「好意」或「保護僑胞」，其實他們已經在中共的戰壕里，替中共的統戰與滲透發揮影響力了。讓人產生恐懼或自覺宣揚「中國好故事」，都是紅色滲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很多海外華人，包括台灣人或東南亞的華裔難民，他們的政治立場往往會隨著中共影響力的變化而相應發生變化，有些人從反共走向親共，之後又宣稱反共，自由世界給了他們自由思想的空間，但他們是否真的能在立場的改變過程中擺脫中共勢力的束縛呢？那就只有天曉得了。因為中共統戰與滲透的力量就像癌細胞，具有頑固的持久性，有時活躍、有時潛水，當沾惹上後想洗心革面就沒那麼容易。 在澳中經濟處於蜜月的年代，澳洲只看到了滾滾而來的金錢，卻沒注意到中共的金錢是一把雙刃劍，它既減輕了澳洲的經濟危機，也削弱了澳洲的立國基礎，澳洲政府在中共的玩弄下幾乎成為了一堆木偶。譚寶政府最終反戈一擊推出了「反滲透法」，氣焰囂張的中共和統會也不得不偃旗息鼓。中共的紅色勢力就此消亡了嗎？當然不會！那張滲透的網路不是一天建成的，也不可能在一天內轟然瓦解，該鋪墊的早已穩妥，該下的種子也已紮下了根。 英國王子邊上埋著紅色地雷，中共軍人擠進紐西蘭國會，泛紅憲兵在守護台灣總統府，類似的情形比比皆是，澳洲也絕對不會例外，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區別只在於何時才被發現，西方民主社會的一大特點就是後知後覺。 中國人的群體很簡單，親共與反共都是擺在檯面上，多多少少都對澳洲主流產生影響力，其它的絕大多數社團都保持低調，明哲保身，見風使舵，意見統一。 與中國社區相比，台灣社區反而顯得比較複雜，那是因為各台灣社團在對台灣的定義上有著差異。 在歷史的演變過程中，海外缺乏具有影響力的台灣本土社團代表台灣人發聲，一直被認為是台灣人聲音的社團並非來自台灣，那是一些民國初期就開張的百年老店，「XX堂」，或「XX會」，以及逃離共產極權迫害的難民組成的「越緬寮」團體，他們都曾接受了中華民國文化教育，本質上捍衛的是中華民國。當中共和統會在全世界粉墨登場後，首當其衝就是對這些社團進行統戰與滲透，遺憾的是無一能夠倖免。…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