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书指控中国“从事危险活动”，造成公众的精神痛苦与滋扰，并提出多项事例证明中国政府未尽应负责任。这起诉讼也点名中国各个卫生及紧急部门、湖北省政府及疫情爆发地武汉市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