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作品在中国传统眼光中有教化的使命和功能，而现代很多作家抛弃了传统的观念，创作出来的多是靡靡之音。

小说在中国古代一直没有很高的地位，五四以来被捧得很高。作为通俗文学的形式之一，小说虽不应受到排斥，但也应有主流文化的使命感。 古人特重视文学的教化意义，吸引眼球不是作品的宗旨。钱大昕之所以不喜小说，正是因为“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小说特重描写细节，对大众的口味，本无可厚非，然有些情节实在不适合描写细节。为增加点击量而写刺激欲望的细节，读者看后，不自觉地受影响，不好的行为也跟著学。

现在纸质书越来越过时，连小说也要让位了，人们都爱看短影片。华人圈里流行短剧，那些剧本真是惊人，千篇一律，算计的、复仇的、低俗的、没文化的，真是令人唏嘘。这个时代有这样的文艺作品，正反映出此时中共国的社会现实——各种不公、欺骗、信仰缺失、审美崩坏。文艺作品创作什么都可以，但最忌讳低俗，如黄庭坚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

文学当出于性情，自由而本于道德，“思无邪”者，“温柔敦厚”者，讽谏政府者，或值变风变雅之世而“止乎礼义”者，忧天下者，才是中国人应当推崇的。

许多传统的经典作品之所以经典，正是因为忧患意识，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谓“忧生”与“忧世”是也。陶潜诗云：“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 如今是何世啊！羲农、六籍多遥远啊！太需要忧世之作了。文学史上，词至元、明一度衰落，至清初而中兴，忧患意识就是重要原因之一。晚明诸才士笔墨多著在男女爱情上，然明亡以后，那种文人本该具备的忧觉醒了，试看云间陈子龙、李雯后期的词，深度明显不同。

中国文艺现在这条路，再往下走，出路在何方？“不善为斫，血指汗颜，巧匠旁观，缩手袖间。”必待更多人振聋发聩，体制巨变，方有文艺复兴，方能冲破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