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4-08-05 02:59

甲辰公历三月至六月，我囘母国实足待了三个月，回到悉尼，由于气温反差，从一个摄氏30度的火地，飞囘摄氏2度的冰窟，由此大病了一场，死命咳嗽，恶狠狠地咳了一个多月，咳得心肺欲裂，苦不堪言，今日稍安，不由顽习复萌，又想敲键弄盘，臧否世事。

回来后不少朋友问我，当今故国是否像反华势力所污蔑的那样，警察密布，安检遍野，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我用粗糙的直觉告诉他们，当今之故国，生理上有病的人在医院，心理上有病的人在社会，精神上有病的人在官府和当警察……

如此说罢，红粉兄弟们听了休要暴怒，骂我汉奸，且容我慢慢说来——

 一，求医记恚

我由于耽于电脑，长期伏案，颈椎久痛不愈，久闻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骨科颇有盛名，于是在电脑上挂了个号，窗口跳出，安排我于5月18日下午2；30由骨科副主任王峰治疗。

王峰五十出头，颇有大医师的派头，旁边两位助手，一位打字，一位把门，比我在澳洲遇见的专家医生要神气得多。他问明了我的病情，拗了一下我的左臂，在约一分钟的时间里，叫助手打印出一张纸条，要我去付费——做核磁共振。

我排了好长的队，付了705.15元，约定5月20日9：58就诊。

我在澳洲曾做过心脏手术，胸前的肋骨间埋有金属钢丝，核磁共振的医生听我诉说后，说体内有金属物绝对不能做。我问既不能做，何处退款？她说，你去问医生。医院内人海茫茫，人头聚集，挨不到叫号，病人是见不到医生的。我只好排队到问讯处去问，如何找医生？问询处说，直接往挂号处去退就可以了。

于是我又去挂号处排了半个钟点的队。

缴费处小姐敲了几下键钮，冷冷地抛出一句：“系统故障，不能退！”

我十分诧异，堂堂世界第二科技强国，堂堂名遐中外的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怎么收钱系统如狼吞食，退钱系统会出现便秘。

我问：“什么时候能修好？”

她依然冷冷地回答：“”不知道，下次再来问！

乖乖隆地冬，因为王峰大医生不问我体内有没有金属物，而轻率地要我做核磁共振，给我添了麻烦，又因为电脑系统出了故障，又给我添第二次麻烦，该院不但不说一声Sorry，只是以一句“下次再来问”，就打发我一个近八十岁的老汉，使我来回奔忙，排没完没了的队，这个挂著“人民”牌子的第六医院也太傲慢了，于是我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倔脾气复发，告状去。

在问明投诉处的所在后，我直奔六楼，这里的工作人员和大多数医务人员一样，从口罩边的眼神里，透出居高临下的傲慢，她听我说明情况，推诿说，系统坏了，他们也没有办法。她的态度使我火上浇油。我脑子里突然跳出一个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市民投诉电话：“12345”，聼澳洲返沪的朋友说，在上海遇上麻烦事，可打这个电话投诉。于是我即刻打去，经过语音提示，在按了一阵“1、2、3、4”后，终于打通，但被告知，他们不受理医疗方面的投诉，可另打“12393”的电话。我忙碌一阵，气有所消弭，冷静一想，才知道在中国任何投诉都是白搭的，像国务院门前的访民一样，不会有任何结果，倒不如直捣院长办公室，找当家人当面质问。

院长办公室在15楼，电梯前有保安守护，进出要扫码，戒备森严，侯门深如海啊。我站在电子进出口处，踌躇一阵，问明保安，他说还有一个叫什么综合的地方可以反映，他告诉我电话“24058206”。

接电话的是位女士，说话还算客气，她叫我到六楼投诉处去反映。我说已经去看过那位接待小姐的脸色了。我告诉她，鄙人年近八旬，来医院了几次，排了数不清的长队，没有看成病，再奔波恐怕要忙出别的病来了，我要求留下电话，等什么时候修好故障，告诉我再来退款。他要我等一下，叫我别挂电话，只聼见他和旁人说了几句，又回答说，系统时好时坏，此刻又正常了，我可以去试试。

我回到挂号处又排了半个小时队，轮到时，接待小姐说，必须去服务台取消预约号才可退费。万般无奈，我回到到服务台，又排二十来分钟队，拿了退号纸，再回挂号收费处，再排半个小时队，才退回那笔劳什子的费用。

我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挂满红旗和革命口号的走廊里，来回奔波了两个半天，总算了却了我和它的因缘。

在海外，常看到国内发出的视频，见近年淮海路、金陵路、福州路一带行人稀少，商店清淡，到了医院才知道，原来人们都集中到这里来了，医院的各门诊科大厅，人满为患，熙熙攘攘，嘈杂呻吟，用人满为患来形容，殊不为过。

一个吃转基因的食物和混合罐装的食油，呼吸污染的空气的地方……医院能不人满为患吗！

折腾了两个半天，幸好没被误诊，病没有看成，生了一肚皮闲气，体悟到《商君书》中“劳民”一招的厉害，同时有些落寞，也有庆幸。落寞者，看到病人中不少衣衫褴褛，体味熏人，一脸苦逼的家属，使我想起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的破烂市；但有庆幸，庆幸我回澳洲，有一个免费、鲜花和充满笑脸的医疗后院。

二，寻友记“捐”

很佩服老友叶永烈的睿智，他生前曾跟我说过两句重要的话：一，要我的文章不要太露锋芒，要述而不论，多记事实，少做评论，否则失去发表权就可惜了；二，说他有许多文章现在不宜发表，等以后有机会再出版。不幸他在疫情期间走了，他在生命晚期曾将自己搜藏的四万馀册书和采访手稿、录音磁带……几卡车资料，全数捐献给上海图书馆，并留下遗言：“死后请到上海图书馆找我……”

叶永烈生前采访过许多中共老一辈的要人，尤其是陈伯达和胡乔木。他和陈伯达结下友谊，他的客厅里挂著陈伯达送他的条幅。他采访陈伯达后不久，陈就归天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陈一定给他讲过不便外人道的中共秘事。我揣测，评他的聪明，这些秘稿一定不会捐献给上海图书馆，一定另有金匮，而这个秘密也只有他的夫人杨惠芬老师知道。无奈的是，我几次给他府上打电话均无人接聼，给永烈信箱发邮件也无音讯（我以为杨老师会继续使用）。踌躇再三，我想只有通过上海图书馆的关系，或许能联系到杨老师。

我先从网上查得上海图书馆的电话，打了几个部门，都不知道有叶永烈的捐赠之事，无奈之下，我只有亲临其门，自己寻找。

进入上海图书馆和进入中国的所有机关一样，必须安检，通过安检，从问讯处得知，我可到一个“现代文献馆”的部门去打听。我问那里的接待人员，也说不知道叶永烈捐献的事，并断然回答，我们没有义务帮你联系家人，说罢掉头就走。无奈之下，我又只好回到问讯处，告诉她我愿意把联系电话留下，请他们设法转交给杨惠芬老师，让她联系我，问讯处同样回答他们没有这项义务，但告诉我馆内有一个展厅，有展出名人捐献的资料，可以参观。

这个展览厅不大，我转了一下，墙上和玻璃柜子里全是李一氓、杜宣等老一辈共产党干部的书信和革命资料，根本没有叶永烈资料的影子。本来嘛，这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他们的“文渊阁”怎可有你的牌位？

可叹叶永烈乃一介善良书生，临终前没悟透禅机，可惜了！

从“捐献”一词，联想到张伯驹老人，他把毕生所藏，捐给国家，所得回报是，晚年失业，患病住进北大医院，被安排在八人大病房，其夫人潘素要求换个单人或双人间的病房，院方以级别不够为理由，遭到拒绝，最后在嘈杂的八人病房里咽气，呜呼哀哉！

又联想起张大千的红粉知己李秋君，其侄子告诉我，老人家拥有不少张大千的精品，其中有一幅马，画得特别精细，印象特深，还有十八尊纯金罗汉，均在文革时都被抄走，因无子嗣，不曾发还，也算被“捐献”了。

在这里我插一段特别有趣的事，八十年代某单位要举办“黄宾虹画展”，跟上海博物馆借了一批黄宾虹的作品，不巧其中有不少是黄宾虹送给傅雷的，有上款，这显然是傅家抄家被掠走的东西。傅敏知道后向上博索要，但凭傅敏的社会地位，显然是徒劳的，但当他的胞兄傅聪回来就不一样了。傅聪终于从被捐献的画作中，索回了部分，但官方另出奇招，不准出口。傅聪无奈，只好在饭桌上求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帮忙，经过特批，总算允许带出几幅，留作纪念。自从黄宾虹画展泄露天机后，上博的藏画目录，被打上“密”的标记，作为国家机密，不准露曝光。

我家也有一次“捐献”，说来非常气愤，家父原有一间旧房，靠出租以补贴家用。文革一来，被指责剥削有罪，被造反派抓去一顿毒打，屁股打烂，当堂签下“捐献”文书，以求保命，到了九十年代，所谓落实政策，房子发还，但房管所下文，要补交四千余元人民币，原因是房管所所收的租金，与多年的维修费有负差，须由我家负责，家父无奈，只得如数缴纳，交割时还还听了一套感谢共产党的之类陈词滥调。家父对我叹息，挨了一顿打，房子抢去用了三十多年，最后倒贴四千多元，还要感谢党恩，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关于“捐献”的故事，光上海收藏家和资本家的圈内，就浩如烟海，罄竹难书，请知情者多写文章，告知后人。

敲键至此，希望看到此文的看官，有和叶永烈夫人杨惠芬女士熟悉的，拜托转告，说我和永烈的EMAIL信箱仍然通畅，保持联系，并祝她走出哀痛，健康长寿！

三， 京城纪悚

先师吴耀南先生，名寿采，字耀南，常州青果巷人，江苏巡抚吴光悦后人，曾任北京交通银行高管，早年拜倒余叔岩门下，为京城门票，其姑母吴曼华乃陆小曼母亲。先师仙逝近三十年，在北京留下一批清末民初时的京剧戏单和唱谱，以及早年收藏的珂罗版画册、明清拓本……积尘多年，无人打理，这次返国，应其孙女梓潼君所邀，陪同整理。

到了北京，承蒙先贤傅增湘公的嫡孙延年兄介绍，交由琉璃厂“中国书店”处理。书店派专家上门，分类挑选，颇为顺利。但轮到挑选我师兄肇隆所遗留的近代版本时，一位年轻收购员说：“最近上级规定：一，有政治倾向的书不可收；二，港台出版物不可收；三，有色情内容的书不可收。” 并说连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词话》也在禁收之列。听罢，老夫不由愤叹，不知哪条不读史书的混虫出的馊主意，殊不知从秦始皇禁书起，到文革破四旧，历朝帝皇都妄想斩断前朝的文脉，筑自己的万年墙基，然而没有一个得逞的，悲叹世界已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官衙竟还有这样的混虫，真是匪夷所思。

国营店拒收，所幸京城的小街上到处有收购旧书旧古董的摊贩。近千本旧书，不乏有许多中外名著，痛惜我师兄半生收藏之心血，售之小贩，只换来区区两百元人民币，虽有被劫之痛，却是无奈之举……

来到北京，了却梓潼君所托，接著就走马京城，一睹伟大首都风采。

我所住的宾馆，离公主坟地铁站不远，梓潼君告诉我，当年风暴时，这里腥风血雨，死伤相枕……

北京乘地铁，其安检比上海严格，上海过安检时，只须打开背包，让检查员过目，彼此应付，心照不宣，我在人民广场站曾见到一位中年检查员，用上海话喊：“来，大家意思意思”，于是乘客轻松拉开背包，鱼贯而过，甚是方便，而北京则不同，检查员的表情也比上海严肃，到底是天子脚下，京畿之地，不得造次。

我坐地铁拟去军事博物馆，想参观沈嘉蔚画的《百团大战图》。

从公主坟到军事博物馆地铁才一站地，出得地铁口，仰首看见军博大厦上高崇的苏联红星，不禁浩叹，苏联倒台了三十多年了，但其红星还在照耀中国，这实在是历史的吊诡。大门的广场前，红旗招展，标语醒目，广场两侧，人山人海，参观者排在铁马间，等待安检，工作人员在人群中穿梭，检查身份证。

我排了大约四十分钟的队，经过安检，终于来到大厅，这里红旗密布，红歌庄严，天花板上映出巨大的红色镰刀锤子符号，和墙面同样大小的电视屏幕两侧，是“聼党指挥，奋斗强军”的巨大标语，屏幕上反复放映天安门广场检阅军人的画面，这里的整个宣传，只突出一个人……这瞬间，记忆彷佛把我拉囘到了文革时的北京——铺天盖地的毛主席像、红旗、红歌、红标语和大喇叭里震耳欲聋的口号……

另一个大厅里，陈列著一架老旧飞机和破残坦克，我不想知道它们是缴获来的还是自制的。这架飞机和我在美国航空博物馆所见的，至少落后一百年，至于那坦克，我也不想知道它来自何方，只想知道它在那场风暴中碾压过自己的人民没有……

馆内的告示牌上，没有标出油画展厅的位置，我问工作人员，才知道油画展厅暂不开放。

真丧气，排了好长的队，没有看到沈嘉蔚的《百团大战图》，我悻悻地出门，转而登上巴士。在北京乘巴士不用安检，但巴士和地铁戒严程度一样，每节车厢都派一名警察，守住前后大门，颇为森严。

我在天安门东站下车，拟去国家博物馆，参观沈嘉蔚画的另一张画作《曹操和建安文学》。为画这张图，嘉蔚曾把我邀去，穿上王兰制作的汉服戏装做模特。后来我知道，这张图画画毕后，曾经在他的画室里搁置了很长时间。一次我去探望，他告诉我，审查者认为，曹操的汉冠和教皇的冠冕有相似之处，必须修改，但嘉蔚却沉默，这次路过，想看一看最终曹操的冠冕，被修改了没有？

国家博物馆的对面就是天安门，这里警察林立，安检满街，每隔百来米就有一辆或几辆警车和武警的车辆。说实在，我久居澳洲，有自知之明，不敢犯次，十馀年前，一位姓甄的朋友告诉我，其父是高干，一次他去天安门广场闲逛，看到有人撒传单，他本能地持手机上前抢拍，孰料刚举手，就被旁边的便衣按倒在地，双手反背，被押进一辆警车，警察抄身时，发现他钱包里有一张他老爸和毛泽东的合影，问明身份，当即就把他放了。他忠告我，没事少去天安门溜达，那里是便衣和警察密布的地方，就是逛王府井，也要说话小心，那些扫地的朝阳大妈，也是带有任务的。

国家博物馆门口，人流摩肩接踵，警察布局越发严密。看了告示上才知道，要参观国家博物馆必须提前一周在网上预约，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无奈之下,我只能踽踽独行，走到菖蒲河公园附近，叫了一辆出租车，去大栅栏闲逛。

我每去北京，只要有时间，就去兜大栅栏，我喜欢那里接地气，有张恨水小说里的氛围。

也许是二十年前，我在大栅栏的“全聚德”吃过一次烤鸭，吃得十分乏味，第二天我和“和平出版社”的美编老友吴基民兄谈及此事，他说：“北京人讥笑外地人来京的四大傻，第一傻，就是去吃全聚德的烤鸭……”基民兄比我大两岁，今年也应该八十岁了，谅必他依然健康，记得他住在台基厂，可惜忘了具体地址，未能拜望。

下了出租车，进入大栅栏店街，发现街口有家店铺，店招写著“中华老字号，始创于一六五一年，大字‘王麻子’”另有一行小字“北京大栅栏第一店”；右面的墙上有一块竖式的店招：“杭州张小泉刀剪”。两块店招，十分醒目，我喜欢王麻子的刀具，因我少年时有把王麻子造的迷你腰刀，四寸长短，模样像杨志的宝刀，牛角的刀鞘，铮亮的刀身，十分精致，我把它放在铅笔盒里，时常把玩。

走进店门，一块红牌白字的告示：“购物请下楼”，迎面是通往地下室的楼梯，顺梯而下，但见店堂灯光暗淡，没有顾客，左右两边各一排柜台，左边是王麻子，右边是张小泉，柜台内各坐一位老妇，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看见我进来，她俩打起精神。

我在王麻子店的柜台前转一圈，问：“听说买刀具需要身份证，有否其事？”

甲老妇：“是的。”

“那买剪刀呢？”我问。

“都要！”甲老妇懒洋洋地回答。

我转身往张小泉柜台，问乙老妇。

乙老妇回答得更为具体：“买刀必须用身份证，港、澳、台和新疆人不卖！”

哦，新疆人还不准买，那他们切哈密瓜用什么工具呢？

我暗暗嘀咕一下“荒唐”，转身出门。

返身爬上楼梯，出得店门，街上熙熙攘攘，满街的冰糖葫芦、驴打滚、臭豆腐、稻香村糕饼……这里的食品，和我几十年前吃的没有两样，只是原先贴红纸的草纸四方包淘汰了，代之而起的是五颜六色的塑料包装。

大栅栏主街的牌坊，正对著正阳门箭楼，街中心有两条铁轨，从箭楼两旁延伸过来，通过牌坊。牌坊的右侧有座中国式建筑，其二层楼屋顶的围栏外，有块星巴克的圆形图标，但没有STARBUKS的英文,只有显目的“星巴克咖啡”的中文店招，它和全世界的“STARBUCS”都不同，也许这里是中国人的风水宝地，不准有洋文出现，于是我的意识流又信马由缰，联想起前些年故宫内星巴克被关闭，以及当年义和团烧教堂，砸英文店招的场景……

我是星巴克的老顾客，习惯喝它的摩卡，于是买单登楼（它的客座在楼上），举杯沉思，回想五十年间我多次来大栅栏的感受，写下了一首破诗：

五十年前大栅栏，/箭楼斑驳店破残，/往来街民衣虽破，/风拂店幡却悠然，/今宵又来大栅栏，/商场敞亮路拓宽，/百物腾贵非昔比，/肚无食欲嘴不馋，/满街警员持哨棍，/面目狰狞鹰犬般，/吾叹吾土竟如此，/一声骂娘拂袖返。/甲辰春游京城大栅栏有感。

离开星巴克时已近黄昏，我站在夕阳下的正阳门箭楼前，望著高丛厚沉的城楼，畅想李自成、皇太极、八国联军……在城墙下厮杀的场景，火光炮声，人仰马嘶……不由浩叹，任你固若金汤，没有不破城邦，欲做万年皇帝，必是妄想泡汤。

四，游园记懵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还在体制内的时候，聼传达说，耀邦同志视察上海，说上海人民最辛苦，对全国贡献最大，但没有一个游乐休息的景区……的确，上海市区不傍山靠水，市区居民假日除了逛南京路、淮海路，所谓的“荡马路”之外，几无休憩之处。要说公园，在市区就区区那么几处：黄浦公园、人民公园、淮海公园、静安公园、虹口公园、复兴公园、中山公园、闸北公园……欲说这几座公园，大都还是帝国主义留下来的，欲说历史，“黄浦公园”是英国人1886年所建，上海人叫“外滩公园”，小时候家父常带我去游玩。那时的黄浦江，水位不高，没有堤岸，江边只有一连串绿色的铁链和铁柱当围栏，其模样和悉尼皇家植物园的绿色围栏一样。

至于“人民公园”，我后文有详细叙述；另说“淮海公园”和“静安公园”，原本上海人叫“外国坟山”，是西洋人在中国死后的坟地，己丑易帜后改为公园。说到静安公园，老夫又要插科，聼大风堂早期门人章述亭和糜耕耘说，也得到李秋君嫡侄李铭慈兄（李祖夔儿子）的证实，上世纪四十年代，张大千和红粉知己李秋君夫妻不成，曾在静安公墓买下一块生圹，互写碑文，发誓百年后作合葬之地，此段情节我在1987年版《张大千演义》中有详细描述，这里不做赘述。

今天的“复兴公园”，因地处法租界，旧时叫“法国公园”，我住绍兴路时，因这里离家近，周日常带儿子去“洁而精饭店”用餐后，来这里小憩。八十年代初，复兴公园常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麕集，据少儿社老友华三川告诉我，有一次他去游园，恰逢刘海粟夫妇在此写生，向围观的年轻人吹嘘自己十上黄山的故事，说到文革中被整时，他高声说，我白天挨斗，晚上照样创作，你们不信，他指著夫人夏伊乔说，我夫人可以作证。聼到这里，华三川转身就走……他调侃说：“迭夫妻两家头来嗨卖拳头哉！”

最后说说“虹口公园”，因为那里离我老家很近，一部18路电车就可到门口，而且那里有鲁迅的墓冢，是我当文学青年时的麦加。记忆最深的是，我出国前曾携女友，在一棵棕榈树下挖了个洞穴，将几支写秃的金笔，把文具盒当棺材，筑了个笔冢，下葬时女友朗读我撰的𫍧文，呜呼哀哉，伏惟尚飨，十分有趣……年轻时犯的荒唐事，现在忆及，不由失笑。

说罢上海公园的老故事，再说我这次我去那里游游览的新感受。

先说我前几年去虹口公园的记忆，那时的人气还很旺，尤其是黄昏，小道两旁，不少老汉提著雀巢咖啡瓶的茶杯，把自己的住房条件和收入，写在硬纸片上，做招亲广告，而前往光顾的，多半是外地来打工的中老年女士……草地的另一侧，一群老人正在辩论政治，辩论的题材还当广泛，有些话题还相当尖锐。我发觉人群的组合非常庞杂，有经过插队的知青，平反的右派，刑满释放的无辜者，相当程度的知识分子……当然少不了带有任务的探子，但不管如何，那时政治比较开放，老年人有追求性快活的自由，老百姓有评论政治的空间。

如今却不同了，公园大门的入口处，装了一个巨大的屏幕，映出园内游人的动向，屏幕的下方，不断显示进出公园的人数，它阴险地和电线杆上的监视器苟合，犹如老大哥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

我边走边沉思，当年老人的相亲角不见了，英国海德公园式的自由辩论角不见了，人们脸上企盼改革的希望不见了，此刻虽是春天，我看到的的却似暮秋，虽无黄叶凋零，却有落寞之寂，寒风来哉！

唉，我记忆中虹口公园的吉光片羽……

接著说人民公园——

下了人民广场地铁站，从11号通道出口，便是人民公园了。

“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以前都叫“跑马厅”，五十年代后期，分割成“公园”和“广场”。小时候跟外公经过武胜路——他指著如今“上海历史博物馆”的地方时说，原本这里是个芦花荡，三国时周瑜曾在这此练兵，传说中“三气周瑜芦花荡”的故事就在这里，这里早先有他的坟墓。外公说的也许是豆棚瓜架下的野史，但我记得小时候在书上也读到过，可惜忘了是哪本书。

跑马厅离我的老家只有两公里左右，是我孩提时常去的地方。当今的所谓“上海市革命历史博物馆”就是就是当年的跑马厅主楼，己丑后新政权忙于搞阶级斗争，不谙建设，此楼曾挪作过“上海历史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上海美术馆”……而人民广场则是上海政治活动的中心，五六十年代时，每逢“五一”、“十一”这里都要搭建临时检阅台，让柯庆施等这辈鼠类上去表演一番，晚上还要放烟花，直到六十年代初才改建永久性的检阅台，九十年代又在检阅台的地基上，建造了如今的“上海人民政府大楼”，把长期占据在汇丰银行大楼内的机构搬迁过来。

文革年间，人民广场给我留下一件深刻的记忆，一个外号叫“一只鼎的姚先生”，因在那里教授青年人学武术，结果犯了与共产党争夺接班人的天条，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枪毙……中国的历史往往是六十年左右一个怪圈：假设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运动到一九六六年的红卫兵运动是第一个怪圈，那么今年是二〇二四年，眼看离第二个怪圈不远了，真令人担心……

放下意识流，我进入现实中的人民公园，一进大门，惊讶地发现走道旁排开一溜的雨伞，伞面上摆著硬纸片，写著求婚儿女的年龄、职业、有无房车……以及对对方的要求。雨伞后坐著一位老年妇女，一般求婚著的母亲，也有姑妈姨妈的，我一眼望去，红绿相映，少说有近千顶雨伞，其规模和当年虹口公园的老年相亲角比，更是更热，更有生气。

我一路扫视，发现征婚行列中，新上海居民的子女为多，也许他们来上海时间短，社交圈子不广，又发现其中不少女孩都是高学历，还有不少海归……

迎娶婚嫁已是我生命中的过去式，我只是匆匆浏览一圈，想找家星巴克小憩一下，突然听到一阵激越的秦腔牌子曲从不远处传来，我循声找去，只见池塘边的水榭里。一群陕西老乡，正在欢快地弹唱……

唉，去国三十六年，上海的变化真大，原先人民公园悠扬的江南丝竹声没有了，讲吴侬软语的乡音的人不多了，更遑论沪剧、绍兴戏……一切都是那么遥远，最陌生的是，竖立百年的地标被拆迁，出门问个讯，老上海都不知道，反而外地人熟悉，因为他们和我们这批当年初到澳洲的国际盲流一样，穿著旅游鞋到处找工，熟悉大街小巷。更悲哀的是几次寻访老友，一个电话打去，听到的是他太太哽咽的哭声……

上海啊，生我养我的血地，我与你越来越疏远了……

我一路寻思，突然手机响起，打开一听，又是一个诈骗电话，今天已经是第十一个了。我骂了句粗话，想起这些日子在上海的感受，于是走进星巴克，在座椅上写下了这首《哀上海》——

我哀我故乡，/不是旧时样，/地铁设安检，/沿街满警岗，/诈骗事端多，/人情薄如汤，/新闻多自吹，/细思极荒唐，/镰刀斧头旗，/标语皆激扬，/医院人患满，/可怜地狱相，/米珠柴薪贵，/金钱最至上，/街边行路人，/多为外地郎，/遇事陷阱多，/细心要设防，/广场灯光下，/泼女舞姿浪，/同侪皆老去，/怀旧甚悲呛。/呜呼，生我育我地，/已非旧日样，/掩面自拭泪，/低首倍感伤。

 后  记

打腹稿时，原本想仿沈三白先生的《浮生六记》，将拙文也写成“六记”，不料刚写完四记，眼结膜突然出血，激情顿消，情趣索然，无奈，只得写完“四记”就刹青了，据传《浮生六记》也只有“四记”，后面的两记《中山记历》和《养身记逍》是后人续补的，记得郑逸梅先生的小品曾有提及。可惜一时找不到资料，无从细说。至于我遗漏的两记，若或明年返国，我再作补缀，试问看官，可乎可乎？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日于食薇斋北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