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朗是在1990年底。一个朋友叫她去一个郊区的小中餐馆顶替两个周日的工。

餐馆远离墨尔本中心郊区，在一排商店中，不见阳，显得疲惫简陋。菜单上的菜肴都是澳洲化的中国餐。偶尔进来一两个顾客，都是来外卖的。

当朗走进来时，整个餐厅仿佛一下子明亮了起来。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

她迎上去，也不问他是要外卖还是要坐下用餐，直接把他安排在最靠近前台的座位。她介绍了自己的名字，并递给他菜单时强调了在这里享用新鲜烹制的中国菜比带回家外卖要好得多。

他友好地说：“Then I’ll eat here。”

他没有看菜单就点了两道菜。看来他是常客。从踏进门的那一刻起，他就友好地注视着她。她感到自己的脸颊在发烫。

没有其他客人。他与她交谈时，眼中带着微笑。他说话缓慢，声音柔和。他说的大部分她听不懂，只能用蹩脚的英语回答听懂的一两句。

他吃饭的举止非常文雅，闭着嘴细细咀嚼。她没有作过招待员，因此常常在他嚼东西时问问题。他很有礼貌地用眼神示意她稍等。她明白了，他嘴里有食物时是不会开口的。

可能是由于她断断续续的提问，那顿饭他一直吃到餐馆打烊。离开时，她只记得了他的名字，知道他住得离餐馆很近。她告诉他下周日她还会来工作。

他带点调皮地说：“ Then，I’ll come next Sunday.”

那个星期过得很慢。她的内心像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她其实是个很害羞的女孩子，但当时的环境并不容许她保持一贯的矜持。

她来澳洲时的第一个学期的学费和机票是全家人凑钱买的。父亲的一个同事通过一个在澳洲的同乡为她申请了语言学校。在交学费时，隔了几层关系的同乡多要了两千，说是等她到澳洲后当做生活费给她。

她于1989年圣诞节踏进澳洲国土。素未谋面的同乡拒绝退还两千元。她一下飞机就身无分文，而且遇上了保罗·基廷所描述的“我们不得不经历的衰退”：通货膨胀率为7.33%，失业率为10%，利率为17.50%。

虽然她幸运地找到了一份全职的工厂包装工作，而且是下午班，这样每天都可以去上学，保证了签证的有效。但她每天都面临著太多的担忧。在工厂上班时，她担心移民部官员来检查她的身份。因为她的签证类型不允许全职工作。她挣来的钱大部分都要用来支付学费。由于经济衰退，语言学校纷纷倒闭。要是就读的学校突然倒闭，她不仅无法获得退款，还必须立即注册到其他学校以确保签证合法性。工厂也像骨牌一样倒闭。她所工作的工厂听说要搬到海外。

当时的总理霍克给了所有六四事件（1989年6月4日）前来的中国学生临时居留签证。但是六四后来的学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课间偶尔听到同学们的对话，都在谈论谁谁找到了一个六四前来的学生。偶尔有人找到了本地人，那就像中了彩票一样的好运。讲述者眉飞色舞，而听者心中却感到酸楚，包括她在内。这种漫长无助的失控人生是否会有尽头？

有的学生熬不下去，选择回中国了。她却没有退路。大学毕业后，工作了两年。她所处的环境让她看到了物欲横流，尔虞我诈，人性堕落。她无法在那样的氛围生存下去。踏出中国海关的那一刻，她曾发过誓，不管多么艰难，也不会回头。

偶然遇到朗就像在漆黑的丛林中看到了一丝光亮。她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他是一个很有修养的正人君子。除此之外，她一无所知。他是否已结婚？为何单身去吃饭？为何对一个连英文都听不懂的人说那么多话？

终于等到了星期天。餐馆中午十二点开门。她一直盯着门口。每次听到推门声，心里都怦然而动，但接着却是失望。也许他只是随口说说要来的。或许他们之间只是一面之缘，擦肩而过，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

澳洲的夏天一直持续到晚上七点仍然阳光明媚。但在那个疲惫的小餐馆里看不到太阳。昏暗的灯光让她感到越来越沉重。

一个顾客拿着外卖走出了餐馆。她心情低落地转身走向厨房。老板让她在没有客人时去厨房帮忙。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叫着“June”。那是她等待的声音，让她顿时感到虚飘飘，心跳加快。她站在原地，强迫自己平静下来，然后缓慢地转身。

“You come！”

“Yes，I have come。”

这次他带来了一瓶酒，点了上周点的两个菜。她那天更加紧张。能听懂的英文更少。加上她的牙齿有些发颤，甚至连一句完整的英语都说不出来。然而，他却依然很绅士地喝酒、吃饭、说话，仿佛没有意识到之间的语言障碍。快到关门的时间了，她鼓起勇气，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了他，并告诉他：“This is my telephone number.丨won’t be here next Sunday.”

他问她拿了另一张纸，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交给了她。”Call me if you need help.”

……

第二年春暖花开的九月，她和朗结婚了。他们的婚礼很简单。在完成注册登记后，他们只邀请了十来个亲戚朋友到朗家吃茶点。朗的朋友都是失业的飞行员，婚前她都曾见过。

直到1989年8月，朗仍然是澳大利亚航空公司的机长。

那年的澳大利亚飞行员纠纷是澳大利亚历史上对国家和个人伤害最大的劳资纠纷之一。纠纷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83年工党在上台前与大企业以及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达成的《价格与收入协议》（简称《协议》）。《协议》虽然承诺工资随通货膨胀定期增加，但其文本只承诺“监控”价格（而非控制），却设定了工资增长的指数限制。最终，《协议》成为了降低实际工资的机制。工党因此获得了大雇主的支持，并成功当选组阁。

从《协议》实行的1983年到1989年的六年间，通货膨胀没有得到控制，每年超过7%。澳洲飞行员的税前工资除去通涨实际上减少了18%。与此同时，工党执政后使澳大利亚货币浮动，导致澳元贬值了30%。因此，1989年澳洲的飞行员成为西方国家中薪资最低的飞行员。

七月，澳大利亚国内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联合会（AFAP）提出了涨薪29.5%的要求

1989年8月18日，飞行员拒绝在上午9点至下午5点之外的时间执行飞行任务。

8月23日，飞行员集体辞职以避免雇主的诉讼。

总理霍克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调派皇家澳大利亚空军（RAAF）的飞机和飞行员提供服务。

在飞行员集体辞职后，航空公司高薪从海外招募飞行员。大约20%辞职的飞行员也重新申请了工作。

她与朗交往后，跟他参加过几次辞职飞行员在酒吧的聚会。他们一个个都喝得醉醺醺的，咬牙切齿地痛骂那些复职“工贼”。很明显，他们的伤口还在滴血般地痛。听说很多飞行员失业后破产，精神崩溃，婚姻破裂。

朗也是酒不离手，但与其他人不同，酒精使他心情愉悦。不喝酒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沉默的人。可能第一次相遇时，他是在家里喝足了酒再去买外卖的。

朗从未结过婚。自从19岁成为职业飞行员以来，他的行李箱就是他的家。辞职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正当壮年时成为失业人士，用喝酒来消磨时间，麻痹自己。也许是因为烦闷和寂寞，让他与她不期而遇，并把她当成了他的倾诉对象。

……

参加婚礼的有AFAP的主席Brian McCarthy。一帮人坐在后花园游泳池边的圆桌旁，手持酒杯，神情落寞。Brian说道：“我能做的就是帮助所有辞职的飞行员重新回到驾驶舱。现在国际旅行兴起，飞行员紧缺，你们都会有出路的。”

另一个人带着醉意说：“可恶的霍克，他还是工会出身哩。所作所为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澳洲人眼都瞎了。难道他们看不出政府的强硬不仅害了一大批飞行员，也损害了澳洲全民的利益吗？澳洲航空业的衰败拖累了旅游业，成了经济大萧条的导火索。”

她站在通向后花园的平台上。旁边一排茶花开得烂漫。

如果没有飞行员的集体辞职，朗，这个四十岁的有车有房英国绅士会在那个周日走进中国餐馆吗？会寂寞得向英文很烂的她搭话吗？会萌生出结婚的念头吗？

不会，不会，不会。

而她，如果没有身份、经济、以及各种困扰，会这么主动地接近他吗？会这么义无反顾地嫁给他吗？

会的。即使不是身处困境，四面楚歌，若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看到朗，高大匀称的身材，友善温暖的微笑，英俊潇洒的容颜，她一定会停住脚步的。

她想起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香港的陷落成就了流苏和柳原的传奇。澳洲飞行员的集体罢工何尝不是成全了她和朗的婚姻。

上天待她真好。 经过冬季的严寒，她终于可以在墨尔本这片充满阳光和雨露的土地上扎根了。这里将有一个属于她的家。有朗，有四季飘香的花园。

那是一个多么神奇的春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