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远清死亡的隐喻：近年来，在中共专制高压的政治社会环境下，中国文学自由的空间越来越逼仄，卓有成就的作家也受到批判。也许很快，“保卫文学”便会成为许多人的心声，并将成为强烈的呼吁。

 （接前文）

2022年12月27日下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学者、被誉为学界独行侠和常青树的古远清教授不幸在武汉逝世。在那些“应阳尽阳应死尽死”的日子里，他们夫妇两人染上新冠并发症，求助无门。四天前，几十年相濡以沫的夫人古炽珍辞世，极度悲痛的古教授拖着病体挣扎着继续四处求医。27日那天，他开始去了两个社区医院，不收，后来到陆军总医院，也是人山人海，只好回家，半小时之后，下午四点半，在沙发上就过世了，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我这位与我同年同月出生的朋友，一生勤奋，热衷于学问，热衷于争辩，却无能留下一句话就告别了这个世界！真是让人震惊。真难以想像古教授坐在沙发上那半小时的沮丧、无助以及悲伤。

古远清之死，也像一张“白纸”。

我看到一个隐喻。

在文学领域，他的死亡好像告诉人们：什么商榷，什么回应，现在都没有必要了。六年前，古远清那篇“帽子太沉重”之作还能质疑《中国文学批评》的头条文章，还能指责那个研究员说他让读者感到不满，因为隐藏在他那些宣言式、表态式文字中，充满那种自居正统、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态度。古远清还能指责他这类文章以“政治正确”自居，为文粗率，常常义愤多于说理，有时还擦枪走火，因而惹来非议。古远清去世，当然此后他无法再质疑什么了。

他这个失败的质疑似乎也预示今后质疑的失败：越是争辩正确就将越无正确争辩的立足之地。

就在古远清为张爱玲争辩后不久，湖北女作家方方描写“土改”悲剧的《软埋》遭到极左势力凶猛的大批判，在欲加之罪的淫威之下，这部曾获2016年“路遥文学奖”的优秀长篇小说被官方全方位下架了，被停印了。完全就如文革初期最时髦的做法一样，举行什么“工农兵”读者座谈批判会，在报刊杂志网站发动声势浩大围攻，那何止是“自居正统，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简直是要置人于死地。一名北京大学哲学博士撰写长文，就强烈建议公安检察部门，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调查方方，查她“与境外势力有着何种程度的勾结，与资本集团存在着何种利益共生关系……”，要“对于这些问题一查到底”。两位中共高官也写出大文参加了大批判。前中组部部长张全景把《软埋》定性为“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解放军上将赵可铭则攻击《软埋》是“对土改的反攻倒算”。他非但批方方的小说，连带张炜、陈忠实、余华、莫言等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也一并置于其批判之列。不但大批判了，而且还向有关主管提出了四条建议。条条都很凶狠，条条都很“文革”。

《软埋》被攻击为“一株反共大毒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确，如果依照列宁把文学规范为必须由党组织监督控制的“党的文学”，如果依照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定下的种种标准，如果依照中共一直以来的正统观念，方方这部长篇是“罪有应得，难逃其咎”；张炜、陈忠实、余华、莫言等诸多著名作家的一些作品也可以标上“反共”罪名。

就说莫言吧。他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被评委会赞为“以幻觉般的敏锐笔触融合了传奇、历史与当代”，非常了不起。但是，他的创作，包括小说、散文、讲话等，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部分作品，如《生死疲劳》《蛙》《酒国》《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爆炸》等，反映中共夺取政权后中国社会生活，于是，批判者有话说了，说在莫言的笔下，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环境就是悲惨世界，经历就是苦难历程。莫言只写阴暗不写光明，只写落后不写先进，只写消极不写积极，只写苦难不写欢乐，只写假丑恶，不写真善美。写阴暗面也竭尽丑化歪曲之能事，将个别说成全体，将零星说成普遍，将偶然说成必然，将临时说成长期，将少说成多，将小说成大。在莫言笔下，中国人民永远落后、贫穷、懦弱、没有希望、无可救药。于是，莫言的作品，被标签为“媚外文学”、“抹黑文学”，完全没有“红色基因”，完全没有顺应“主旋律”，其罪状包括存心暴露社会黑暗、蓄意抹黑新中国、发泄心中的怨恨，以及迎合西方反华势力需要，等等。

以“政治正确”自居的批判者为莫言罗织罪名，蛮有想象力的。其中竟有一条是“发泄心中的怨恨”。他们指责莫言是个忘恩负义极端自私的小人。说莫言之所以能由一个只上过五年小学的农民成为一个作家，全靠共产党栽培，可他非但不感恩反而反咬一口。还说莫言什么私心太重，只能我负人，不可人负我，发展到六亲不认，睚眦必报，绝不留情！这些判词真够恐怖得让人难以预料。

许多作家，只因忠于真实，忠于文学伦理，越来越为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环境所不容；但在严酷现实压迫之下却更清醒，更具独立精神。慕容雪村是其中一个，不过十年间，他从当红作家变成异见者，最后更成了逃亡者。前几年他就感到情况比以前更坏，言论自由方面大幅倒退，报纸、杂志、电视，所有媒体，报道的尺度统统收紧；法治状况愈发糟糕，他身边有超过十三个朋友被捕；他自己有十五个社交媒体账号被注销，多年被禁止发言，不能发表作品。但他决心还要为社会做一些事。

2020年初，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这座一千一百万人口的城市一夜之间变成孤岛，堕入恐惧、绝望与痛苦之中。慕容雪村决心去探究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4月3日，在武汉解封的前夜，他孤身前往做实地采访。在他之前，那些在疫情期间曾在武汉试图实地了解疫情真相的公民记者如方斌、李泽华、陈秋实、张展等人，都遭遇了被失踪、被逮捕的命运。慕容雪村在出发前、在路途中、在武汉期间、在写作期间，也感受到几乎无所不在的威胁。幸好最后，他终于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写成《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一书，为读者呈现出一个个不同背景的当事人在武汉封城期间的真实故事，从政府封锁消息导致的对疫情的忽视，到疫情如潮水般涌来时医疗等公共设施的彻底崩溃，到个体孤独绝望的挣扎。如果说突如其来的病毒让武汉陷入极度恐惧之中的话，他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惊悚的经历，则凸显出中共为封锁消息、控制言论而制造的另一种恐惧。事实上，慕容雪村因为写作和出版他这部书，不得不从中国逃到澳大利亚。他觉得现在看起来，至少在可见的未来，很难乐观。他感到这个国家正在变本加厉地走向癫狂，走向封闭，走向极权。

慕容雪村现在澳洲平安出版他冒险写出的的书，毕竟还算幸运。但他虽在国外也未必能逃过中共批判魔掌。

早就有批判高行健的例子。高行健文学成就非凡，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以表彰“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刘再复在<夏志清先生纪事>长文中说，夏志清和他个人能如此成为忘年之交，除了他是女儿剑梅之师这一原因外，还有三个人的名字一直把他们连结得紧紧。其中一个便是高行健。可是，高行健却被中共视之为敌人，遭其猛烈攻击。这位“反共”作家获奖后，中共还连带批判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当年《人民网》专稿指责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违背了诺贝尔遗嘱”，“是诺贝尔奖金的大贬值”。中国作家协会一口咬定，高行健之所以获奖，“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也帮腔说：“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被用于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不值一评”，“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人民日报》特地发表了评论员文章，长长的题目：<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高行健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文中竟然如此破口大骂，充满火药味：

“在斯堪地那维亚半岛上的瑞典文学院里，一场闹剧正在上演。一小撮对中国人民怀有极不健康心理的所谓文学专家，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将新世纪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现居法国的华裔‘作家’高行健。瑞典文学院的倒行逆施，极大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这是对12亿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我们可以认定，瑞典文学院是一贯反动，一贯敌视红色政权，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把诺奖颁给高行健再一次验证了瑞典文学院的丑恶嘴脸和反动本质。”

最近的例子是享誉世界华文文坛的华裔作家严歌苓也遭殃了。2020年3月，武汉新冠疫情爆发之初，严歌苓撰写并发表文章<借唐婉三字：瞒，瞒，瞒>，为“吹哨人”李文亮医生鸣不平，怒批中共有关部门瞒报实情；她又支持撰写《武汉封城日记》后作品遭禁的方方。2022年1月，骇人听闻的徐州八孩母亲铁链女事件曝光，严歌苓于2月5日为此发表《母亲啊母亲》一文；在与周孝正连线谈到海外人士领养中国孤儿必须付高价时，严歌苓按捺不住怒斥习近平就是“人贩子”。看来严歌苓的罪名不小，现在中国被全网封杀，作品遭禁，售书下架，新书无法出版，已出版书目禁止重印，影视合作项目告停，根据她的小说《陆犯焉识》改编的电影《一秒钟》在致谢名单中也不能出现严歌苓名字。2022年3月，读者自发组织的拥有一万六千多会员的“严歌苓读书会”不得不宣布解散。

严歌苓在2022年7月一次采访中说，她感到这么多年在文学和电影这条道路上越走越窄，特别这十年封杀控制越来越严。严歌苓曾经是中国各大媒体追捧的座上宾，现在不得不进入一个与中国体制、与那个系统决裂的状态。严歌苓说，如果她不发声，她将来会后悔，会认为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在历史上留下了污点。她觉得退无可退了。

严歌苓的感受正是许多有良知的作家的感受；她境况的变化在世界华文文坛引起震动，具有标杆性的影响。

众所周知，近年来，在中共专制高压的政治社会环境下，中国文学自由的空间越来越逼仄。中共主宰意识形态当局关于“主旋律”的要求这一条，就很吓人。所谓“主旋律”，说白了就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必须听命于当今政权，服务于当今政权，忠诚于当今政权。这个“主旋律”已尊为指导当今中国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金科玉律，犹如紧箍咒，人们只能顶礼膜拜，不然的话就被视为另类，打进冷宫，还可能有进一步处理。中共倡导“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要人们务必做到“三个一分钟”——“一分钟都不站在党的队伍之外”；“一分钟都不偏离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一分钟都不离开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视野”。但，但凡一个正常的人，尤其是一个追求自由崇尚独创的作家、诗人，如何能做到“三个一分钟”？！真是太荒唐太荒诞太荒谬了，然而，这正是“主旋律”的境界。

如果当前中国政治环境继续恶化下去——看来在可见的未来几乎是肯定的——中国文学命运堪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出现“重写文学史”运动；不出几年，一个“保卫文学”的呼吁可能不得不逆境怒发。我是否杞人忧天？很可能我不幸言中了。

本文从夏志清评论张爱玲两部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谈起，要谈到“保卫文学”的问题，这是非常不幸的。

有人称张爱玲为“文坛殇女”。张爱玲在文学上成就伟大，但她的人生可说是一个悲剧。

张爱玲出生于1920年9月30日，七十五年后，告别人间。1995年9月8日，美国洛杉矶警方接到了报警电话，声称公寓有人死亡。警方来到后，眼前的一幕让他们非常惊讶，只见一位瘦小、短发、身穿红色旗袍的老太太安详地躺在一张灰蓝色的毯子上。里面的暖光灯还亮着，一些文件、信件显眼地放在门口的手提包旁边。警方查阅证件后确认，这位华裔老太太就是张爱玲。法医经过鉴定，发现张爱玲死于冠心病，已经去世六七天了。

她是时代产物，她的悲剧也是社会悲剧，时代悲剧，是中国悲剧。保卫文学，也是保卫张爱玲，让她在天之灵安息。

张爱玲辞世十八年之后，2013年岁末，夏志清在纽约辞世。当时夫人王洞还给他吃了点东西，夏志清疲弱地对妻子说：“我很累，我要走了。”这是夏志清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这年三月，在一次采访中，夏志清被问到，《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至今已经过去了五十二年，书中对张爱玲的评价，你觉得还有效吗？夏志清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没有改变。”

夏志清先生已完成他的“保卫文学”的事业。今天还要强调“保卫文学”，是相当令人悲哀的。或者说是悲壮吧。任重道远，需要许多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从长远来说，我相信严歌苓的这个“不相信”：

“我不相信中国会一直这样坏下去。”

（2023年3月22日动笔，4月2日改好。）

( 以上图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