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始渐入佳境。我有机会被派遣来澳洲的一个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于是兴冲冲开始了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准备。对澳大利亚，我当时只有两个印象：一是“好山好水好无聊”，二是“澳人好像很懒，无危机意识”。

第一个证明澳人很“懒”的实例是我的导师的上班时间：他很“英国”，每天大约十点到达办公室，十一点半是“Teatime”，下午一点左右午餐，三点又是“Teatime”，接着就下班离去。

第二个证明澳人很“懒”的实例是我的同事们的假期：他们每年有三个带薪假期，每个假期大概有一个月。工作满三年后就有机会出国深造半年至一年。

第三个实例是我的学生们的时间安排：每周可以见到他们用于学术或学习活动的时间不超过二十个小时，但经常看到他们热情而忙碌地安排各种活动，尤其是社交活动。顺便提一句，那时的外国学生，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比现在少多了。

但是，时间待长了，渐渐发现自己的认识不对了。

我是学生物医药的，实验数据经常要用统计学方法来处理，每次用电脑处理时也要好几个小时。然而数据和处理结果被导师审核时，他经常用几分钟就解决了，诀窍只是他用了一个我还没有的程式，而且，他用的程式还解决了我还要费事去进行的图示工作。悄悄地估算了一下，我需要化两天完成的工作可以在两小时内完成。在我希望讨要这个程式时，他却只给了我一个链接：程式需要购买，我要用就得花钱去买；他购买的程式只能他自己使用；这也许是对“知识产权”的态度问题吧。

所以我辛苦工作两天的成果与他工作两小时的成果是相等的，即使他“偷懒”两天又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呢？

从此，我开始用“效率”的观点来分析澳人的“懒”了。

这里，同事们的学术社交网路功能远远比我的国内同事们好，在国内要花好几天孜孜不倦的努力搜集的资料，这里只要几个小时。

国内需要几个星期才能采购到的实验原料在这里只需几天。

学校里科研设备的使用是普及和对“使用者”友好的。我的实验中必须要用的设备时刻准备好给你用，不要事先登记，自己去操作就行了。想起国内的设备由专门的部门保管和维护，使用时的麻烦手续，真是发现很多麻烦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添加的。

这里，各种规矩清清楚楚，不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刻意地去讨好什么人，去搞什么关系，所以可以清心寡欲地投入科研。

只要科研专案选取得好，实实在在地推进，就会有企业送来科研经费。

我留学了一年，这一年可真是辛苦的一年。在我们留学生的圈子里被戏虐地被称为7-11：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在学校呆十一小时。当然，这不是导师或学校逼的，只是我的中国的勤劳基因导致的行为。不过在我离开时才发现我的“成就”与同事们也相差不大，发表的论文数量还不如一些“偷懒”的同事们，新品的制备数量也不见“远超”他人；唯一可以值得骄傲和吹嘘的是：比我国内的同事们的成绩好多了。

我一直不欣赏一个对读书不冷不热，但对“Party”异常热心的学生。意外的是，十年后我再访学校的时候，他竟然成为一个有国际地位的教授：我直率地问他取得如此学术成就的秘诀，他说他只是选择了用新的技术手段去研究一个别人用传统知识和传统科技方法进行研究的课题，于是就有了新的发现，成了世界第一。

看来，我把社交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培养与大学教育内容隔离的看法是有必要质疑的。

我开始理解：“懒”是事实，但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人家可真是有“偷懒”的资格啊。

移居至澳洲后，我渐渐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澳人和澳洲企业，也更科学地开始观察和分析澳人的“懒”，竟发现这可能还是一种值得推荐的生活态度。回到学校，又次拜访了我的那位导师，他对我说，幸福只不过是欲望的满足，是否幸福与欲望的多少大小有关；太多和太大的欲望往往是不幸福的根源。这也就是不少我们认为不可能幸福的地方的人们的幸福指数出乎意料地高的原因。

事后仔细一想，还真是有道理。辛辛苦苦地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莫名其妙的攀比、无穷无尽的虚荣和处心积虑地构建人际关系企图谋求各种利益不正是很多人不幸福乃至焦虑抑郁的根本原因吗？

我不会去鼓励懒惰，但是，实在不应该将自我解放和心平气和的偷懒与堕落等同。

我不会去鼓励懒惰，但是在辛苦工作的时候，想想如何把“work hard”变成“work smart”还是有必要的。

作者：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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