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法——严氏扬帮装池三代人的故事

从“集成斋”到“集盛斋” ——严氏扬帮装池三代人的故事

 前   言

世人对画家和书法家的作品，多加推崇，然而却忽视其作品之所以流传，少不了裱画匠的功勋。中国历来把画师称为“家”，而裱画师则只能称为“匠”，这是中国文化传统“重儒家轻工匠”的不公，西画有“画之无框如将军之赤膊”之说，以此类推，国画倘无装裱，其形骸和西画之赤膊有何异哉？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扬帮裱画大师严桂荣、严银龙、严臻盛三代人的故事。

 “集成斋”创始人严桂荣

三十馀年前，笔者由老领导上海文史馆馆长王国忠先生的介绍，认识了严桂荣，听他讲述扬帮装裱的起源，裱画界历来有“京帮”、“广帮”、“苏帮”和“扬帮”之分，“京帮”大抵干的是是干宫中活，以奢华为主；“广帮”擅长红白喜事的装裱，而文人画则以“苏帮”和“扬帮”的为主。苏帮占地理优势，明清两朝以来，因苏州附近的画家众星灿烂，裱画师不愁没活干，逐渐出现以擅长裱新画的行业；而扬州的画家不及苏州多，“扬帮”的裱画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只得自己找米下锅，于是出现了以修补旧画为主的“扬帮”，“扬帮”特色多，能挖款、补残，甚至有做假画的绝活，在技术上反而胜过了苏帮，举个不恰当的例子，犹如历史上洛阳的盗墓贼，为了谋生，他们发明了洛阳铲，另有绝技，虽有些不齿，但为官府的专家所不及，平心静气说，这也是我们中华文化中的另类，历史少不了这一章。

严桂荣十四岁拜扬帮裱画大师潘德华为师，就此从事裱画行业七十馀年，其高技和荣誉，被“百度”赞之为“上海国宝级古画裱画大师”。在他七十馀年的裱画行业里，几乎结识了那个时代的所有画家，且不说他帮吴湖帆修补过许多吴大征收藏的国宝、也不说他和收藏家钱镜塘的私交，光说一件他受谢稚柳所托，修补“岳阳楼图”的故事，就足够精彩。

文革刚结束，谢稚柳拿了两张破残不堪，明朝画家的“岳阳楼图”和“黄鹤楼图”，交给严桂荣说：“老严啊，这两张图只有你能修复了，当国泰民安，政通人和，政府需要修复黄鹤楼和岳阳楼时，就靠这些资料了。”严桂荣不负重托，将两张旧画修复如初。果然十几年后，“岳阳楼”和“黄鹤楼”，这两张图起了关键性的参考作用。

严桂荣曾跟我说，他四十年代帮张大千装裱过石涛，是否真迹，他没加说明，只说五十年代张大千逗留香港时，听说大陆的画坛清淡，裱画行没有生意，要他去香港跟他裱画。我采访他时，他用纯正的镇江话说：“当时我有一大家人子要吃饭，老太婆不让我走。”

他曾给我讲过一件张大千的轶事，饶有趣味，我随手记来。当年张大千和二哥张善子住在马当路西成里，严桂荣常去取画，一次，看见张大千拿著一张菜单，正在发愁，原来他今天要请客，还有几位学生来吃饭，而买菜的厨师病了。那时严桂荣年少机灵，接过单子，二话没说就去帮著菜场买菜。那天张大千亲自上灶，留下严桂荣饱尝了一顿美味。

严桂荣手艺绝，脾气绝，做人也倔，文革时，造反派知道他和名画家交游深广，藏品浩多，于是要他戴罪立功，揭发别人。他信奉做人不能不讲义气，即使大难临头，也不能出卖朋友，在高压下，他守口如瓶，既保护了朋友，又保住了自己的气节。他和赖少其是至交，赖少其受磨难时，把女儿托孤给他，他两家在逆境中相濡以沫，共度难关。

严桂荣长期从事裱画修复事业，最著名的，是他成功地修复了唐摹王羲之的墨宝《上虞帖》、北宋名画《柳燕图》、五代徐熙《雪竹图》、北宋董源《山水图》等国家珍贵文物三百余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携子严银龙赴北京，为人民大会堂得上海厅装裱谢稚柳、唐云、陆俨少、王个簃等名人画作，以纸裱取代布裱的方法，博得北京裱画同行的嘉誉。

上世纪七十年代，谢稚柳发现王羲之《上虞帖》的唐代摹本，曾有宋微宗“内合同印”的印钤，可惜时代久远，仅见两处黑斑，谢老找严桂荣商量解决办法，严桂荣认为黑斑可用火攻法处置。著手修复时，严老在古帖上仔细盖上一层厚纸，再浇上秘制的液水，划上火柴，顿时蓝焰升腾，随著火焰熄灭，顷刻间“内合同印”四字跃然纸上，观者莫不叹为奇观。

“火攻”是严桂荣的绝技，“水淹”也是他的绝招。一九七八年故宫博物院的一幅宋画《柳雁图》，由于年代久远，色彩暗淡，霉点斑斑。故宫博物院无法处理，只好找严桂荣北上解决。严桂荣反复沉思，决定用“水淹法”攻克，他叫助手抬来二十桶开水，十来条干净毛巾，在画面上覆盖几层纸和毛巾后，淋上自己调制的药水，让开水缓缓冲刷，眼见清水下去，黄水淌出，数日后霉斑尽消，色彩突现，观者无不称奇。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上海电视台曾播出严桂荣带领儿子严银龙，重复“火烧”和“水攻”的绝技节目，曾轰动书画界，可惜此片在网上不曾找得，否则可以附在文后，让读者饱飨耳目。

严桂荣抢救修补的古代字画的故事太多了，不是笔者拙键所能。

严桂荣先生于二〇一一年仙逝，此乃裱画界之一大损失，欣慰的是他的衣钵后继有人——“集成斋”的第二代传人严银龙。

 后起之秀严银龙

我与严银龙认识近半个世纪，比认识他老爸早。早年我几次请他牵线采访他老爸。他说：“老头子架子大，我介绍你去力道不足，要摆架子的，你和王馆长熟，你叫王馆长介绍，他力道比我足。”

王国忠先生是我少儿社的老社长，后来升任出版局长，江泽民党市长时调去上海文史馆任馆长，我请他介绍，当然是会赏面子的。

果然有了王国忠馆长的介绍，我和老先生成了忘年交。

严银龙继承父业，颇有父风，鉴定古画，目光犀利，但为人低调，从不在拍卖场出入，但冷眼旁观，颇有见地。他屡次跟我谈起书画拍卖的现状，他说改革开放后，书画热兴起，但不少大佬，用上海坊间话说叫“阿五卵冒充金刚钻”，把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刘海粟等现代画家的作品抬到天价，我不是说这些名家的作品不好，我只是说，举牌者大多是钱多人傻，不懂历史，知识浅薄，只知道这些近现代人名，不知中国画历史，浩浩长河，宋元明清，佳作泱泱，经过历代战乱，文革劫难，所存无几，幸存下的才是不可再生的瑰宝，偏偏在拍卖时屡遭冷落……我闻之，叹曰：“高哉，只有见多识广的裱画世家子弟才会有此见识。”

近年来画坛新人辈出，个别野狐禅者，动辄以某大师门下嫡传自居，其实他们连当年大师们的门槛高低都不知，却大声吹嘘。

却说上海玩字画圈内的，六七十岁的人群中，和上海画坛老一辈大师交结最广的，非严银龙莫属。他从小在父亲膝下，耳濡目染，获得一手真传，稍长，又受父亲之命，穿梭大师家中，接送字画，认识了不少名家，有件轶事，可堪美谈。

严银龙初出茅庐，经朋友介绍，为胡若思裱了几张画，画裱罢，送到胡若思家中，胡反复检视后问：“这是你装裱的吗？”

严答：“是的。”

胡若思赞赏道：“小伙子有出息，裱得好，你是跟谁学的？”

严答：“跟爸爸学的。”

胡若思问：“你爸爸是谁？”

严答：“严桂荣。”

胡若思听罢，顿时脸绽笑容道：“哦，怪不得，我一看就知道，是扬帮风格。我哥哥老早就是开“青莲阁”裱画行的，也是扬帮。”

在他谈到胡若思和张大千的师生关系时，胡若思自信道：“张大千有啥了不起，我可以跟他画得一模一样……”

笔者聼过好几位大风堂同辈门人说，胡若思天资聪明，手笔不凡，可惜年轻时急功好利，一念之差，误听谣传，趁张大千在北京被日本人扣押时，在上海造了一批假画，开了一次“张大千遗作展览”，就此触怒老师，得不到张大千的原谅，被逐出大风堂门外。据传，曹大铁曾为其在老师面前说项，被张大千怒斥：“你再帮他说话，连你也逐出门去。”我亲闻大风堂早期门生慕凌飞世伯说，一次他在李秋君的欧湘看老师作画，门阍拿了一张名片进来，告曰：“张先生，有位客人说是你的门生，欲求见。”大千接过名片，慕凌飞看到名片上是胡若思的名字。张大千退还名片说：“我没有这个学生。”

据说胡若思改革开放后去了加拿大，他的儿子是学篆刻的，很有功底，传说前些年海外回归的张大千赝品，皆出于该处……当然这是笔者的题外话了。以后严银龙和胡若思成了忘年交。年轻朋友们听我说起采访老一辈大师，聼謦欬，受教益的故事，无不羡慕我生得逢时，有福气，其实我和严银龙比，只是小巫见大巫。

严银龙凭著家传的好手艺，进入体制内，为国家做国礼，为政府布礼堂，他的手艺几乎博得上海所有老一辈画家的肯首，结下了忘年交的友谊。评职称那年，他拿了谢稚柳、唐云等画家的推荐信给职称评定小组，后评上了“文博副研究员”和“高级工艺美术史”的职称。

严银龙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机管局工作三十六年，布置了无数个大型会场，历届领导出国访问赠送的国画礼品，均出自他的装裱，二零〇一年，亚太经合组织的APEC会议在上海召开，组织决定用现代名家的篆刻印章做一批手卷，作为赠送各国到会的元首，这任务也落实到了严银龙身上。因时间紧迫，他日以继夜，赶制出一批精美的手卷。后作为国礼赠予与会各国领导人，受到各方赞誉。

几十年来严银龙裱过的新旧古画，多如恒沙，认识藏家无数，但他讲究职业道德，重于操守，从不透露藏家隐私。他私下曾告诉我，拍卖场中有不少千万级的名家字画，是他装裱的，但从不提藏家，只是点到为止。

据我所知严银龙为朋友修复了不少有难度的古画，连一向持才傲物的严桂荣也曾对谢稚柳说：“我几个儿子中，老二（银龙在家排行）的生（干）活最好！”

我深谙银龙兄的脾气和习性。他和父亲一样，有本事，有脾气，但做人低调，不喜欢声张，他继承父亲的真传，能做绝活，可惜没有他父亲修复许多历代名作的机会，这是机缘，没有历史条件，不是他不能为之，这也是我多年来想写他，举笔维艰的困惑。

    “集盛斋”老树展新枝

二〇二二年，中央电视台采访了严银龙父子，拍摄《非凡匠人》节目，严银龙带著儿子严臻盛出镜，重现当年严桂荣带领严银龙，父子双双在上海电视台出镜的风采。时光推进，不过这次出镜的是严银龙和儿子严臻盛——

“集成斋”的第三代新人出场了。

严臻盛是严桂荣的宠孙，自小跟随在爷爷和父亲膝下，耳濡目染，心领意会，爱上了装裱技艺。他大学毕业后，按理可以找一份优裕的白领工作，但不舍得百年的家族手艺在他这一代失传，有志继承祖业。

严臻盛在读大学时，就把自己的志向告诉了爷爷。严桂荣听后十分高兴，说：“我的装池叫‘集成斋’，意思是集天下装裱技艺之大成，修复祖宗留下的残破古画，得以传承，我给你的装池取个名字叫‘集盛斋’，一则希望你把扬帮装裱事业兴盛起来；二则你的名字中有个‘盛’字……”

严桂荣在“火攻”和“水淹”法中所用的药水，乃独家配制，从不透露。学生问及，总是打哈哈，王顾左右而言他，这次他把一箱子泛黄的旧纸和破残绫绢，交给孙子说：“这是我研究一辈子的‘火攻’、‘水淹’法，和识别历代纸张和绫边的知识，原本我这些东西要传给你爸爸的，他裱新画本事比我大，不买我账，他认为现在科学进步，老传统不行，他受那个时代的教育，轻视老传统。你们这代生逢盛世，老传统复活了，你拿回去仔细琢磨，不懂就来问我，这是我们严家的看家绝技，不得外传。”

严臻盛回家把东西给父亲看。严银龙看罢惊讶道：“老爷子都给你啦，我们这代人，时逢破四旧，扬帮裱画没有用途，你生逢盛世，好好继承这套看家本领。”

一九〇八年，严臻盛在爷爷严桂荣和父亲严银龙的的张罗下，“集盛斋”裱池开张了，那时严桂荣虽然年高米寿，体力不支，但尽力出谋划策，倾其一生技艺，传承给孙子。开张前，严桂荣拿出一张早就请谢稚柳先生题好“集盛斋”堂号镜片，银龙父子见了都不由惊讶。银龙问：“谢老谢世多年，你哪来的题词？”

严桂荣道：“臻盛跟我学裱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将来会接我班，那时谢老年高，为防不测，我请他预先题好，以备后用。”

说到这里，笔者又要插科，严桂荣不但手艺绝，对事物的判断也很绝，有理财眼光。本世纪初我去拜望他，他曾跟我说，这次国家改革开放，是百年难逢的好机会，你有能力可以多买些房子，今后会涨价的。他懂得理财，所以刚改革开放时，我们只有几十元工资的时候，他在“文史馆”裱画班带徒弟的时，已经是软中华香烟扔在桌上，请大家随便抽了。

回头还说严家第三代“集盛斋”的故事。

去年我回国，银龙和小邹夫妇宴请我，特地把儿子也叫来作陪。我记忆中满脸稚气的小朋友，记得第一次回国时，曾送给他一辆玩具遥控汽车，一忽眼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装裱专家了，跟他聊起画坛的掌故时，他从历代画家的风格到各个朝代装裱的特点，各种绫绢纸张的搭配，说得头头是道……聼小伙子娓娓道来，我眼前晃动的红酒杯里，彷佛幻现出一棵老树，在它苍老的枝干上，长出一干新枝，我轻轻放下酒杯，发出一声“后生可畏”的感叹。

严臻盛的“集盛斋”，已经开张十六年了，他手下修复的作品不计其数，我问他干这一行的成就感时。他说，干活时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每当完成一件作品，受到别人赞扬时，我则是如释重负，庆幸自己没有出错，可见他工作时的认真。在谈到装裱行业的前途时，他有些悲观，认为学这门手艺的难度很高，人材的培养周期长，且由于现代建筑和古代建筑的迥异，中堂式的大件和轴杆式的装裱已不适用，他正在探索适合现代居所的装裱款式……

严氏家族三代的扬帮裱画，在技术上对现代装裱事业的贡献为：第一代严桂荣，他修复的古字画，都是以水墨和中国画颜料为主，他有手艺，但缺少理论；到了第二代严银龙，由于油质颜料的应用，给传统裱画带来新的挑战，他苦心攻克，终于在修复赖少其纪念馆的几十幅版画中获得成功；到了第三代严臻盛一代，他受过系统教育，有文化能总结理论。我坚信近百年的严氏扬帮装池，一定会发扬广大。

敲键至此，笔者突然想起日本人的工匠精神，他们世代相传，有些行业还出现十几代人专做一件事，最著名的“月山家族”是大阪的一个制刀世家，祖孙六代不断雄霸制刀界，拥有“人间国宝”的美誉；在神户有个冈野河野的家族，几百年来，家族中的每一代人，一生中只专注做好一件事——修补很脏很破烂的旧书。据说这样的工匠家族，在日本有数百家之多， 两相对比，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个国人沉思。

行文至此，作为老伯伯的我要多一句话，严臻盛年过三十，脾气温和，手艺卓越，外表俊秀，但整天埋头工作，无暇考虑婚事，让银龙夫妇十分著急，希望有热心人，多加关注，帮他找一个贤内助，让他的事业更上一层楼。

  后  记

这是篇我近年来最难落笔的文章，因为我和银龙兄相交近半个世纪，太熟悉他们家了。用我熟知的故事说，张大千一生画人物无数，我见过他绘制的人像，有成都“贲园”主人严独峰：和曹逸如世伯的先君，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朋友和学生的父亲；他画的仕女有张目寒的太太紫娣、李顺华的太太蒋雪梅，都是朋友和学生的亲人，不是他的亲近之人。他没有画自己最亲近的母亲曾太夫人、二哥张善子，也没有画爱妻徐雯波……晚年时，他的好友侯北人先生问他为什么？他说最熟悉的人最难画。

是啊，最熟悉的人最难画，最熟悉的人最难写。

噫嘻，写得不好，就算我文责自负吧！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于食薇斋北窗冬日阳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