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遗落的“黄金”

更新於 ：2024-07-26 11:50

不久前，中国总理李强访问澳洲首都坎培拉，当时有华人欢迎，举红旗，唱红歌；也有华人抗议中共，表达反迫害与维护人权的呼声。事后一位朋友与我聊天，他说：“在支持者中也有人知道中国共产党做过坏事，却依然选择助纣为虐，还有人非常霸道。已有不少中国人经历过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及疫情清零，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而一些同胞却仍执迷不悟，为什么？似乎只要不触及自己的利益，就麻木不仁。”随后问道：“这部分人为何如此心甘情愿地接受中共？”

我当时和他简单聊了些历史，并说：“你不必太过悲观。许多人并不坏，冰冻三尺，观念的改变绝非一蹴而就。”至于他的问题，确实值得深思。于是我打算写一篇文章，以此问题为引子展开来谈。

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价值观的断层，分为两种表现：一是由于中共系统地破坏中国传统文化，摧残中国人原本就有的可贵精神；二是对现代普世价值观的排斥，那些国内翻墙才能看的内容恰恰是非常珍贵的。后者很容易理解，本文重点讲前者。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人权等价值观是不相对立的，中国人无需太看轻自己原本的精神财富，打个比方，原先手中就有黄金，谦虚地取长补短即可，且已建立中华民国屹立于亚洲，何必自卑自辱？但从1915年所谓“新文化运动”起，部分国人激进地反传统，不辨良莠地以为外来一切都好，导致矫枉过正。五四运动后中国产生一种思潮，即：假定全球各国都必然走上同一条发展道路，此必然成为不可抗拒的规律，有的国家已然踏上新阶段，而有些国家已然落后。此观点且不论正确与否，首先它只是一个假定，有待证实，然而这一飘忽无根的观念直接导致部分国人以为要立即学习西方所谓“最新阶段”，奋起直追走捷径。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俄国刚发生十月革命，列宁建立苏维埃政权，若依据世界同道的假想，便以为苏俄已领先世界进入“最新阶段”社会主义。此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宣传加强，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这是误入歧途的第一步，所凭借的只是一个假定。

中共起初是不入流的，抗日战争期间起主要作用的是国民党，消耗很大，而共产党趁机壮大，敌我不分，为难国民军。这是有根据的，譬如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承认：抗日战争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人民进行打败国民党的战争的出发点。国共内战后，1949年中共篡国，之后系统地摧残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人，文革是最著名的运动之一，它对中华文化的破坏空前绝后，力度远比此前的“新文化运动”大，回头看中国古代，也从未有如此规模的文化摧残。

有人以为中共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丘之貉”，其实不然。我们不妨思考一番，中共为何破坏中国传统文化。以下详说。

谈及中国传统文化，有人马上就联想到落后一词。然而，我们今天普遍认同的民权、人文主义、言论自由、科学精神，中国自古有之。

孙中山、章太炎、康有为、王韬皆认为中国早有民权思想，比如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集《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也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另外，1941年胡适在美国做过一次题为“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Democratic China）的演讲，其中讲到中国古代存在可以接引现代民主的基础：两千年前，中国已经没有严格的阶层之分；自汉朝起，已经建立了客观、公平竞争的选拔制度；古代已非常重视批评的重要性且已形成批评制度，御史、监察官可以抨击皇帝与宰相，这是言论自由的实践。

胡适不仅在此演讲中讲过传统中国的可取之处，他还一直强调中国古代已有科学精神。我们客观来看，中国古代的科学主要体现在人文领域和考证方面，也有四大发明这样的创造；西方科学主要在自然领域，近代西方发展出工业革命，此方面是中国不及的，应该谦虚学习西方。而在严谨程度上，中国古人不见得比近现代差。至于人文主义，儒家就是典型，重视人的尊严、仁爱、理性。

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公平性，大概会有人表示疑问，我在此补充。

自春秋战国起贵族已受到冲击，此时士发展壮大。自秦朝起中国进入郡县制的大一统时代，普及郡县制本身就是阻止垄断的体现，可谓一大进步。从汉代起虽恢复分封，但诸世袭藩王已被削弱，所以两千年来实际上都以郡县制为主体，依照选官标准任免及升降官员，社会已形成很强的流动性。从秦至清的两千年不宜被定义为封建社会。

汉朝选孝廉，自汉武帝起每年一举，每郡都要推举贤才。自汉昭帝、宣帝以后，宰相几乎全来自地方，由努力得来，不是皇亲垄断。科举制始于隋朝，唐、宋使其完善，宋朝最为关键。唐朝尚有门第；而到宋朝时，从魏晋传下的门第已基本上消失。苏辙有一句话：“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可见北宋的社会流动性，士、农、工、商已不固定。明朝的变化尤为显著，有四民不分的趋势，许多商人家庭培养孩子考科举，也有许多儒生弃科举而从商。有一件趣事，大文豪王世贞对朋友詹景凤说，徽州商人看见苏州文人就像苍蝇追羊膻。之后詹景凤回怼说，苏州文人看见徽州商人也像苍蝇追羊膻。王世贞听后无言以对。明朝有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内，有多达60%的进士出身于三代未有人当官的普通家庭，政府的门已向百姓敞得很大。

下面我重点讲一讲中国古代的言论。尽管自由有局限性，但在价值观上，儒家思想一直追求言论自由，也有许多士付诸实践，甚至不惜性命。这样的精神也是现在中国人需要的，可惜中共不希望如此，其本质是极权主义。古人非常看重尊严，而中共文革、六四等暴行是对尊严的践踏，使国民奴化，不敢有异议。儒家是反对奴化的，若传统的议政精神得以延续，并深入融合西方自由理念，那么中共的统治地位将受到极大威胁，这是毛泽东毁坏传统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议政的传统早自尧舜时代就有，那时施行禅让制，君主虚心纳言，言论自由。《吕氏春秋》记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尧帝常担忧自己执政有错，设一面鼓在门外，任何人都可以击鼓进谏；舜帝在路旁设立木牌，民众都可以在上面写意见，指出他的过失。

春秋时，师旷与晋悼公间的一段对话也反映出议政精神。《左传》记载，卫献公因性情暴虐而激起大臣反抗，被迫逃亡。晋悼公听说此事后，觉得卫国人赶走君主的行为太过分。师旷的观点则相反，他说：“或者其君实甚……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意思是，若国君逆天逆民，当然应该驱逐他。

师旷随后说的一番话更精彩：“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阻止君主做过分之事是辅臣的职责之一，正因此，天子要有公，诸侯要有卿，卿要设侧室，大夫要有贰宗。史官、乐师、士、庶人、商人、工匠，不论身分，人人可议政，这正是言论自由的精神。

民间议政也体现在学校里。春秋时，郑国百姓在乡校议论执政者政策的好坏，大夫然明觉得不舒服，便问子产是否要毁乡校，子产立即反对，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将批评政府的人视为己师。

士与百姓批评政府和君主的传统此后一直努力传递，西汉的眭弘与盖宽饶、东汉的清议、宋代太学生上书带动百姓抗议，以及明代大礼议之争、左顺门抗议、海瑞上疏、东林书院，都付诸行动，造成很大影响或形成规模。读历史若受中共党文化影响，将其皆视为阶级斗争与权力斗争，便看不出其可贵之处。

譬如宋朝太学生上书，朝野上下皆对童贯、蔡京等奸臣不满，《宋史》记载有一位太学生陈东正直敢言，与众同学齐谏“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言辞极为愤切，一呼百应，广受支持。后来金军兵临城下，李纲主战，宋钦宗却要撤他的职，陈东带领数百名太学生再度上书反对。《宋史》称当时“军民不期而会者数万”，数万人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宣德门前支持学生上书，可想其规模。众抗议者“喧呼震地”，奋力敲击登闻鼓，将鼓敲烂了也不肯停。见到主和派宰相李邦彦时，众人激愤痛骂，捡起瓦砾向他身上砸。据《三朝北盟会编》，开封府尹赶来阻止抗议，呵斥他们怎敢胁迫皇帝，而学生们毫不畏惧，义正辞严地回道：“以忠义胁天子，不愈于奸佞胁之乎？！”之后宋钦宗在压力之下妥协。

过程中确实发生了伤亡，是民杀官，而非官杀民，抗议者“杀伤内侍二十馀人”，宋钦宗也没有调军队屠杀学生。事后，钦宗下诏说：“深谅尔等忠义”，大多数官员也选择站在学生一边，最后只下令惩处杀人者。我不禁联想到六四，虽时代与起因不同，学生的正义感、责任感与勇气却相似，然而结局大不相同。中共六四屠杀有多恶，不言而喻。

明朝长期形成了士大夫以敢言为荣的风气，越敢和皇帝争辩，甚至写奏疏批评皇帝，越受天下人尊敬。海瑞是最突出的例子。顺便强调，中国古代制度虽有局限性，但一直不主张箝制言论自由，遵守与否是人的问题。譬如，明太祖朱元璋为明朝留下一个很好的制度，凡天下军民写信给皇帝，无论内容如何，一律不许阻拦。海瑞上疏批评明世宗嘉靖时距开国已近二百年，当时尽管嘉靖多年不上朝，国家有诸多问题，但至少这一规定得以延续及遵守，正因此，长年怠政的嘉靖能收到小官海瑞骂他的奏疏。

还有一制度可见明朝非常重视平民的诉求。自明太祖时就已规定，若官方渠道不能解决问题，百姓有权将贪官污吏捆绑，直接到京城交给皇帝判决，而且皇帝要补贴百姓的路费。这不是纸上空文，而是真正落实的。举例说，宣德年间新淦县发生过一起这类事件，县丞厉中欺压百姓，县民忍无可忍，便将厉中捆绑，还杀死一名军官。后来明宣宗亲自审理此案，判县丞死刑，公正为民。他所依据的法律内容也值得我们留意，见《大明律》卷第十四：“凡牧民之官，非法行事，激变良民，因而聚众反叛，失陷城池者，斩。”罪责在官。各位不妨对比一下现在的中国。

中国古代在监察制度上也表现出权力制衡与保护言论自由，意识到这一传统的不仅有胡适，还有孙中山。西方有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孙中山曾提出五权分立的设想，即增加古代中国原有的监察权、考试权，保留传统政治中的优点，中西合璧。

在汉朝，太尉、御史大夫近乎和宰相平起平坐，合称三公，其中御史大夫就是负责监察的，相当于副宰相。而宰相负责行政，太尉负责军事。御史大夫不仅能监察朝廷与地方政府，还能监察皇宫内的事。还有一个官职叫谏议大夫，专门监督并讽议皇帝的言行。唐朝时，散朝后皇帝若要与宰相单独对话，谏官有权随从，他可起到缓解皇帝与宰相矛盾的作用，因为，宰相有时想提意见却不便直接对皇帝说，可以由谏官转达意思，皇帝即使愤怒也无可奈何，谏官的职责就是提意见，皇帝不能禁止谏官说话。

古代还有一类对言论自由的实践是史书。有人说，中国史书都为统治者服务，必然歪曲事实。此话言过其实。我们在阅读时，若要了解哪些可信或不可信，应严谨考证，综合参考其馀史料，就事论事，最好不带先入为主的观念。

应知史官是中国历史上最正直勇敢的职业之一，道德标准很高，构成对君主和权臣的制约，像董狐直笔等事例，此类史官属于良史。《礼记》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这是对天子的监督。某种程度上，帝王可谓历史上最不自由的一类人，往往不敢随意。有些记载连皇帝也不能看，譬如唐太宗有一次想看自己的《起居注》，史官断然拒绝，足以说明史官享有很强的独立性。

约束执政者最有力的，除法律制度外，应属社会上普遍坚守的价值观，时代可能变得黑暗，但正义的价值观绝不能丢。虽然中国古代发生过许多不好的事，但整体上大家都在争取正义，即使道德不高尚的人也受著价值观潜移默化的影响，促使他们醒悟。上文讲到海瑞上疏，嘉靖虽不算称职的君主，却在看到奏疏后深有感慨。《明史》记载，嘉靖起初非常愤怒，旁边的宦官黄锦想救海瑞，便说：“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嘉靖听后沉默了，“复取读之，日再三，为感动太息，留中者数月。尝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这就是价值观潜移默化地起到作用。比干之正气人人认同，嘉靖也知，见海瑞如比干再世，他若尚有良心，或为名誉著想，自然不愿做纣王。黄锦与徐阶均以各自方式“哄”嘉靖，以保住海瑞性命，天下民众皆敬佩海瑞，也是价值观深入人心的表现。

中国古代最宝贵的，乃正人君子无论身处何境地都坚持原则。《诗经》说：“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君子慎独，独处犹能高标准要求，何况在外。纵然在战场上，也有人坚守底线，绝不忘恩负义。公孙丁与庾公差师徒就是典型一例，《左传》记载，公孙丁曾教庾公差射箭，但二人各为其主，一日两军交战，庾公差面对昔日恩师，实在难以动手。他感叹说：“射为背师，不射为戮，射为礼乎？”若他向公孙丁放箭，便是背弃师恩；然而身为军人，这是他的职责，若不射，自己将丧命。最终他“射两軥而还”，故意射偏。忠义难两全，在国事与恩义之间抉择，庾公差的选择是坚守人性底线的。《孟子》也讲到此类难以两全的选择，可见儒家的价值取向。

古时还有忠孝之间的选择问题。譬如鲁国有个士兵经常当逃兵，孔子发现后问他原因，他说家中有年老的父亲，若他战死沙场，父亲便没人照顾了。孔子对他的孝心大加赞赏，并推荐他做官。法家《韩非子》藉这一事反对孔子的行为，说“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恩、孝和任务相比，当相互冲突时，究竟该孰先孰后？长远看，孔孟的态度或许更值得选择，尽管会一时妨碍国事，却符合人性。儒家主张的顺序是先家后国，现代人都很看重人情味，在这一点上，两者不宜被视为对立关系。至于师恩，这是基本良知，即使浅一点说也是人之常情。若普遍都坚守儒家价值观，怎会发生文革期间骨肉相残、批斗老师的悲剧？怎会有“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近代欧洲人在读儒家经典时曾产生很深的共鸣，不是没有原因的，实际上中国早已有人文主义，欧洲人文主义也是历史悠久的，古希腊文化正是文艺复兴的重要基础，中西方价值观的相通之处可谓交相辉映。儒家的民本、修身、德政理念，在近现代西方人眼中也很珍贵，例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非常崇敬孔子，德国思想家莱布尼兹也非常喜爱中国古书。自明末隆庆开关后，许多欧洲传教士将中国书籍带到西方，引发了欧洲从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的“中国热”。我们大可不必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化、现代化对立起来。

近几十年来一直有华人在国外反共，当然不等于反华和反中国文化。共产党是真正的极权，它与中国几千年来传承的可贵精神对立，一系列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削弱中国人的骨气、胆识、思辨、信仰、道德，经过思想“改造”后，使人变得听话、唯利是图、贪生怕死，当听到异见时却丧失理智，上纲上线扣上“不爱国”的帽子。文革看似已经远去，现在看似开放，其实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谁充当红卫兵已非表面容易识别。不久前有所谓“除三害”（莫言、清华、农夫山泉），此类例子早已不陌生，思维定式、风气一旦形成便很难扭转，影响一代又一代。

毛泽东知道文化人最不易被利用，尤其是从民国留下来的专家学者，有些人精通古今中西，以后极可能“不听话”，所以他要将这些人驯化或踩在脚下。

民国之初本来非常开放自由，大师林立，挺共的学者尚不敢肆无忌惮，譬如那时范文澜写的《中国近代史》虽有共产党的意识，却也不敢太过分，毕竟学术界都在看著，且他自己曾跟随黄侃学习，受教匪浅。但1949年后，中共愈发肆无忌惮，学术界被糟蹋得面目皆非，撒谎成为常态，并强行用马克思主义洗脑且生搬硬套，一直影响到现在。

大陆研究者拿斯大林“五阶段论”硬套中国历史，奉为圭臬，不仅使学界思想僵化，且漏洞百出，以为世界各国都必经“原始共产、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道路，严重扭曲了历史研究和真相。并非所有史学家都主张全拿马列主义衡量，譬如陈寅恪。然而中共相当极端，要使所有人“统一”思想，且为政权唱赞歌，修改事实。西方研究可以有许多史观，不会都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古代史家也有非常高的道德与学术标准，此传统精神也一直流传至民国，时代无论如何变，应有的品德却绝不能变。可惜中共毁坏了学术，也带偏了下一代学者。

中国传统文化还有诸多正面作用，譬如借古讽今，忧世忧民，也能化笔为剑。古代战争有时文武并用，文人一挥笔堪比千军万马，譬如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时，骆宾王一篇《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如惊天雷电，气吞万里，此等文章有先声夺人之效，怎不似千军万马？毛泽东忌惮笔墨的威力与传统文人的骨气，所以他要将所有潜在“风险”除之而后快，经系统“改造”后，莫说骆宾王、徐敬业，连比干、眭弘、盖宽饶、陈东、海瑞、顾宪成都不再出现。

断层一旦形成，便削弱了中国人的责任感，且中共有意过滤外来信息，欲使后人不知不觉间按照“改造”后的轨道行驶。六四镇压、网路审查、迫害异己、打压香港，一步步随时代变化而加固。现在抗议需要举白纸，上网没有隐私，新闻掩盖真相，高压审查使民习惯避开“红线”，教育发展在刚好可以为党利用的程度，让人不敢多想多言。中国确实人才济济，可惜受环境所限，中共最想要的就是国民纵然成才却降低底线，扭曲价值观，并对败坏的现象习以为常，甚至同流合污。

苏联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上世纪末苏联解体后，俄国史学家发现1917年以来的历史书惨不忍睹，错得离谱。中国的文化悲剧不知仍将持续多久。

遥想张煌言受刑前，眼见神州大地尽失，山河依旧壮丽，惟感叹一声“好山色”，三百多年过去，依然引发共鸣，然此心情又有几人能知？但我并不悲观，因现在越来越多华人已看清中共面目，且骨子里都还保留著传统与普世价值观。回顾反清历史，张煌言后有吕留良、曾静、齐周华，其后有章太炎、孙中山，精神延续不息，便终有光复日，遗失的好山色终会回归。以史鉴今，书籍犹在，精神犹在，台湾犹在，“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