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4-07-07 05:22
文/清箫
笔者近日在脸书等社群媒体上看到网友批评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观点认为中国的政治从古至今都糟糕，每提及帝王都无好感。
对于这样的观点，笔者表示不苟同。应该分两方面看：
首先，当今中共国的政治状况确实糟糕。回顾古代，君权主体上呈强化趋势，过程中确实生出一些受诟病的制度，如明之废相，清之设军机处。
但另一方面，需全面了解中国政治从古至今的变化以及传统思想，应知古时大思想家与政治家们对君主有极高的标准，也努力约束君权，有时践行得好，有时不好。实在不宜将所有脏水都泼到传统文化上。特写此文，为传统文化辩护，简评历代治国，正说君臣之道，并列举今人对历史的一些误读。
物极必反，峰顶往往也是悬崖。中国政治发展到清朝时走向极端了，清亡是顺应时代的需求，但有人以为以前的朝代都和清朝差不多，这是不对的。
清末至民国初，有许多中国人陷入迷茫，甚至民族自卑。学习西方民主、思想、文化是应该的，但一部分学者过度批判中国传统，造成文化自信缺失，20世纪初所谓“新文化运动”有一些主张是疯狂且不合理的，引发很不好的影响，导致共产主义在中国膨胀。幸有一些国学大师及政治家看清“新文化运动”的恶劣，如钱穆和蒋介石，深知传统文化的可贵并致力传承。
中共窃国后，吹嘘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并发动文革全面破坏传统文化，后假借弘扬传统文化之名加强所谓“爱国教育”，将爱党与爱国捆绑在一起，迷惑国民。这相当于先放火再灭火的强盗行为，而且，中国古代的辉煌跟它有一毛钱关系吗？
现在一提起中国古代，有人就想到“奴才”，而且将政治视为贬义词。实则不然。以前士大夫和百姓的责任包含纠正君主，中国古代一直都鼓励并赞扬敢谏的精神，士大夫享有很高的尊严。
君当为客
尧舜时施行禅让制，虚心纳言，言论自由。《吕氏春秋》记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四千多年前，尧帝常担忧自己执政有错，设一面鼓在门外，任何人都可以击鼓进谏；舜帝在路旁设立木牌，民众都可以在上面写意见，指出他的过失。
君为客，天下为主，这才是君道。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原君》中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
君主的责任原本应是不顾自己的损失而为天下人贡献，所以君位不该是一种诱惑。尧舜时代，贤士把权力看得很淡，那时有一位智者叫许由，尧想将天下让给许由，他却躲避到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尧后来想安排他担任九州长，他觉得耳朵受到污染，于是跑到颍水边洗耳。到商朝时，商王汤想让位给务光，被务光拒绝。
早期的君主就像接了赔本产业的义工，且这一产业不属于他们，其职责就是惠及全民、造福天下，吃力不讨好，所以君主受天下人敬仰是不过分的。黄宗羲说：“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君主本来不该是贬义词，是后人对权力的欲望扭曲了其内涵。打个比方，试问各位讨厌金钱吗？钱是每个人的生活必需品，人人都靠它吃饭，其中好人用它行善，贪婪者为求财而行恶，难道说钱是肮脏之物吗？君权同理。关键在于对君权的制约有多大，君主是否达到应有的标准。
黄宗羲也批评了后世的君主以及观念的变异，称：“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他并讲到臣民对“不合格”君主的态度：“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古代儒家的有识之士不主张愚忠和小儒的迂腐观点，若君主已到夏桀、商纣的地步，则应该受到讨伐。
黄宗羲还说：“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如果真正明白作为君主的责任，自然会让位于他人，拒绝接替君位的人也不算多么超凡脱俗；而有些人正因为不明白做君主意味著什么，才会争权夺势。
顺便一提，先秦儒家虽尊君，却也轻君，譬如《孟子》有一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主本来就是为社稷和百姓贡献的。再举《孟子》中非常有趣的一例，有一次孟子问齐宣王，有个人要去楚国，先将妻子和孩子托付给朋友，请他照顾，但回家后发现妻儿受冻饥饿，该怎么办？齐宣王回答：“弃之。”（和这个朋友绝交。）孟子接著问，士师若不能治士，该怎么办？齐宣王回答：“已之。”（撤掉他的职。）孟子又问，如果“四境之内不治”，该怎么办？这一问题意在引导齐宣王意识到君主的责任，若按照前面的逻辑，这样失职的君主也应该下台。但齐宣王不敢回答，只是“顾左右而言他”。这从侧面说明，儒家思想是对君主的约束，然而当时君主未必爱听。
简论古代治国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含有民本以及修身、德政理念，即使在近现代西方人眼中也是珍贵的，例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是孔子的“粉丝”。道德是政治与治国的本，道家、儒家均看重本，后世谈政治的人往往舍本逐末，实在可惜。
关于治国的境界，笔者认为法家不如儒，儒不如道。以下梳理历史脉络：
尧舜禹之后，夏朝开启世袭制，虽不如禅让制的时代，但夏、商、西周三代统治松散，地域局限，政治和人心远比后世纯朴。西周之后，东周乱世是历史上的一次大考验，若将中华文明比喻为一个人，那么春秋战国好比一次修炼过关的过程，有人坚守先贤的价值观；有暴君乱臣不守，礼崩乐坏，在动荡中看人心的摆放，考验中华文化能否延续。幸运的是，文明得以延续，中原人不至于披发左衽，儒家、道家、墨家、纵横家、兵家、法家等百花齐放，东周可谓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到战国末，法家思想脱颖而出并为秦国统一六国起到重要作用。
然而法家适合争霸集权，它不同于今天民主国家的法治思想，其中包含帝王驭臣之术，主张严刑峻法、霸道、权谋，已距黄金时代的标准甚远。宋代徐谊发表过一段言论：“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至诚不息，则可以达天德矣。”（《宋史》）如果人人能行大道，退而行德政、礼乐，何需靠术、势治国？按老子《道德经》的观点，“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需要孔儒呼吁恢复德政、仁义与礼的社会显然已经退步，何况需要法家的时代。秦朝兴于法家，也亡于法家。
应认可法家公正的一面，譬如即使是变法者商鞅本人也要严格遵守法规，但法家也包含加强君主集权的部分，不宜过分偏重。西汉吸取教训，初期效道家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开创文景之治。自汉武帝起，儒家与法家兼取，王道与霸道杂用。
有人可能会很快联想到所谓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这正是现代常见的误区，实际上汉武帝以后并未独尊儒术。汉宣帝偏爱刑法，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住德教，用周政乎！”（《汉书》）而汉元帝则喜爱儒家。汉朝以后直至清朝，在治国方面严格而言也没有独尊儒术，很长时间是外儒内法，乱世往往行霸道，所以有些黑锅不该由儒家来背。而且秦以后的儒家思想和先秦儒家有所不同。
假如中国历代都能真正落实儒家治国，结果或许会更好。道家在后世看来过于理想，但道家确实最为高明。而法家一旦运用得心应手，若不注重修身，则易使帝王上瘾，充当无形的利刃，和限制君权背道而驰。
论君臣之关系
现在有人谈中国古代史，提及君臣关系时喜爱片面渲染恐怖，且以为臣为君之奴才，这样说是不准确的。五千年间，君臣和睦与君主高压两类例子都有，岂能以偏概全？
儒家讲的君臣之纲最初也非主奴关系。可参见董仲舒《春秋繁露》：“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此处提出三纲，臣如地，君如天，天覆盖地，地持载天，这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好比水和舟。《春秋繁露》还称：“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将君与臣比喻为阳与阴的关系。后世大儒讲到三纲，往往强调作为皇帝的责任和表率，不是单方面的绝对服从，如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大学衍义》说：“君为臣纲，君正则臣亦正矣”，首先帝王自己要正，臣尽臣的本分，君也要尽君的本分。
秦以前不算大一统时代，君臣、君民距离较近，尤其周朝各诸侯国享有很强的独立性，列国接近小国寡民的状态。那时人才流动性强，“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左传》），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人才大可不必巴结君主。即使在秦汉大一统时期，大臣在皇帝面前也不卑下。但后来总体上呈君强臣弱的趋势，至明清尤为显著。
君臣关系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皇帝和宰相的关系。中国传统重视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皇帝在宰相面前应当谦逊。汉朝君臣在上朝时，皇帝要站著和宰相议政，而不是坐在龙椅上。宋朝以前，宰相面见皇帝时都是坐著的，所谓三公坐而论道，唐朝还会为宰相赐茶。
宋朝是宰相地位变化的重要节点，宰相上朝时必须站著。到了明代，朱元璋索性废相，从此再无宰相，而且大臣见皇帝时要跪下，如果跪累了，允许坐著休息一会儿。清朝要求大臣一直跪著，连坐一会儿的机会也没了。
以上是就礼仪变化而言，下面讲制度。
譬如，汉朝的宰相对皇帝构成很大牵制，有一套完备的制度。提起宰相，人们往往联想到一个人或一个职位，但其实宰相身后代表庞大的政府机构，皇帝怕宰相未必都是怕人，而是怕制度。汉朝宰相府以下有十三曹，一个曹类似一个部门，可谓是宰相的秘书处，当时全国政事都经过十三曹汇集于宰相一人。和宰相近乎平起平坐的是太尉和御史大夫，合称三公，宰相负责行政；太尉负责军事；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相当于副宰相。
唐朝宰相制度不同于汉朝，最大的变化是将相权一分为三。汉朝宰相是一人在其他官员辅助下行政；唐朝宰相不是一个人，而是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大部门，合在一起才能称为宰相。
尽管如此，唐朝宰相依然有很大的权力，其中，政府所有最高指令均由中书省发出，被称为“敕”，须经过皇帝批准，却不是皇帝写的。其流程是，中书省拟稿后给皇帝看，皇帝如果同意就拿御印盖个章，写几句批示。宰相所拟的旨已经是定稿。
中书省发布的诏书不会立即执行，还须门下省审核，若觉得不合适，门下省可以将其驳回，称作“涂归”。只有当门下省通过后，诏令才算生效。这是又一层对皇帝的制约。
宋朝与唐朝不同之处在于，宰相不是将定稿交给皇帝，而是先写札子向皇帝递呈建议，被称为“面取进止”，皇帝发表意见，之后宰相依照皇帝的意见拟旨。这意味著相权在宋朝削弱。
即便如此，只要有宰相，就会对皇帝构成很大制约。皇帝虽一直在万人之上，但制度并没有赋予其为所欲为的权力。譬如宋宁宗在位时，频繁以手札下令，激起群臣不满，因为依照制度，政令应出自中书省，就算是皇帝也要按流程办事。那时有大臣批评宋宁宗绕过宰相府行事，“谓事不出于中书，是谓乱政。”（《宋史》）
君权与相权一直存在矛盾，时而配合和睦，时而结下深仇。明初发生胡惟庸案，因此明太祖朱元璋采取极端的方式解决君相矛盾——废除宰相制度。至此，皇帝的障碍比往朝少了许多。明太祖雄才大略，治国勤政，包揽宰相原本要做的政务，是典型的工作狂，并要求子孙后代都像他一样既当皇帝又当宰相。这当然不现实也不会长久。后来明成祖成立内阁，召解缙等才士参预机务，类似皇帝的顾问与秘书。尽管内阁大学士被俗称为宰相，但权力比宰相小。内阁大学士本身只是五品，往往由六部中某位尚书或经筵讲官兼任。
明成祖后，宣宗朝发生转折，形成这一新流程：大臣议政，将题本交到内阁；之后内阁票拟，即起草圣旨；之后交给皇帝看，皇帝若采纳，便用红笔抄一遍，称为批红。此时圣旨尚不能生效，须经过六科审核，六科有权封驳圣旨，制约皇帝，圣旨必须经六科通过才能生效。通过后，六科若认为圣旨不足，发给六部时可以进行“科参”，即写下执行时的注意事项，代表六科的意见。顾炎武《日知录》称：“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
明宣宗后，这一流程基本上一直延续。后来明世宗、神宗长年不上朝虽受诟病，但事出有因，当时的政府运行已不同于明初，政事交给内阁即可，期间内阁大学士近乎权倾朝野。
明宣宗开启这一轻松的决策模式有利有弊，不宜过于苛责，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明太祖废相。世袭的皇帝德才参差不齐，如果能力平庸且精力不足，最好少折腾，宰相才应该在行政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清朝保留内阁，未恢复明以前的宰相制。雍正设立高度机密的军机处、秘密建储制，这是以前没有的机构和制度。清朝的君臣关系牵涉满汉矛盾，虽重用不少汉人，但最高机密文件由满文书写，满官仍占据不平等优势。
整体风气上，君臣关系越往前越好，具体因人因事而异，不能说绝对，只是概括。
秦始皇待大臣不差，不忘恩义，自知犯错后对王翦谦逊道歉，能包容并重用李斯。
汉朝和大唐，笔者认为用“恢宏气象”形容最贴切，政治、文化给人印象都是很大气的。譬如汉文帝与周亚夫留下佳话，这是皇帝与武将关系的典范。隋唐的政治、文化、民族融合、民间风气都有魏晋南北朝的影子，包容性强，可谓胡汉一家，唐代皇帝有时也行北方游牧民族的礼节。
唐太宗治国放得很开，他的文臣武将个个充满个性，魏徵是显著代表，他的作风就是坦诚直言，不怕得罪。据《资治通鉴》，魏徵曾对唐太宗说：“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意思是他希望自己做良臣，而不做忠臣。需要忠臣出现的时代反而是不好的时代，因为要冒生命危险讲出逆耳忠言，所以最好形成言论开放的政治环境，皇帝贤明不昏，大臣只需各做好工作即可，因此魏徵说：“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龙逄、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唐太宗确实也在君臣融洽上做得好。唐朝的皇帝整体上是不强势的，甚至中晚唐藩镇割据严重，君成为较弱一方。
北宋待文臣不错，皇帝没有暴戾的，但政坛人事变动频繁，主要归因于变法派和守旧派的对立。南宋、北宋都弊在抑武，明朝中期后也有此问题。
明、清变化最明显，明太祖开了一个政治高压的头，到明仁宗时君臣关系有所缓和。明朝君臣关系最好的时期是仁宣之治以及弘治中兴，明仁宗、宣宗既勤政精明也不刚愎，听取“三杨”等良臣的献策，君臣关系和睦；明孝宗朝中也充满正气。武宗、世宗、神宗君臣对立之激烈在整个古代史上都是突出的，问题主要出在皇帝上。明朝爱用廷杖极不好，俗话说刑不上大夫，廷杖、锦衣卫都是摧残士大夫的。然而明朝长期形成了士大夫以敢言为荣的风气，越敢和皇帝争辩，甚至写奏疏批评皇帝，越受天下人尊敬。
清代君强臣弱最显著。有利的一面，譬如清朝皇帝普遍勤政尽责，平均水平算是历朝最优秀之一，而且康乾盛世成就卓然。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清朝政治风气冷峭高压。康熙帝宽仁，而雍正强化了高压控制臣民的风气。乾隆前十三年相对宽厚，十三年后改以铁腕治国，严酷之风达到顶峰，导致大臣如履薄冰，敢言者少。即使是精明贤臣、三朝元老张廷玉，也在官场上活得战战兢兢，还险些晚节不保。
雍正、乾隆很精明，他们在位时，奸臣瞒不过他们，所以治国基本上没出太大问题。但冷峭风气的弊端到晚清就显得格外突出，导致官场普遍圆滑，明哲保身，说套话、不说话居多。
清朝文字狱、强制剃发留辫是对臣民身心的巨大摧残，削弱士人骨气，脊梁骨硬的文人往往隐藏民间。元朝虽也是征服汉人的外族政权，却不至于如此高压严酷，反而较松散开放。明清以前很少发生因文字获罪的案件，清朝比明朝严重，明朝成祖以后政治氛围已经变得宽松，晚明言论更奔放自由。清朝禁书也很严重，数据上看，清朝禁书总数是明朝的12.6倍。古代有此现象是不好，但我们也实在不应以为所有朝代都和清朝一样。
论制度，最好的时期当推汉、唐。在秦以前，相原本是副官；自秦汉起，相变为皇帝的副官，同时是中央政府的最高官。皇帝是全国最高元首，而实际管理国家的是宰相，原本应是这样的关系。皇帝世袭注定子孙良莠不齐，即使英明也必然犯错，所以最好不要过分干预宰相。再看唐太宗和唐玄宗，在铸造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重要因素中，宰相的作用大过帝王的作用，唐太宗说他不赞同像隋文帝那样“性至察而心不明”，事必躬亲未必是好事，唐太宗的实际做法也是发挥各臣的配合作用。
北宋程颐有言：“天下治乱系宰相”，但在清代，崇拜程颐的乾隆却说，治国最重要的怎么是宰相呢，应该是皇帝才对。可见观念的变化。
现在中国大陆将中国传统政治贬低为君主专制，这是不准确的。从上文对制度的介绍不难看出，在古代，权力并非集中于君主一人，也不算是独裁，至少并非所有时期都是。说君权呈强化趋势是争议较小的，或者可以说存在特权与不平等。明清以前君主一直和宰相共治国家，虽君主是上级，宰相却也享有很大的议政权，而且许多不太重要的政事无需请示君主。即使在明清，也不适宜一概贬为皇帝专制。
以上是就制度论，问题在于，过去如果皇帝违规或不贤，大臣往往不能换掉他或惩罚他，通常是劝谏，除非到极恶劣的地步。惩罚并非没有，只是太少，往往需借助朝中势力、太后等，或直接以战争改朝换代。暂不论乱世特殊时期和夺位例，太平盛世中比较典型的是霍光废帝，汉昭帝驾崩后，昌邑王刘贺继位，荒淫无道，辅臣霍光因此报请太后废掉其帝位，昌邑王在位仅27日。秦汉以前也有一例，商朝有个名叫太甲的王昏庸无能，宰相伊尹将其流放到桐地，让他反省长达三年，后来太甲悔过自新，于是得以复辟，从此以德治国，改变为明君，这件流放君主的事几千年来受文人称赞。伊尹和霍光的条件非人人能具备，也非人人敢为。
然而君与臣孰强孰弱不能作为评判一段历史时期的唯一标准，所以要看具有稳定性的制度。像汉献帝、唐昭宗的情况属于失势，不能说明就该那样，所以重点谈普遍状况，而不细说太多事例，因为有些事例牵涉手段和势力，那不是制度。
道向何处求
可能有人会认为笔者将古代赞美得太好，而笔者想说的是，以前的制度在当时的环境确实有值得肯定之处，其制衡与监督并不差，但为何有黑暗的事发生？虽制度有漏洞，但归根还是人心的问题。
通常一个朝代从开国到盛世政通人和，严守规章，后来流于形式，官场腐败，走向衰落。法典和制度从头到尾都差不多，怎么从盛到衰变化如此大？大家知道唐玄宗前期善用贤相，姚崇、宋璟、张九龄等均德才兼备，后来任用能力同样不差的李林甫，他表面上认真工作，也基本上遵守规章，却喜爱谄媚，私下打听玄宗日常，然后再顺著玄宗的意思讲话。玄宗本来是一精明皇帝，然而顺耳的蜜语听多了，对李林甫十分喜爱，纵容他误国多年。试问，什么能阻抑一个人的城府呢？
中国传统思想有个重要特点：对自觉的要求高，先修身，再齐家治国，且重视内省。它看似是一种理想化状态，然而大道至简，若能坚持实践，其实是一条直接治本的捷径。凡从政，修身在先，这个修不是单单读书学知识技巧，而是长时间的修心，是时时不忘内省。
据《帝鉴图说》，周武王听大臣师尚父说，有一本丹书含有国家长治久安的道理，之后他斋戒三天，恭恭敬敬地站著听师尚父讲述丹书的道理，牢记于心，并在席上、桌上、镜子上、洗脸盆上、殿柱上、门窗上铭刻，随处提醒自己，还要让子孙未来都看到。如此时时内省的毅力和谦逊向大臣请教的态度，是周武王能使周朝国祚长久的重要原因。
修身和内省需要坚持，若一段时间修而后来懈怠，很容易前功尽弃。许多人争当政客，却不坚持修身，舍本逐末，终究成不了大政治家，过去读书人都读圣贤书，有人修心实践，有人只求功名，结果一定是有差距的。明代王阳明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悟到“致良知”、“知行合一”、“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他做官、解决棘手问题、打仗样样在行，近乎全能，与此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治国之道、圣人之道，最终要向自己的心里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