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篇“为人民服务”中引用司马迁的话教导我们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为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我十三岁从中国到柬埔寨，很不适应当地的生活，千方百计要回祖国，无奈亲人反对，家境又贫穷。我很早就失学，在金边当童工，极尽所能节衣少吃，到二十岁时终于积存一笔到中国的单程飞机票。

此时，金边各华文报章报导毛主席高瞻远瞩，发动文革，形势大好，防止刘、邓集团复辟、“走资派还在走。”等等。我原是少先队员，自当回到温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

后来，听到一些从中国回来的人说：“文革乱得很，学生斗老师，儿女斗父母……历史文物被大量破坏，有些地方进入武装大乱斗……”，“不是温暖的大家庭，是斗争，仇恨。你回去可能正当其冲。海外关系、资本主义走狗……”我的天！我还是地主阶级出身，外祖父母早就被斗死，我是一只漏网的小鱼。回国一经查明，我是黑五类之首。

各大报章、社团，学校全都竭尽所能、大力宣传文革和毛泽东思想。印尼、缅甸爱国华侨师生与当地反动派勇敢作斗争，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一个接一个手持毛主席语录从校舍楼上高呼“毛主席万岁！“视死如归直跳下来。接著，各华文报章援引人民日报文章：”最后胜利属于印尼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缅甸奈温反动当局没好下场”北京夜间发表记录述评：“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七零年元旦，北京电台广播人民日报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

既然爱国，就要热爱领袖毛主席，就要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战争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

一九六八年，越南战争的“新春大捷”后，数以百计的华侨学生背著家人投奔越南战场。

毛泽东思想与文革宣传日以继夜，华社一片红，形势大好。

西哈努克亲王下令封闭全国华文报章，各地华校不得悬挂毛泽东画像，局势紧张，柬埔寨有反华迹像。一九七零年三月十八日，亲美的朗诺将军发动政变，亲王流亡中国，柬、越边境爆发战争。数千计的华侨青年学生、教师、文化界人士、一些爱国侨领纷纷投奔红区，分别加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红色高棉和华运组织。我也顺应潮流，听从毛主席的“死得重于泰山”的教导，准备为世界革命献身。

万万没想到，我在解放区三年后，竟然忘了初心，率先背叛革命，当了逃兵，广受严厉批评。

原来柬埔寨华社早就有地下革命组织。在解放区，公开名称是“华侨革命运动组织”，简称“华运”。“既要革命，就要有革命的党。”华运党员称为“社员”，团员称为“队员”。华运成员彼此互称“同志”。华运组织五位常委，除主要领导，另四位分别负责东北、东南、西北和西南各大小分区的华运工作。

一九七六年六月初的一个晚上，负责东南区的一位常委、来到波罗勉省为我们这小区主持会议，传达当前的工作：是领导和发动华侨在后方支持柬埔寨的抗战、宣传毛泽东思想，先成立华联会，再成立华侨青年组，派发华运机关报《前锋报》。这位常委在会议中透露华运有四十年的历史，由领事馆领导。政变一爆发，领事馆指示，华运尽量发动群众进入解放区。

华运在农村普遍受欢迎，华运人员为侨胞办学，送医赠药，针灸治病；在一些市镇却受排斥，历史上是当地侨胞、董事会聘请外来校长和教师，怎可摇身一变反客为主？

我的单位在波罗勉省河良渡口、通往柴桢省一号公路北面的农村，我被分配为十几个华侨子弟教中文。后来在华运中、学会一些针灸技术，便被派到各村为高棉农民扎针，当赤脚医生。华运的医疗队伍大受贫穷又缺医缺药的高棉农民欢迎。

我主要的工作是踏单车到附近各村庄为农民扎针。繁忙时，一天要服务七十名病人。农民对扎针趋之若鹜，视为“神针”。每天一早，脚踏车一进村，孩子们都高呼：“医生来了！医生来了！”每天傍晚，我告辞时，脚踏车后架载著农民送给的不同农产品。高棉老妇紧握我的手：“上天保佑你，佛祖保佑你！”我在实践中提高扎针水平，能治好农民的病，与病人一样高兴，又帮忙解决大家的粮食困难。

形势急转直下，一年后，红色高棉取缔华运组织。他们是主人，华运必须接受其领导，不能搞国中有国，党内有党。西南和西北区个别华运人员接受红柬的收编，大多数在北越军队护送下、北上最大解放区—桔井省会。其他的也就地解散。耐心等待祖国方面的指示。

我再也不能教学，不能当赤脚医生。为了生活，我和三位朋友勉强凑一点钱在与柴桢省界的菩提村做小生意维生。

当地成立公安部，监视华运和华联会。各地传来有华运人员被捕的消息。

我们虽然停止工作，但做生意属于资产阶级。先后有两位改做修理手表生意的朋友被公安带走，下落不明，我预感有一天会被逮捕。

一天傍晚，一位与公安人员关系密切的魏姓朋友、暗中向我通报紧急出逃，我当晚就相约另三位朋友准备出逃。三位朋友均反对，要等待上面指示，但都被我说服。当晚凌晨两点左右，我们四人分三批拉著脚踏车，开著收音机，挂上蚊帐，摆了空城计，不带杂物，摸黑直奔各地华运驻地，天亮时到达由越共控制的柬越边境农村。

红柬组织视叛逃为敌人，他们纪律严酷，让敌人逃脱必受处罚。县公安局通报大区，布下天罗地网，大队人马于天亮时就分头到达各华运驻地搜捕，但都被我们“捷足先逃”。我们躲藏在一间田间的小茅屋。几天后的凌晨，两位通讯员用摩托车把我们运送到两三百公里外的磅占与桔井省界。我们四人分手，我在湄公河的“逢波村”由“华侨学校”黄校长用小船运送到对岸，彻底摆脱东南区公安局的追捕。

在逃亡路上，我先是受到本区领导、前中学周校长的大力批评：“坏事了！你破坏了中、柬革命友谊！根本不必逃！革命还怕死吗？”在磅占省橡胶园的驻地，中区领导的梁校长指责我：“别说了，你就是怕死！即使是死，也不能逃。你根本就不是干革命的料……”我们路过的各地华运驻点的朋友，也有支持、同情的，但大多是严厉批评。各地华运朋友有的明知处境危险，但都是守纪律、坚守岗位、“大局为重”。我不但当了逃兵，还发动三个人集体叛逃，影响恶劣，在华运史上，前所未有。

岁月悠悠，世事纷纷。几十年过去了，回首当年事，我一直没有后悔。事实证明，我当年要是不“叛逃”，必死无疑。而许多坚守“革命立场”、“大局为重”的华运朋友，明知处境危险，仍然“坚守岗位”，结果全被红色高棉公安抓捕处死。仅我知道的有上述的逢波村黄校长，柴桢省二十三区、北燕市的劲松、梁斌，成东县城四位前端华中学师生，波罗勉省近知名县的郭忠。至于那些离开华运，主动加入红色高棉的多位年青年长的朋友，几乎全部被枪杀殆尽，实是“自寻死路”。上述无辜朋友的死，与当年印尼、缅甸排华时，爱国华侨师生跳楼一样，是重于泰山吗？数以万计、献身于印支战场的的热血侨胞，有谁为他们立碑树传？应否代代相传？

还是孔子说的好：“乱邦不入，危邦不居。”当年的侨社，如果宣传中国传统文化而非极左思想，必可挽回许多人的生命。

当年在我“鼓动”下一起出逃的另三位朋友，过后都十分庆幸。一些仍记得当年事的朋友，也改口称赞我“眼光独到”、“佩服！佩服！”

我在共区眼见红色高棉政权所作所为都是恶行劣迹，违背天理（见拙著《红色漩涡》）。潜意识不相信伟大领袖的革命大道理和其他令人热血沸腾的宣传。红色高棉是真正的法西斯，是一个迫害人民的罪恶政权，为其而死，实是轻于鸿毛。红色高棉为实现其“共产主义”致死两百多万人民，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所在吗？

求生是人的本能。我出身地主，孩提时隐瞒身份在好心妇女保护下，躲过农会追捕，又逃过三年大饥荒，在亲人千辛万苦合力帮助下来到柬埔寨，好不容易长大成人。我若为追求“重于泰山”白送死，对不起亲人，也对不起自己。事实证明，在攸关生死的大事，还是头脑清醒才有活路。

在红色高棉血腥统治时期，我死里逃生至少十次，或许真有上天保佑。我当赤脚医生时，每天黄昏，高棉老妇握我的手说：“上天保佑你！佛祖保佑你！”

走宽阔大道，在自由的天空飞翔。我在美国行医已二十七年，正是：逃生明智，一生无愧，馀生精彩。

（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五日选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