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Adobe Stock）
文/清箫
上期讲到，1903年《苏报》推介的两部著作最令清朝政府恐惧，一是邹容的《革命军》，另一部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前文介绍了《革命军》，本文带诸位走近《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章太炎为何写《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起因是康有为于1902年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坚称中国要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宜保皇而不宜革命。章太炎则认为不应对清朝抱有幻想，于是针锋相对地写公开信驳康有为的观点。
全文很长，笔者在此挑选几处关键点。
康有为认为革命必会导致流血，“非一国之吉祥善事也”，考虑到中国人口多，土地广，各怀私心，届时必将大乱，“秦、隋、唐、元之末季，必复见于今日”。
章太炎对此驳斥说：“长素以为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则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邪？”并举例称，英国、奥地利、德国、义大利也是在经过数起民变后才获得自由议政；日本虽然维新成功，看似“徒以口舌成之”，但此前发生过倒幕战争，如果没有血战的铺垫，立宪就不能实现。
章太炎又称，如果按康有为的设想，“以君权变法，则欧美之政术器蓺可数年而尽举之”，根本就不是真立宪，而依然是君权专制。
文中有一句比喻很形象，即民主革命对中国而言“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章太炎表示，革命比立宪容易，因为“立宪之举，自上言之，则不独专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万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则不独专恃万姓之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立宪有二难，而革命独有一难”。
章太炎驳斥了康有为认为光绪皇帝英明的观点，表示“事之成否，不独视其志愿，亦视其才略何如”，虽然光绪受慈禧太后和朝中势力制约，锐意变法却被架空，但遥想秦始皇“取太后、嫪毐、不韦而踣覆之”，当年嬴政能摆脱控制，为何光绪做不到？章太炎特意提到，八国联军侵华之际，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西逃，这是光绪帝摆脱控制的好机会，然而事实是“已脱幽居之轭，尚不能转移俄顷，以一身逃窜于南方，与太后分地而处”，因此章太炎认为，这说明光绪帝不过是汉献帝、唐昭宗之流，孱弱寡断。
章太炎还比喻说：“载湉亟言立宪，而长素信其必能立宪；然则今有一人执长素而告之曰‘我当酿四大海水以为酒’，长素亦信其必能酿四大海水以为酒乎？”认为不应轻易相信光绪帝的话。立宪一方面需要光绪帝的解脱和能力，另一方面，章太炎认为人心叵测，康有为“虽与载湉久处，然而人心之不相知，犹挃一体而他体不知其痛也。”
康有为称，清朝“入关二百馀年，合为一国，团为一体”，满汉已成为一家人，差别已变得很小，“所谓满、汉者，不过如土籍、客籍”。在对待剃发改制的态度方面，康有为认为：“若衣服辫发，则汉人化而同之，虽复改为宋、明之服，反觉其不安”。
章太炎反驳说，清朝初年强制剃发、留辫、改服，中原200多年来已经习以为常，不代表这样做是对的，就像“禹入裸国，被发文身，墨子入楚，锦衣吹笙，非乐而为此也”。
章太炎还称，欧美和日本都以己族为主，“日本定法，夙有蕃别，欧美近制，亦许归化。此皆以己族为主人，而使彼妥吾统治，故一切可无异视。今彼满洲者，其为归化汉人乎？其为陵制汉人乎？”在他看来，清朝尊孔子、奉儒家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目的是巩固统治，令汉人以为文化受到尊重。
章太炎并提及扬州十日清军屠杀的罪行以及文字狱对人的毒害，尽管清朝近乎废除明朝廷杖，看似改善，但“诗案史祸，较诸廷杖，毒螫百倍”，诸如“名世之狱、嗣庭之狱、景祺之狱、周华之狱、中藻之狱、锡矦之狱，务以摧折汉人，使之噤不发语。虽李绂、孙嘉淦之无过，犹一切被赭贯木以挫辱之。”之后提到，康有为1898年亲身经历过戊戌变法夭折，言外之意是应该明白清政府本质上不会支持立宪。
最后章太炎提醒康有为不应排斥推翻清朝这一选项，对他抱有英雄惜英雄之意，希望他“跃然祗悔，奋厉朝气，内量资望，外审时势”。
章太炎这封公开信影响力很大。客观讲，康有为的观点也有一定道理。清朝有弊政，却也并非糟糕透顶；光绪帝假若摆脱控制，或许能有大作为。然而政权已然腐朽，时代已变，当时情况下再维护便是逆天逆民了。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为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建立起到理论上的推动作用。后来章太炎和孙中山、黄兴并称为“辛亥三杰”，即是对章太炎启蒙思想意义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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