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Adobe Stock）
更新於 ：2024-08-28 07:19
文/清箫
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入北京、灭掉大明之际，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他带领大顺军自西长安门入，仰天大笑，弯弓搭箭，一箭射中坊之南偏。行至承天门时，他环视左右，扬扬得意，再度弯弓，指向门榜并对诸将士说：“我一矢中其中字，必一统。”（《明史纪事本末》卷79）却没射中，瞬间尴尬。
回到大环境，李自成的起义军一度深得民心，北京的百姓“俱言李公子至贫人给银五两，往往如望岁焉”（《定思小纪》）；京城内的明朝官员大多望风归附，“衣冠介胄，叛降如云”（《国榷》）。不过，投降大顺的官员出发点未必都是弃暗投明，有些人只是恬不知耻地求荣求贵，如考功司郎中刘廷谏，当得知新政权嫌他太老，赶忙说：“太师若用我，我的胡须自然会由白变黑。”还有个曾在明朝亲近阉党的少詹事项煜也向大顺投降，大言不惭地说名节既然不能保全了，那就像管仲、魏徵那样建立盖世功名。然而这群见风使舵的乌合之众，论德论才都比管仲之辈差太远，不过是为自己洗白而已。
回想历代兴亡更替，群雄逐鹿，得江山者未必坐稳江山，诚如陆贾所言：“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李自成所在的十字路口亦是如此。他无疑是条好汉，但入北京后方针仍停留于追赃助饷，甚至对官绅严刑拷打。很多归顺者失望了，抱怨道：“是岂兴朝之新政哉？依然流寇而已矣。”（《豫变纪略》）
除大顺政权本身的过失外，另一关键人物的举动亦影响了历史的走向，他便是吴三桂。
明亡前夕，吴三桂接到崇祯的紧急勤王通知后，慢悠悠地回撤，安置百姓入关。但当得知崇祯在三月十九日自缢后，勤王对他而言已无必要了。考虑到江南的明朝残馀势力太远，且关外的满清既是宿敌又是异族，自己的父母还在大顺控制下，于是他很快决定投降大顺。这是吴三桂的一叛，即叛明降顺。
历史总是充满意外，有时甚至是一个意外接一个意外。三月二十六日许，吴三桂的兵马已走在前往北京觐见新君李自成的路上，而且离北京已经很近了，他却忽然转变立场，与李自成决裂。这是吴三桂的二叛，即骤叛大顺。
看到这里，许多读者可能会马上联想到美女陈圆圆以及“冲冠一怒为红颜”。多年来，人们习惯于认为吴三桂降清是因为他的爱妾陈圆圆被大顺军抢掠，把他视为一个浪漫人物。但事实真的这样简单吗？
据张怡《𫍲闻续笔》，吴三桂听说父亲吴襄被大顺政权索饷二十万，顿时大惊，说“此诱我，剪所忌耳。”之后率兵退还。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记载，吴襄“被获将夹”，“知终不免，遣人贻书于子云。”之后“书达三桂，并不言被夹，而赍书人误传已夹。三桂大痛愤，以道里日期计襄必死矣。”这是第二种说法，即他听说父亲被捕且被追赃。大顺军追赃极可能使用刑拷，再加上送信人的误传，吴三桂担忧父亲安危，以为李自成召他必有诈。
彭孙贻《平寇志》记载了第三种说法，即吴襄家的奴仆趁乱逃出，见到吴三桂后谎称“老将军被收，一门皆为卤。”吴三桂误以为全家都被大顺军抄了，于是决裂。这是彭孙贻听人转述吴三桂的幕客所言。
能使吴三桂叛顺的一定是关乎自身前途的事，因为他是个投机主义者，底线并不高。明亡前清廷就对他劝降过，他没接受；明亡后他立即接受了大顺的招降。他和麾下的关宁铁骑长期与清兵敌对，正常人都不会投奔仇人，而二叛意味著他只有倒向满清这一条路。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他从情报中看出李自成的政权不改劫富济贫的路线，必然坐不稳江山。
而“冲冠一怒为红颜”也有其依据。据《吴三桂纪略》，吴三桂宣告和李自成决裂时充满恨意，说：“不灭李贼，不杀权将军，此仇不可忘，此恨亦不可释。”这里“权将军”指强占陈圆圆的刘宗敏。
李自成得知吴三桂叛变后，安抚吴襄，并以吴襄名义写信劝他回心转意。同时李自成也做好了战争准备，四月十三日率大顺军向山海关行进。
另一边，吴三桂派使者向满清借兵求助。四月十五日，清军和使者意外相遇，对多尔衮来说这是个惊喜的“大礼”。在信中，吴三桂把自己营造成“亡国孤臣”的“忠义”形象，还说愿意割地酬谢。他此时还不算投降，而是谈合作。多尔衮当然不满足于合作关系，于是抛出诱惑：“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清世祖实录》），希望他投降。此时吴三桂倒向谁，近乎决定著大顺和清军孰胜孰败。他手下的关宁铁骑是前明朝最精锐的部队。
四月二十一日早上，山海关大战正式展开，吴三桂和大顺军激战了一日夜。这场战役影响中国近三百年，满清和大顺逐鹿的序幕正式拉开。
山海关大战打得非常惨烈，“鳞次相搏，前者死，后者复进。”（《平寇志》）到二十二日上午，吴三桂军已明显撑不住，毕竟人数不占优势。
为防大顺军抢先一步夺关，清军二十一日急速南下，当晚抵达距山海关城十里处，二十二日早晨到达距关二里处，观望战局。由于战况紧急，吴三桂亲自突围去见多尔衮，请求清军支援。
其实多尔衮一直对吴三桂存有疑心，但经过观察，见吴三桂狼狈如此，知道此时是绝佳的收买机会。他对吴三桂说：“昔为敌国，今为一家”（《山海关志》），并要求他盟誓。至此，吴三桂剃发，正式降清，放清军入关。
大明覆亡前，山海关没有一次被八旗攻破过，如今清军竟以这样不费吹灰之力的方式进关，若袁崇焕、孙承宗在天之灵见此，不知会有多悲痛！
多尔衮并没有立刻出兵，而是按兵不动，并告诫清军：“尔等毋得越伍躁进”（《明季北略》），暗中观察吴三桂是否真降以及李自成兵力如何，坐收渔翁之利。等看到吴三桂实在撑不住时，清军突然杀出，至此强弱易势，大顺军阵容大乱，李自成下令急撤。
之后，李自成将一腔怒火发泄在吴三桂家属身上，决定处斩吴襄，并杀死吴家数十口。
山海关大战后，李自成放弃了北京，给满清留下占据中原之机。五月初二，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
再看南京，三月十九日明亡以前，官府收到的最后一份来自崇祯帝的诏书是紧急勤王诏，之后北方局势如何，对南京的明朝官员而言可谓疑云重重，所以他们做出了一些过时的举动。四月初一，史可法号召天下臣民勤王，四月初七带兵渡江，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此时崇祯已死，北京已沦。
当时北方大乱，音讯不畅，真假难辨。有人讹传崇祯航海南下，太子朱慈烺也成功逃出，但事实上三个皇子都已被大顺军控制。当得知北廷覆灭后，南京官员惊觉空欢喜一场，南宋历史恐将重演。纵然淮河以南大多数地方仍属明朝，但无主之国何能长久。此时重中之重便是确立新君。
回顾大明277年，除靖难之役和夺门之变外，皇位交接基本上都是有序的。但在1644年四月半壁江山残局之下，崇祯及其皇子均不在，只有从诸藩中挑选，掀起巨大纷争。
依伦序，应先考虑福王朱由崧，其次是桂王、惠王。但当时很多人主张迎立潞王，最主要的支持者是东林党领袖钱谦益，表示立潞王即“立贤”。也有坚持伦序者建议史可法早迎福王临莅南京。
从地理上看，福王和潞王离南京较近，就在淮安；而桂王、惠王1643年就已逃往广西。再看辈份，现在的福王朱由崧是万历帝的孙子、老福王朱常洵的长子；潞王朱常淓是万历帝的侄儿。潞王、桂王、惠王都比崇祯高一辈。朱元璋《皇明祖训》规定：“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比如正德后嘉靖继统，以及天启后崇祯继统就是兄终弟及。找崇祯的继承人，比他高一辈的藩王是不合适的。综合来看，福王最适宜。
此时江南一部分官员之所以反福王，是因为万历至天启年间的旧恩怨。史可法在争论面前犹豫了，他既赞同依照伦序，也想照顾反福藩者的意见，毕竟自己也是亲近东林的。史可法曾认为，若立福王这种缺少主见的，朝廷由君子主管，未必是坏事，“以齐桓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今吾辈之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姜曰广《过江七事》）这种观点随后惹起轩然大波，支持潞王者一片哗然。
为难之际，史可法约凤阳总督马士英秘密商议。他为何专门找马士英呢？因为马士英掌握实际兵权。
史可法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拥立桂王，在伦序和反福之间达成平衡。
原本史可法和马士英已经商定，“以亲以贤，惟桂乃可。”（《过江七事》）之后史可法询问南京其他高层的意见，得到认同，于是礼部准备到广西迎接桂王。
意外却在此时发生：曾在万历朝服侍老福王的太监卢九德对此不满，于是勾结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拥立小福王朱由崧。山东总兵刘泽清原先拥立潞王，听闻三镇立场后，见风使舵倒向福王一边。
马士英原想炫耀一番，以为自己是拥立桂王的第二功臣，突然听闻三镇拥福，大惊。为保自身权力，马士英立刻背信弃义，转舵向福王表忠。他与四镇掌握兵权，南京诸臣得知后无可奈何。“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明史》卷308）最终，拥福派争得上风，福王黄袍加身，立桂化为泡影。
马士英不仅背弃了与史可法之间的协议，还将史可法反对福王的话视为把柄。据《明史》卷274，“马士英潜与阮大铖计议，主立福王，谘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马士英还故意渲染说，听闻南中有臣尚怀异议，因此勒兵五万防备。足见小人之心。
而史可法只得在失望与后悔中接受了现实。后人对史可法的人品普遍评价很高，但这件事上他一开始就不该寡断；且错信马士英，令人遗憾。围绕福、桂、潞王的纷争至此以戏剧性的方式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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