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COVID-19大流行引发了强烈呼吁，要求为在澳大利亚从事非正式工作的移民提供签证大赦。历史显示，澳大利亚很少实施任何形式的移民大赦，无论是对于非法入境者、签证逾期者，还是违反签证条件的工作者。这些例子多数发生在数十年前，当时的移民与签证制度与现今日大相迳庭。

多个背景迥异的组织提出了签证大赦的建议，包括国家党、学术界，以及国家农业劳动谘询委员会发布的农业劳动力策略报告。这些建议主要针对COVID-19大流行对农业部门造成的劳动力短缺，以及人们因担心被遣返可能拒绝接种COVID-19疫苗的情况。

然而，这些建议遭到澳大利亚政府高级官员和公务员的拒绝，其中包括内政部秘书迈克尔．佩祖洛（Michael Pezzullo），他是内政部实际的领导人，在2023年3月的参议院预算估算听证会上强调，实施大赦会“损害”澳大利亚签证系统的完整性。尽管如此，澳大利亚过去确实在1974年、1976年及1980年对签证逾期者或其他非法入境者实施了整体性大赦。

这些计划为特定类别的“非法入境者”提供了在规定时间内申请永久身份的机会，前提是他们满足健康和品格的要求。

这些措施的背后动机是管理可能遭剥削、面临健康问题或涉及犯罪的无证人口。

虽然本文未讨论难民和庇护政策范畴，但有时基于人道主义状况，在澳大利亚的人的签证安排也被视为“大赦”。然而，针对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后的中国学生、90年代末的“安全避难”行动或近期对香港护照持有者的措施，并未构成广泛的大赦。

1974-1980年的大赦

1974年的“宽容”于1974年1月由移民部长Al Grassby宣布，开放至1974年6月30日。根据那年稍后一个参议院估算委员会的报告，只有367人前来申请，其中大多数是船只逃离者。

1976年的大赦是马尔科姆．弗雷泽 （Malcolm Fraser）在1975年12月选举前作为联盟政策宣布的，并由移民和民族事务部长迈克尔．麦凯拉 （Michael MacKellar）推进。弗雷泽 （Fraser）政府还发起了1980年的“身份正规化计划”。

1990年移民规定联合常设委员会（JSCMR）关于澳大利亚非法入境者—平衡控制与同情的报告总结了后两个项目：

1976年，在指定期间有8,614人申请，到那年6月30日，已批准5,574份申请，拒绝了4份。

1980年的身份正规化计划收到了11,042份申请。

去年，有关澳大利亚内政部秘书迈克尔．佩祖洛 （Michael Pezzullo）的新闻引起关注，他因一项独立调查发现他至少14次违反了政府行为准则，包括利用职权谋取个人利益，被解除了顶级职务。

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 （Anthony Albanese）发表声明，透露总督应他的建议终止了迈克尔．佩祖洛 （Michael Pezzullo）作为内政部秘书的任命。这位顶级公务员在9月份被要求暂时离职，以待独立调查。

去年《60分钟》时事节目首次揭露了Pezzullo与自由党权力经纪人之间的短信，其中内政部长贬低了高级联盟部长，并主张应由一名右翼人士担任其部门负责的部长。

为何一名持极右立场的人士能够成为移民部的实际领导人？而佩祖洛 （Pezzullo）的政策和行为常被批评为不友好甚至敌视移民，作为一名年薪高达90万澳元的高级公务员，他应该保持政治立场中立，所以他的所作所为成为一个问题。 

在面对多项指控后，工党政府上台后对佩祖洛 （Pezzullo）的职位进行了重新评估，这一事件引发了对政府内部权力运作、移民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透明度和公正性的进一步关注。

随著国家党、学者和国家农业劳动谘询委员会等组织提出的要求政府对非法移民实施大赦的呼声，以及关键反对人物离职后，现任工党政府是否会考虑重新评估给予非法移民大赦的可能性，成为了一个待观察的问题。

读者可以查看我公司的纲站（stanleyimmiandlaw.com.au)里面有我在2011出版的移民法律介绍一书，虽然过时，但可读性高（签证的名字虽然改了，但条文内容没有大改变），特别是许多案例及文章，可以作为移民澳洲前的指南。

以上专栏是由澳洲移民法律谘询Stanley CHAN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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