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与怀：从《巴别塔》谈到“习记”共产国际运动（七）

七，永远的《巴别塔》

许多年以后，我们这一代人早已过世，接着是下一代人，也先后离世。我想象那个时候，100 Eric Street Bundeena NSW 2230成为了一间“沈嘉蔚纪念馆”。层高近八米的展厅中，前后左右大墙上依然钉挂着四幅巨画：最大那幅是《乌托邦》；右侧是《英特纳雄奈尔》；左侧是《古拉格》；对面是《萨图耳诺斯》。每天不断有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参访者。接待员是一男一女两位，男的英俊潇洒，女的端庄秀丽，均学识渊博，绝顶聪明智慧，非常完美，而且从不休息。来客还没有进门，他们就已识别出其母语、教养、爱好、立场等等并用其语言与之交谈，滔滔不绝讲解沈嘉蔚的名画，回答任何离奇古怪的问题。参访者中不少是来自北半球那个还叫做CHINA的国度，他们在《巴别塔》这四幅沈嘉蔚的名画前徘徊审视，又在楼上瞻仰沈嘉蔚的自画像。他们非常不解，大半个世纪之前，为什么他们的家国曾经如此荒唐荒诞荒谬？为什么毛泽东个人崇拜给这个民族造成空前的大灾难后这个民族又再次臣服于更加离谱的习近平个人崇拜？他们把沈嘉蔚的巨作看为是挽歌，是控诉，也是未来的揭示。他们希望实地感受沈嘉蔚精神。他们虔诚地企求历史答案……

人来人往。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沈嘉蔚没有离去。

习惯性地，他常常站在面对着一片大海的三楼阳台上眺望。这是南太平洋，跨越浩瀚的海面，那边就是南美洲。此时，他的心头就不能平静。

一个多世纪了。但他还记得，1967年，作为一个红卫兵的他，从《参考消息》读到直接英勇投身战斗的国际共产主义革命家切．格瓦拉被玻利维亚政府军捕杀的恶耗时，曾何其震动！由于格瓦拉被中共认为是“苏派”，他的“游击中心主义”又为毛泽东所不屑，故而格瓦拉在中国从未享有正统地位。当时党中央的态度深深伤害沈嘉蔚这一班红卫兵们的心。

格瓦拉牺牲后的一些细节永远都在沈嘉蔚的心头萦绕：他躺在一所乡间医院的水槽上。修女们洗净了他布满枪眼的身体与泥垢的头发。他的样子就跟曼坦纳名作《哀悼基督》相似，修女们也全都惊奇如看到耶稣再世。一个CIA军官用手合上格瓦拉的双眼，但双眼再度睁开，此后一直惘然地看着前方。沈嘉蔚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喊：“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沈嘉蔚是如此地感动。多年之后，在《第三世界》这幅历史画中，他在格瓦拉身上几个部位画了与耶稣同样的伤口。这个暗示很明白：格瓦拉在个人人格上是高尚的。沈嘉蔚还在格瓦拉的担架上放上一本《堂吉诃德》。他觉得，从许多方面说，格瓦拉都是一个当代的堂吉诃德。

沈嘉蔚还记得，格瓦拉死后六年，1973年，在智利上演的一出悲剧又一次让他一个年轻的热烈拥抱革命理想主义的红卫兵画家伤透了心。

阿连德是格瓦拉的挚友。但他不赞成暴力。他希望通过和平的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然而，他何曾想到，他也会与格瓦拉一样，悲壮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被背叛的智利士兵的机枪子弹打得百孔千疮支离破碎。一个是衣衫褴褛的叛乱分子，企图推翻现存政府；一个是民选总统，坐在富丽堂皇的国会大厅里，然而面对的竟是同样的法西斯军人的枪口，而操纵这些军人的都是同一个力量CIA，而这个CIA听命的又竟是一个号称以反对共产主义暴政为己任、以捍卫民主自由为天职的美国政府。接着，世界上许多国家为这位殉职的元首下半旗志哀，然而文革中的中国政府拒绝这样做，而且立刻把马克思主义者阿连德政府的大使赶走，并马上接纳法西斯独裁将军皮诺切特的代表。这是多么辛辣的讽刺！一切都难以理解！一切又事出有因！沈嘉蔚感到许多历史事件的荒谬。

格瓦拉和阿连德早已作古。这一切应该都已过去了。但是，这一切却又没有过去。许多立志改变现状者追随格瓦拉精神，而且还是其中最为可怕的部分！沈嘉蔚痛苦地看到：身穿印有切．格瓦拉头像领衫的恐怖分子正在被他们劫持的飞机上杀害平民，或身怀炸弹与以色列学童乘坐的公共汽车同归于尽……一些恐怖分子可能确是格瓦拉的真诚追随者。但问题也正是出在这里。不，这不是基督精神，如果基督精神是真理、正义、博爱的代名词，并非所有以肉体痛苦以至死亡为代价来实现其目标与信仰的献身精神都是基督精神，都代表真理！不。人类的解救绝对不是同归于尽！

那么，切．格瓦拉的拼死奋斗又意义何在呢？沈嘉蔚对格瓦拉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发出了根本性的疑问——也许格瓦拉一开始就错！作为一种政治象征，沈嘉蔚对格瓦拉所代表的暴力革命道路不能不持否定态度……

沈嘉蔚更长时间地向北望去。万里之外是他的祖国，那里曾经让他青春燃烧，燃烧得奇形怪状。

最令沈嘉蔚刻骨铭心悔恨不已的是文革中那场亲身参与的武斗。

那是1968年1月一个晚上，一场武斗开始。沈嘉蔚看到自己当时一个真诚的以革命者自许的热血青年的样子。他加入他一派红卫兵攻击对方，受伤后，又取了藤帽与长矛再回到战场。当时敌方只剩最后几十人，爬到了剧院屋顶上不投降，已有两个从屋顶上滚下来摔死了。沈嘉蔚跃身铁梯攀住屋顶，翻身上房，说服对方下去投降。

但沈嘉蔚跟着一下到铁梯上便惊呆了：刚才缩在铁梯上不敢上房的战友，现在正在夹道争先恐后勇猛地痛打投降了的敌方同学。一幕惨烈的景象让他极其震动。武斗结束后，沈嘉蔚当初在屋顶上大喊“我们胜利了”时的心情早已一去不复返，他深感自己的浅薄。直到这一夜之前，沈嘉蔚还是一个单纯的学生，笃信自己是光荣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接班人，以为他们代表正义，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这一夜，沈嘉蔚看到了“自己人”并不比敌方好到哪里去。尤其是领悟到人性丑恶的一面——虽然“人性论”在当时是被否定的。

沈嘉蔚很庆幸。自己虽然充好汉加入武斗队伍，还没有被卷入到用刀枪对刺的境地，没有直接的血债。但是，自己的罪责难道尽止于此吗？沈嘉蔚深深内疚：只要自己戴过红袖章，举手高呼口号，只要自己跟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闹革命”，自己就是一个从犯。他觉得他的罪责，与希特勒的冲锋队员相比，不相上下。他写下：

1968年1月15日血腥之夜，是我人生中最早的转折点。此后我不再关心打打杀杀的政治，开始了专业画家的生涯。

沈嘉蔚后来又经历了许多事件。其中特别是“六四”事件，和平示威者被屠杀，学生民主运动被残酷镇压，又一次让沈嘉蔚心灵遭受莫大的震动。

他对看到的革命和亲身参加的革命不断进行反思。

他看到了事物的复杂性，有时很迷惘，甚至悲观，但他总算明白了一个基本的观念：如果这个革命带给人民的是灾难，如果反抗专制暴政的革命却是以更为残暴更为专制的统治代替之，那么，它就应该被否定。

的确，当手段本身在道义上与目的背道而驰时，目的是永远不会达到的。每一个在前共产主义政权下生活过的人都明白：不能用皮鞭把人赶上“天堂”。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荒谬在于它试图通过血腥镇压与思想钳制来创造一个它宣称的幸福的未来世界。

也许人们要经过许多年后才会醒悟，也许人类还要付出许多惨痛的代价，也许人性中的恶会使这一切反复循环，没完没了。

但无论如何，沈嘉蔚确认自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人道主义画家。

沈嘉蔚常常在他的久远前的作品下沉思。

他回想起来也觉得欣慰，完成后的《巴别塔》大大超越了它原先的草图。《巴别塔》里有几个贯穿至少三幅画的历史人物，其中主要人物竟然是苏俄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沈嘉蔚完全记得，他如何沉醉于阅读索尔仁尼琴的巨作⻓篇小说《红轮》。这部未竟之作只出版了四卷，中译文出版了三卷，沈嘉蔚读完了这三卷全部五千⻚。他发现，无论索氏本人的政治立场如何，他对笔下三百多个人物的个人好恶如何，他在这部巨著里在涉及每一个人物的描写时，都从这个人物内心的自我意识着手，使读者有一种感觉，就是这每一个人物都很正面，思辨与行为合乎逻辑，无论他是沙皇还是列宁。沈嘉蔚相信这是描绘历史的最佳选择，认为这也是他在《巴别塔》里所做到的。他描绘了四百几十个真实历史人物，全部是以再现他们真实面貌为努力目标，没有任何丑化或者美化。沈嘉蔚把自己定位成历史的记录者，只记录了真实发生过的事件。无论是二次世界大战里共产党人抵抗法⻄斯纳粹的英勇作战，还是共产党内部残酷的清洗，以及善良无辜的人⺠的受难与死亡，他都一视同仁地记录下来。他称自己画的是“新历史画”，打破时空，把来自不同背景看似无关的人物放在同一画面内，解构现存意识形态和判断，企求历史的真实面目。他想通过逼真的引导性的形象之间形成的张力吸引人，自己尽量退居幕后，让拥有不同价值观的观者自由地去联想和推断，从而使历史画从“静”走向“动”。此时，沈嘉蔚也很欣慰自己能够坚持这样做。他作画时完全知道，他的大部分同胞都已经习惯了只描绘光明面的颂歌，难以接受真正的现实主义。他希望他们能够原谅他的直言不讳，也希望他们正视自己先人的历史。

沈嘉蔚想起自己当年如何创作，自然想到他的老师也是挚友陈丹青先生。很久以前了，陈丹青为沈嘉蔚随笔集《自说自画》写了篇序言。其中这样说了，历史画的传统功能在沈嘉蔚手中发生了一项殊难定义的改窜：它不再期待历史画的公共性，因此，它无须公共意识的授意与认同；它的主题、它的叙述的理由和方式，尤其是它的立场，全然出自作者，即沈嘉蔚本人。这使沈嘉蔚的宏大历史画犹如超级论文，宣称着他自己的历史观，主要是他的历史想象。这种以绘画的方式想象，至少在视觉上甚至近乎历史裁判——所有正反人物的历史位置均被沈嘉蔚重新安排，对立阵营与不同期人物，全被他以历史的也就是他自己的名义重新整合，或者，拆散了。沈嘉蔚不属于绘画中的政治讽刺与政治波普，而可能是以历史画编织个人发言的极个别画家，他要用自己的发言颠覆被曲解的历史，至少，与历史辩论。

陈丹青先生进一步说，但这辩论更像是一场漫长的自我清洗，意即沈嘉蔚是在用他的画面对他这代人的历史记忆，做出校正。当他越画越多，如所有沉溺于同一系列并不断纵深的画家那样，他接近超现实绘画所作的事情，渐渐被自己的历史想象带走，他自己的历史拼图、历史版本，依次出现了。但凡了解世界近代史，包括近代史图像，人们会一个接一个认出其中大部分已被长期遗忘却被沈嘉蔚从历史角落找了回来的人物。但每个人物原本附带的历史标签、历史代码，在沈嘉蔚笔下悉数显得陌生，他们似乎离开了各自的历史，被沈嘉蔚的画笔一一驯服了。

陈丹青先生相信，当沈嘉蔚大量阅读历史与传记，从而终于知道了年轻时不知道的历史，他会在心中，在画布上，不断寻找一种幻相，因此能以自己的方式看见他们。他描绘这幻相，并非意在回向来证实史书中的历史，而是替逾百年前的历史绘制了未来的图景。没有一个他所描绘的历史人物曾经设想由他们造成的历史（以理想、文字、战争、血污、阴谋、牺牲……）在未来，亦即现在，会构成这样一种庞大的想象。

当然不能说这仅仅是沈嘉蔚的想象，他的素材全部来自历史图像。不过，他画得越多，他的历史画面与历史人物越是归结为他个人给出的想象。历史画莫不来自想象，但沈嘉蔚的历史画主角真的是他孜孜描绘的逾百上千位历史人物吗？陈丹青与沈嘉蔚是同代人，每当他观看沈嘉蔚的历史画，他都在画幅背后看见“我们”：对历史无知的一代。换句话说，沈嘉蔚试图忠实于历史的方式，是对那段历史的不可磨灭的记忆。犹如对这记忆施行近乎狂欢的补课——他选择了历史画，同时，远离人们所知道的传统历史画。

陈丹青先生向沈嘉蔚承认，他以前不曾见过这样的历史画。大维特或梅索尼埃的画，献给拿破仑；苏里科夫或列宾的画，献给俄罗斯人民；特加切夫或莫伊申柯的画，献给斯大林。而沈嘉蔚的历史画，无意献给历史，也无意提呈各种史书上的历史观。但它确乎来自一个庞杂的在近代史进程中被不断形变的历史画传统。当这种传统于二十世纪后半几乎在世界范围消歇之际，如唐吉诃德似的沈嘉蔚，一个“文革”年代的红卫兵与老知青，以历史画的名义创作一幅又一幅大画，掷还他所亲历的历史。

的确，历史与历史画，是遇上了沈嘉蔚这位难缠的画家，一个极端耿介的人了。他以近乎使徒的信念顽强工作！

那么，什么是历史？又回到这个根本的问题。

发生的“过去”，写出来便是“历史”，画出来便是“历史画”。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

沈嘉蔚脑海里又浮现那些大名鼎鼎的历史研究大家。

意大利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认为往事只有在当代人生活中发挥作用才成为历史，否则是“死的历史”。可想而知，同样的历史在不同的时期会被不断地改写。

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柯林武德干脆直截了当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就是说，历史是历史学家思想的反映，不仅因时代而异，也因人而异。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提醒人们，说了这么重要的一句话：“历史学家必须提防的事情之一，就是听任胜利者垄断对后人叙述故事的权力。”在汤因比看来，历史只不过是胜利者的宣传，它必然带有某种主观性和相对性，任何历史学家都不可能摆脱他所处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都不可能排除道义和偏见的影响去撰写所谓“纯客观的历史”。

哲学出现“历史哲学”这样一个分支。许多人探讨历史的模式与意义、历史学的性质与方法、历史写作的结构与规律等问题。他们考虑人类历史的最终意义，更进一步，考虑人类历史的可能的目的论的结局，换句话说，追问人类历史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着一个设计、目的、指导原则或是定局。

那么，历史有规律吗？

研究者指出，所谓历史有规律、可以预测的说法，其实就是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所批判的历史决定论。有些人迷信历史决定论，认为如果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就是可控的。一些怀着乌托邦思想或者所谓“宏才大略”的人，便有了想要创造历史的冲动。波普尔批判乌托邦工程。在他看来，这虽然是美好愿望的产物，但它只能带来灾难和不幸。那些人按照自认为的所谓“伟大思想”创造出来一种模式，进而为了这种模式的追求与实现，便不惜一切代价，因为他们绝对相信他们的道路或者计划是唯一正确的。结果会怎样呢？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的开篇引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话：“总是使得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人事，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结果对国家和民族乃至无数的个体造成了巨大的悲剧。

沈嘉蔚想到胡耀邦。一开始，他知道“巴别塔”这个词，就是从胡耀邦的一封信上知道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胡耀邦在升上中共最高位置、最为踌躇满志的时候，向全中国共产党人发出的号召是：建造新的“巴别塔”。真是不幸的比喻！“巴别塔”，不管旧的还是新的，都是不可能建成的。相比起来，胡耀邦可算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但也是一个不幸的悲剧角色。几年之后，他失去了总书记的职务；再过两年，他在郁郁中与世长辞，并因此成了“八九民运”的一根导火线……

一切都清楚了吗？

沈嘉蔚很动感情地一次又一次审视他的《巴别塔》四幅巨画。这是许多年前他生命追求与艺术理想圆梦之地。他发现，画中的人物生动起来，也在审视着看画的人，也在观望着画外的时代风云　。最有意思的是，沈嘉蔚还发现，画中还不止他原来画的四百多个人物，不知什么时候，竟然多出了一些人，而且不断加多。

沈嘉蔚懂得了：《巴别塔》是永远的；也是永远没有完成的。

（2023年11月22日于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