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Adobe Stock）
文/清箫
如果有一台时光机让现代人穿越回古代民间，那么，有一个时期现代人可以很快融入，甚至会觉得除科技外没太大差别，非常自由、好玩，这个时期就是晚明。上海在民国时曾掀起一阵晚明潮，明人小品一度洛阳纸贵，林语堂等大师也对晚明风极为推崇。
之前有朋友问我，为何最近写的系列以晚明史为主题，在此我简单聊一聊原因。当你读懂晚明，再联想当今，无需多言，自然心领神会其意义。
中国历史有“三晚”——晚唐、晚明、晚清。虽然每个朝代都有末年，但不是每个末年都可以称作“晚”。“三晚”的共同点是，尽管政治已衰落，但文化、经济、社会却在进步。
唐朝的分水岭是“安史之乱”，其后进入中唐和晚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问题削弱著这个强大帝国的实力。但也恰恰由于这一分水岭，大唐从此在衰落的同时又进入一个新的繁华时代，较稳定的南方逐渐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当时“扬一益二”，透过扬州与益州，可以看到不同于盛世长安的另一种繁华。晚唐的手工业依然十分发达，比初唐进步；文学出现新潮流，诗有小李杜，词有温庭筠，特别是词的发展。晚唐文学受时代变化影响，更注重私情，有下启五代词的重要地位。至于晚清，大家普遍熟悉，我就不赘述了。
晚明也有其特殊之处，特别是万历年间张居正死后，朝廷官府日趋黑暗，皇帝越来越不管事，而社会自发地自由奔放，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思想上的变革。阳明心学颇受崇拜，又有何心隐、李贽这类被官方视为“异端”却开启新潮的大思想家。王阳明为凡夫俗子做学问，其“知行合一”说不仅影响中国500年，也使日本维新人士沉醉其中。
民间呈现出很强的政治参与意识，热衷于议论与批评时政和帝王，盛传流言飞语，以舆论的非武力形式对官员、朝廷乃至皇帝构成巨大压力，直接影响官员的任免与立太子的决策。晚明看似处在全面大变革的前夕，但结局只是改朝换代，而没有发生类似英国光荣革命的变革。
晚明的文学清新通俗，率性活泼，尤其是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跨越时空和三百年后的民国大师形成心灵上的共鸣。如果把唐朝比喻为佛家，明朝就可以比喻为道家，纵观整个明朝的大人物、大事件、气节、文化，都能感受到强烈的耿直与真性情，晚明文化则将真性情推向一个新高度。
关于晚明的时间跨度，通常指万历初（1573年）至崇祯煤山自缢（1644年）的近70年，经历神宗（万历）、光宗、熹宗（天启）、思宗（崇祯）四代皇帝统治，但尚无统一定论，也有说从正德或嘉靖开始。万历至崇祯大多数时间是太平的，农民起义主要是崇祯在位17年间的事，集中于西北，但对中原破坏不小；努尔哈赤正式叛明是从1618年算起，主要战场在辽东，所以严重内忧外患的时间只有约20年。张居正1573年至1582年的改革使大明焕然一新，国富兵强，万历后来能取得三大征的胜利，且即使20多年不上朝，国家也能基本稳定，一定程度应归功于张居正建立的雄厚基础。
大明繁华早在1402至1424年永乐朝就已出现，但晚明的繁华和永乐盛世有很大区别。说到这里，简单讲一讲明朝的发展历程。
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勤政节俭，知人善任，文治武功卓越，《明史》赞永乐盛世“幅陨之广，远迈汉唐”。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国到永乐盛世，再到仁宣之治，这一阶段主要以帝王为主导，引导社会从元末乱世恢复至正轨，国君英明，政治清平，宽赋省役，兴农爱民；但政治风气总体冷峻，重农轻商，人们的理想追求以仕途为主。
之后从正统到成化，君主的政治素质、治国能力不及明初，但社会观念不再固守，弃学从商者越来越多，社会更加多元化。
成化以后到晚明，社会已经变得相当丰富有趣，许多人鄙视科举和当官，靠卖小说、卖诗词、售书画、看相、黄白术、做工匠等一技之长发财致富的人成为庞大群体，还有不少人当讼师（律师）。民间各种书籍琳琅满目，如神怪小说、侦探故事、爱情、养生、育儿等，商家还有意引导消费者购买哪些书。
此时，明人社会价值取向发生巨大变化，在农民、商人和文人身上体现显著。读书人掀起反科举大潮，把秀才帽撕碎，戴上山人帽。明朝中后期的山人现象是历朝中最突出的，可谓一大特色。苏州出现农民不愿种地的现象，他们涌入城里打工，因为比种地赚钱多。以前自命清高的文人开始向商人低头，有个典型例子：大文豪王世贞对朋友詹景凤说：“徽州商人看见苏州文人就像苍蝇追羊膻。”詹景凤回怼道：“苏州文人看见徽州商人也像苍蝇追羊膻。”王世贞听后竟无言以对。这段对话反映出晚明商人的精神文化追求更高了，而文人则变得更加拜金。
这个时期的政治可划分为弘治中兴之治世、正德至隆庆的中叶时期、万历至明亡的晚明。我认为隆庆更靠近晚明，因为隆庆朝解决俺答问题等边患及开放海禁的政策对晚明影响极大，是万历初年飞速进步的前奏。明中叶和晚明的皇帝中只有孝宗弘治可称得上明君，而正德、嘉靖、万历、天启都属于离经叛道的类型，隆庆、崇祯则平庸。在此期间，皇帝的主导作用、素质和能力已大不如明初。
晚明最精彩之处，不在庙堂，而在民间。之前长期讲张居正新政，现在我们不妨轻松一下，到大街上走一走。
晚明人熬夜玩乐，通宵“追剧”。如崇祯二年中秋后的一个夜晚，二鼓已过，金山寺锣声震天，原来是有人叫小厮来唱戏，把寺里的和尚震得从睡梦中惊醒，全寺人都跑来围观。戏一曲接一曲，演罢还不够尽兴，一直演到天色快亮。连我们现代人也会觉得这样通宵相当疯狂。
那时的戏多到像天上的星河，不管文化水平高低、政治立场如何，大家都争相写剧本。被迫害致死的东林君子杨涟和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是晚明政坛的大人物，民间也有围绕他们而写的剧本，有多达上万观众看戏，台下人山人海。
有一回演《冰山记》，演员上台念白说“我是杨涟”时，台下观众纷纷传道：“杨涟！杨涟！”由近到远，如海潮涌动，表达著对英雄的崇拜。戏演到魏忠贤杖打范元白、逼死裕妃的时候，观众虽安静却个个都咬牙切齿、面露怒色。待演到颜佩韦击杀锦衣卫校尉的情节时，可谓大快人心，观众群起欢呼跳跃，喊声几乎快把房屋震塌。
为何演到颜佩韦时观众如此激动？之前，魏忠贤迫害东林人士并逮捕周顺昌时，苏州百姓愤起抗议，出手打死一名旗尉。后来颜佩韦挺身投案牺牲，百姓都对他颇为敬佩怀念。
当时也有为魏忠贤洗白的剧本，比如阮圆海的剧大多诋毁东林党，因此受民意唾弃，没能出名。
苏州是最好玩的地方，男男女女们聚集在荷花宕，场面甚为壮观。天启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全民倾城而出，大船小船都坐满，有人甚至拿数万钱还雇不到船，用山和海都不足以形容人多的程度。晚明文人袁石公形容说：“其男女之杂，灿烂之景，不可名状。大约露帏则千花竞笑，举袂则乱云出峡，挥扇则星流月映，闻歌则雷辊涛趋。”上千名年轻美女竞相微笑，歌声如波涛澎湃，这是何等热闹！ 这些男女们不满虎丘中秋夜的躲闪，特意在六月二十四日正大光明地聚在一起。
那么虎丘中秋节又是怎样的壮观？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回忆，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少男、少妇、妙女、戏婆、声伎、奴仆，甚至包括恶少、骗子，不管本地的还是外地的，无不聚集此地。夜幕降临后，有百十处奏乐，声音如雷轰鼎沸，想跟身边的朋友聊天都听不清对方说的话。夜深时，许多人依然留下，乘船戏水，每桌都演唱，南北腔调混杂，观众议论纷纷。直到半夜三更，仍有百十人像大雁群一样排列而坐，这些夜猫子痴迷地沉浸在精彩的表演中，仿佛忘记时间。
听说书也是不可或缺的娱乐活动。晚明的南京有两位大明星——王月生和柳麻子（柳敬亭）。柳麻子说书水平极高，要提前十天送请帖和定金预约，即便如此也未必听到，换成今天的说法可谓一票难求。
晚明的客店是何等规模？假如你能穿越回那时的山东泰安州，会发现他们一家客店有二、三十间拴驴马的槽房，有二十多处戏子的住所。据《陶庵梦忆》，宴席分三个等级，上等一人独享一席，有十种佳肴、五种水果以及糖饼干果，还有文艺团队为顾客演戏，一人包席看演出；最下等数人一席，有各种美食，虽没有演戏，但仍有弹唱。整个店内即使只算弹唱的人数就已经多到不胜枚举，服务员多达一、两百人，厨房有二十多间。诸位想一想，我们现代人到宾馆，有几家达到这样的规模，吃饭包演出？晚明这样的客店客人每天都有，络绎不绝，可见消费水平之高。
那时和朋友们聚餐听歌，比我们现在唱卡拉OK还高级。他们现场创作、填歌词，普遍文化水平高，我们还要看大屏幕上的歌词，人家即兴填。每逢聚会，必有美酒、美女、美文才。
那时的流行歌曲可谓高产。冯梦龙编纂的时调民歌集《挂枝儿》几乎全是情歌，80%以上的时调曲是以女性口吻的，热情奔放地歌颂爱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晚明流行歌曲不只在年轻人中流行，全国男女老少皆传唱，而且走哪都能听到，“酒庐茶肆，异调新声”，“娇声充溢于乡曲”（《博平县志》）。
《郓城县志》记录晚明穷人也追求高质生活与时尚，“贫者亦槌牛击鲜，合享群祀，与富者斗豪华”。又如《博平县志》：“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裤”。《陶庵梦忆》也纪录了越地扫墓的盛况，名曰扫墓，其实是趁机旅游玩乐，连小户人家也一定要坐舒服的船，而且一定要有音乐伴奏，欢呼畅饮。
晚明对穿衣的审美是怎样的？时装是什么样子？万历年间，“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裤袜，亦皆纯采，其所制衣，长裙阔领宽腰细折，倏忽变异，号为时样。”（《通州志》）相比之下，约100年前，弘治、正德年间还有淳本务实的风气。
想必诸位也已看出，晚明奢靡成风。凡事都有两面，社会高度发达的同时，人心也不知不觉间醉生梦死。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规模浩大，朝廷财政枯竭，穷人被逼反，经济繁华与穷途末路形成鲜明反差。明朝一直以来的国策是以东南养西北，东南始终是财源，而明末最大的危机恰恰不出在江南，而在西北，地域贫富差距大到只能以战争终结王朝的地步。
假如派一名记者穿越回去采访南方民间的富人，他们的回答肯定是不相信大明会亡。走过270多年的风雨，总体上相当稳定，连土木堡之变的危机都能挺过，总有如于谦、王阳明、戚继光、张居正、李如松这样的英雄人物化险为夷，各大城市富裕繁华，1644年的他们一定十分诧异：怎么说没就没了？明亡后，张岱的总结刻骨铭心：“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持向佛前，一一忏悔。”
（未完待续）
澳洲年底前将推出了全新的“国家创新签证”（NIV），取代目前的“全球人才独立计划”（Global Talent Independent Program）。新计划旨在吸引全球的各行业高技能人才，特别是在关键领域拥有卓越成就的专业人士。 Read More
新州警察局局长凯伦·韦伯威胁说，如果由于铁路罢工导致观看烟花人群的安全无法保证，她将建议取消悉尼标志性的新年前夜烟花表演。 Read More
12月15日，一个网名为“Ares”的中国游客在“小红书”上发布了三段使用无人机近距离拍摄澳洲海军军舰的视频。引发了网络热议和澳洲参议员Malcolm Roberts的关注。 Read More
更新於 ：2024-12-20 03:12 12月初，三名台湾总统府当值宪兵因向中共特务提供机密遭到抓捕，之后中共渗透台湾网红的种种迹象也被媒体爆出，再次引起台湾舆论对中共渗透及《反渗透法》界限的讨论。 从中共诞生以来，统战与渗透一直是中共非常重要的战略手段，从未放松过。上百年来，其渗透能力堪称登峰造极，几乎就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无往不胜。中共当局不仅依靠统战与渗透成功地将国民政府赶到了台湾，还将全中国百姓拿捏得服服贴贴。 西方政客的幻想曾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共的统战与渗透也随著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全方位地蔓延到了世界各国，并顺利地在各级政府、学术领域，甚至地方社团中埋下种子，打下了长期盘踞的基础。 而散布在世界各国的台湾社团从来就是一个重灾区，在民主环境里成长的台湾人并没有天生的免疫力，一些单纯的台湾人往往在有意无意间被利用了、被渗透了，被统战了，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堕落在红色的枷锁之中。 每当人们提到中共的统战与渗透就会联想到特务与间谍，其实统战与渗透的范围极其广泛，广泛到不能简单地用“间谍”的概念来分析论述。 比如说，一些有点影响力的台湾人常常会公开提醒台湾商人，不要在中共不喜欢的媒体上刊登广告，或避免发表支持台湾政府的言论，美其言曰出于“好意”或“保护侨胞”，其实他们已经在中共的战壕里，替中共的统战与渗透发挥影响力了。让人产生恐惧或自觉宣扬“中国好故事”，都是红色渗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很多海外华人，包括台湾人或东南亚的华裔难民，他们的政治立场往往会随著中共影响力的变化而相应发生变化，有些人从反共走向亲共，之后又宣称反共，自由世界给了他们自由思想的空间，但他们是否真的能在立场的改变过程中摆脱中共势力的束缚呢？那就只有天晓得了。因为中共统战与渗透的力量就像癌细胞，具有顽固的持久性，有时活跃、有时潜水，当沾惹上后想洗心革面就没那么容易。 在澳中经济处于蜜月的年代，澳洲只看到了滚滚而来的金钱，却没注意到中共的金钱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减轻了澳洲的经济危机，也削弱了澳洲的立国基础，澳洲政府在中共的玩弄下几乎成为了一堆木偶。谭宝政府最终反戈一击推出了“反渗透法”，气焰嚣张的中共和统会也不得不偃旗息鼓。中共的红色势力就此消亡了吗？当然不会！那张渗透的网络不是一天建成的，也不可能在一天内轰然瓦解，该铺垫的早已稳妥，该下的种子也已扎下了根。 英国王子边上埋著红色地雷，中共军人挤进新西兰国会，泛红宪兵在守护台湾总统府，类似的情形比比皆是，澳洲也绝对不会例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区别只在于何时才被发现，西方民主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后知后觉。 中国人的群体很简单，亲共与反共都是摆在台面上，多多少少都对澳洲主流产生影响力，其它的绝大多数社团都保持低调，明哲保身，见风使舵，意见统一。 与中国社区相比，台湾社区反而显得比较复杂，那是因为各台湾社团在对台湾的定义上有著差异。 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海外缺乏具有影响力的台湾本土社团代表台湾人发声，一直被认为是台湾人声音的社团并非来自台湾，那是一些民国初期就开张的百年老店，“XX堂”，或“XX会”，以及逃离共产极权迫害的难民组成的“越缅寮”团体，他们都曾接受了中华民国文化教育，本质上捍卫的是中华民国。当中共和统会在全世界粉墨登场后，首当其冲就是对这些社团进行统战与渗透，遗憾的是无一能够幸免。…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