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相心冷性情大变，太后铁面怒罚亲爹 ｜ 北京沦陷前夕（七）

更新於 ：2023-12-09 06:19

一辆全国最奢华的房车与前后规模庞大的卫队和仪仗队越行越近，迎接这一队人马的官员恭恭敬敬地下跪，丝毫不敢怠慢。

待队伍走近后定睛一看，房车的前方赫然站著24名顶级火枪手，他们镇定且敏锐的眼神与手中的武器令人不寒而栗。往后看去，那房车尾跟著24名魁梧的弓箭手，亦有鱼贯接踵的骑兵一路扬尘。

房车是由32名壮汉抬起的大轿，称它是一座“移动的别墅”一点也不过分。轿子外围有一圈围廊，里面的人休息时可以走到围廊欣赏风景；轿的前半部分名叫重轩，其内部建有书房，供车主工作时使用，相当于移动的办公室，还配备书童在旁服务；轿的后半部分是卧室，车主无论白天黑夜都可以安稳地睡眠。此外轿中还配有珠玉绸缎。

如此级别的轿子远远超过我们常说的八抬大轿，这豪华房车内的贵宾不是皇帝，却是内阁首辅张居正——万历帝的老师，大明朝的栋梁，皇亲国戚也畏他几分。

坐在轿中的张居正此时心情复杂。一方面，他终于可以短暂休息，返乡安葬刚故去的父亲并看望年迈体弱的母亲；另一方面，夺情风暴让他折磨得心灰意冷，暗想：“我尽忠为国，却成千夫所指，斥我不孝。反正我已名誉扫地，你们尽情骂吧，道德的楷模不做也罢！”

此时的张居正一改昔日节俭谨慎作风，接受了河北真定知府钱普的献媚，即上述铺张浪费的奢华大轿；也接受了沿途府州县官的下跪、巡抚巡按的越区迎送与亲自开道。

更不应该的是，他途经襄阳时，襄王出城恭候请他赴宴，他仅仅以宾主相见的礼节回应。然而依照大明王朝的制度，即使再大的官、公、侯见藩王时也须行为臣之礼。在路经南阳见唐王时他也同样僭越。《万历野获编》记载，张居正在宴会上“坐南面”，即坐北向南。而依照古代礼法，南面称尊，北面称臣。

张居正这般犯大忌，无疑给自己及家人招来祸患、留下污点。他在世时，万历皇帝敬他，无人因礼节问题罚他，但死后难保多遗留了一个专权罪名的证据。《万历野获编》评价称“僭紊至此，安得不败！”“江陵妄自尊大，并典制不复问矣。”透过返乡葬父的排场和行为，足见张居正受夺情风暴刺激后放松了对自己的道德约束，开始抱持破罐子破摔的心理。

上期讲到《明史》说“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除以上奢侈行为外，还有证据表明“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张居正改革的核心就是整顿官僚恶习，且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但在其改革的后半期，他自己反而性情大变，多数升迁或罢免官员的决定是出于个人喜恶，特别是对待反对者几乎不再留情。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觉得无论怎样努力都会遭受批评与指责，既然不能左右外界的言论，那管好自己能左右的事就足矣，只要能继续大权在握，改革就不会半途而废；只要能实现毕生理想，国富民强，可以不择手段。张居正后期这种偏激的思想只能获得临时的成功，给自己在政坛上树立更多反对者。

但这也不能全怪他一人。如果我们将心比心，客观地分析当时他的环境，会发现他有诸多无奈和不得已。

中国古代五千年历史，所有成功的变法、改革或新政都需要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实权。我们潜意识里习惯于把权力和奸佞权臣挂钩，仿佛这一词离所有正人君子都十分遥远，但试想，如果没有智慧和渠道争取够硬的后台和实权，那么政治理想都将成为泡影。区别是，贤臣良相会以合法途径和较高的道德底线争取，其最终目的是治国平天下；奸臣则不然。这个底线究竟多高算高，它不像数字指标那样量化明了，所以许多致力变法的君子们都是戴著官场“铁链”治国的，要在制度与祖宗之法的局限下尽可能减少改革的阻力。

张居正不见得比前朝前辈们轻松。以前唐朝的政令都由宰相拟，然后交给皇帝画敕；宋朝的制度是宰相先向皇帝呈札子，待皇帝同意后再拟旨。明朝朱元璋废掉宰相后，内阁大学士的权力起初很小，往往由六部中某位尚书或经筵讲官兼任，内阁大学士本身只是五品。

之所以群臣以内阁大学士为尊，一是因为他们的兼职地位高，譬如部门尚书；其次是因为明朝到中后期皇帝不爱管事或暂时不能亲政，于是内阁出现一系列权臣，比如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都擅长权术，但不同之处是严嵩是奸臣，徐阶、高拱、张居正皆是治世能臣。

严格说，张居正作为内阁大学士，即使是首辅，很多事也不该他管，他原本应得的权力远不及汉、唐、宋代的宰相。笔者曾在第四期提到，张居正推行的考成法要求六部把手上的“考成簿”一字不落地抄两份，一份交给内阁，一份交给六科。该新政很有益处，然而六部没有义务这样做，毕竟内阁大学士不是宰相，不该管六部的事务，六部只听皇帝的话即可。

张居正如此大刀阔斧地改革，提升官员工作效率和质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踏入灰色地带。他早已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处者危地也”，名为辅政，实为摄政，揽了不该揽的权。但从另一方面讲，他得到强大后台李太后和万历帝的鼎力支持，似乎又无可厚非。他的一系列争议之举，包括不守孝、任用张四维这样听话的人、调走对戚继光等良才掣肘的人、打击反对者，都旨在减少改革的阻力。为最大程度营造稳定的政治环境，他要与太监冯保搞好关系，这本是对君子而言可耻的事，却是促成改革顺利的重要一步。他已然视改革比生命更重要，这一思想动机是他治国成功的因素，也是走向偏恣的错误之源。

总体而言，张居正的底线谈不上低，海瑞说他“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算是比较中肯的评价。另一可贵之处是，张居正几次对万历帝和李太后的劝告都是金玉良言，他们当时也大多虚心接受，这是非常难得的配合。

如某次张居正进讲，提及宋仁宗不喜欢珠饰。万历说：“贤臣为宝，珠玉何益！”张居正说：“明君贵五谷而贱珠玉，五谷养人，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万历当时还算听话，说：“然。宫人好冶妆，朕岁赐未尝不节省。”张居正听后很高兴，称颂道：“皇上言及此，社稷生灵之福也。”

李太后既是观念正、教子严的母亲，也是卓越的女政治家。《明史》评价“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几于富强”，离不开她的贡献。对于要节俭的建议她也认同，如《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万历五年，“谕修慈庆、慈宁南宫。张居正言：两宫于万历二年落成，今壮丽如故，足以娱圣母，乃欲坏其已成，更加藻饰，非所急也，请辍工。从之。”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李太后对张居正再怎么信任支持，总有发生矛盾的时候。曾有一起李太后亲爹犯错的事件，虽然她当时没有直接反对张居正，但耿耿于怀，自此结怨。张居正去世后遭万历报复清算时，恰因为此事件，李太后不愿为张居正发声。

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张居正家中突然来了不速之客，硬是执意将他喊醒。谁这么大胆？原来这夜访之人是他的老熟人——戚继光。

戚继光大老远从边塞跑来只为给张居正看一件军衣，他话不多说，当面撕开这件棉衣。张居正定睛一看，棉衣里哪有什么棉花？分明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张居正瞬间明白戚继光为何这般愤怒急切，他们都是对国事超负责任的类型，当然不会容忍军衣偷工减料令士兵挨冻。于是张居正直接告到李太后那里，因为管军队后勤的人是李太后的父亲、皇帝的姥爷——李伟。

揭露李伟失职是对的，张居正这样做是出于道义公心，不过得罪太后的亲爹确实风险极高。李太后当时的反应非常公正，并无偏袒，怒罚亲爹在门外长站，那时大雪纷飞，寒风凛冽，惩处可谓相当严厉；之后又下令撤李伟的职。至少在行为上，李太后做得大公无私，值得肯定。

但几年后，有人劝她为张居正说情时，她只是冷冷说道：“当年父亲在雪中罚站时，有谁为他说情呢？”张居正遭清算是过分了些，为张居正说情并不违背公义，可见李太后多少有些怀恨在心。

万历帝、李太后、张居正原是合作很好的同盟，亲如一家，1573至1582年间铸造了一段君臣协力中兴的佳话，张居正对年少的万历师恩深重，情同父子，当时万历曾展现出明君特质。然而，张居正九泉之下万万没想到，生前寄予厚望的好学生居然长达二十多年不上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懒的皇帝之一；还抄了自己的家、导致自己十多位亲人饿死、革除了自己生前所有官职，并终止了蒸蒸日上的改革，恨到险些开棺戮尸！“终万历世，无敢白居正者。”（《明史》）直到万历死后，天启年间才有人公开称赞张居正，到崇祯年间才有人出来为其申冤。李日宣上奏称：“故辅居正，受遗辅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崇祯皇帝表示赞同。

十年改革期间，张居正和李太后的教育和政治配合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三十多年后彻底宣告失败。有人可能觉得这事离我们遥远，但类似的教育遗憾在现代许多家庭和学校都发生过。

为何万历对昔日敬爱的张老师恩将仇报？其中的表面原因有万历的昏庸无道；有对张居正管教太严的不满，觉得少年时失去了享乐和权力至上的快感；有张居正不够谨慎的漏洞留下把柄；还有一个重要的深层原因是，当时的制度以及帝王的观念注定无法回到伊尹的时代。

早期的古人观念较纯朴，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在提醒人们“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即使君为臣纲，但圣贤始终都不忘强调对君主的制约，因为君权神授，无道到夏桀商纣地步的国君自然不能再享有福报。3000年前，商朝有位名叫太甲的王昏庸无能，宰相伊尹便将他流放到桐地，让他反省长达三年之久。后来幸运的是太甲悔过自新，于是得以复辟，从此以德治国，成为圣君。伊尹流放太甲使其改过的故事几千年来受文人称赞。

在政治传统上，明朝以前皇帝纵然是九五之尊，却也不能干预宰相的职责，宰相可以驳回他认为皇帝无理的要求，而且皇帝未必能得逞，比如宋真宗和李沆的典故。

北宋程颐有言：“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再回顾唐太宗和唐玄宗，在造就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重要因素中，宰相的作用其实大过帝王的作用，唐太宗也说过，他不赞同像隋文帝那样“性至察而心不明”，事必躬亲未必是好事，唐太宗的实际做法也是发挥各臣的配合作用。

然而明清两朝是无宰相的时代，君权和帝王心机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观念上很难转变回更好的时代了。连崇拜程颐的明君乾隆也说，天下最重要的怎么是宰相呢？应该是皇帝才对！

1582年张居正逝世后不久，万历有过一段励精图治的时期，已满20岁的他在更加成熟的同时，也逐渐意识到，原来曾经德高望重的张老师就像伊尹，而堂堂大明天子怎能容许伊尹再现？当初戒尺压在弹簧上有多重，反弹之时就有多猛。他想抹除一切张老师存在的痕迹，以向天下人证明自己不是太甲，如同后来清朝顺治帝对多尔衮掘坟鞭尸。不同的是，顺治总体上是一位不错的皇帝，而万历把自己放纵成了一个亡国之君。

万历的悲剧不能全归咎于张居正，毕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再怎样也不该罔顾师恩。造成遗憾的因素不只这些，下期将带各位走近他们师生曾经的温暖，看全国最认真的老师、最严的妈妈教育小皇帝的点点滴滴，并总结更多的成败经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