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与怀：从《巴别塔》谈到“习记”共产国际运动（二）

更新於 ：2023-12-02 22:46

（原标题）是挽歌，是控诉，也是未来的揭示

——从沈嘉蔚巨作《巴别塔》谈到“习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

二，《巴别塔》：“最后一个共产党人”为一百五十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唱出一曲悲壮的挽歌

沈嘉蔚以巨画《乌托邦》描绘了世界共产党人的奋斗理想。在10月15日庆祝集会讲话中，他坦承：这是他们的梦想，也是我本人的梦想，即使在中年以后确信这永远不可能实现，但是做梦时还是会想的。

这是沈嘉蔚由衷之言。

这位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的“革命”画家，和许多他的同代人一样，在文革中，是真诚的也是天真的共产主义者。他创作油画《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时，满怀革命激情；此画随后得到“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的称赞，可谓慧眼识珠。沈嘉蔚的“红”，并非一年半载，亦非简单地随大流，他是好思考的人，要细究起来，其思想根本来源是从苏联“十月革命”过来的……

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沈嘉蔚的革命理想逐步破灭了。或者正确地说，是政权树立的理想被这个政权治下的现实击破；是残酷的社会现实远离了沈嘉蔚心中所树立的美好理想。

沈嘉蔚2002年“再见革命”画展前言有一段像诗一般的话语，每一行的前半句联起来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的经典名著《双城记》开头那几行字。沈嘉蔚这段话既是文革那段岁月的真实写照，也是他本人后来思想转变的结晶：

这是最好的时期，因为我们年青；

这是最坏的时期，因为我们疯狂；

这是智慧的年纪，我们试图了解所有的事情；

这是愚蠢的年纪，除了毛著我们读不到任何书籍；

这是信仰的时代，我们都是共产主义者，真正地；

这是怀疑的时代，我们责疑一切，私下里；

这是光明的季节，当我被允许在画布上作画；

这是黑暗的季节；政治迫害遍布各地；

这是希望的阳春，我们正值恋爱的花季；

这是绝望的严冬，知识分子挣扎在坑底；

我们拥有一切，年轻的生命意味着一切；

我们什么都没有，没有书，没有教育，没有足够的食品，没有自由……

我们笔直地走向天堂──共产主义天堂；

我们笔直地走向别处……

走向全民族的死亡。

毛泽东的文革搞了十年。1976年10月6日晚上，“四人帮”及其爪牙被抓，文革随之结束。沈嘉蔚在相对宽松的八十年代，事业大体总算顺利，还加入了中共。但是，沈嘉蔚还是决定离开中国。1989年1月8日，周恩来忌日，他来到悉尼。作为一个油画画家，他希望到国外看看，觉得油画的根在西方，到西方国家看原作，这是许多中国油画家必须补的一课。或者，冥冥之中他好像也预见了什么。

1989年6月，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发生。这一年，东欧剧变，波兰、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共产党政权纷纷倒台。最后，1991年12月25日，晚7时32分，克里姆林宫屋顶旗杆上的苏联国旗开始下落，7时45分，一面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取而代之。此刻，标志着苏联共产政权解体；在许多人看来，也标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终结。

“六四”屠杀，学生民主运动被残酷镇压，又一次让沈嘉蔚心灵遭受莫大的震动。他和很多人一样，宣布退出共产党。

沈嘉蔚在澳洲接受了这个自由社会的价值观。

有一个例子。1998年4、5月间，在澳洲来自中国的原留学生中，发生一场论战。有人提出“进退两难”与“上下悬浮”的压力与焦虑，有人追问哪里是在澳洲居留的“新华人”的出路，有人对澳洲多元文化主义心存疑惑，沈嘉蔚按捺不住，既为澳洲多元文化主义辩护，更指出：

应该认清的是，移民都是自行选择才“有幸地”变成“西方中人”的。你若不愿意，尽可回到中国去做“东方中人”。无论当年西方人围剿土著如何残酷，今日澳大利亚的现代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已是既成事实。

应该和过去告别了。不久以后，沈嘉蔚举办了“再见革命”的个人画展，并有了创作《巴别塔》的灵感与冲动。

《巴别塔》就是他心目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全景图——从开初诞生到最后衰亡；创作《巴别塔》是他“再见革命”的认定的逻辑发展。

加缪曾经预言而且这个预言已被证实：“在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乌托邦以它们最终须付出的代价而自我毁灭。”对沈嘉蔚来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结束，永远留在日益远去的二十世纪，那个时代是伟大的，然而也是混乱的、残酷的、悲哀的。带着年轻时代就深深附上的共产主义情结，沈嘉蔚筹划创作《巴别塔》时不禁觉得，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共产党人，来为这个事业送葬——以辛辣的讽刺、深刻的同情，与理性的谴责，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唱一曲挽歌。在沈嘉蔚看来，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想做、也适合做这件作品的人；现今世界上还自称为共产党的组织与个人，都早已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共产党，而对他的下一代来说，“共产主义”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真诚”的共产党人！？看来沈嘉蔚非常执着。许多年前，沈嘉蔚曾经借用在职位上英勇战斗到死的阿连德总统之口，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认识许多高级领导人，但只有两个人因其目光与众不同给我的影响最深。这两个人是切和周恩来。他们两个人身上都有一股内在的力量，都有坚定不移的信念，都有风趣幽默的性格。”

当然，沈嘉蔚不为他们护短。他认为：他们的全部不足、过失、乃至罪行，都直接与他们的信仰及所属的政治阵营有关。人不可能拔了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共产党为了实现理想而不择手段地残害生灵之罪过，他们作为真诚与彻底的共产党人，当然脱不了干系；但共产党能在那个时代吸引这么多人追随自己，也全靠了这一类人的人格召唤。沈嘉蔚做了一个真诚的总结：

我毫不怀疑这一类数目不大的共产党人，他们真是愿意以自己的牺牲来换取理想社会的实现。但是他们越是努力，与理想社会的距离越大。这是他们的人生悲剧所在。

沈嘉蔚把创作这曲挽歌视之为自己人生的最后使命。他年轻时就信仰共产主义，至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在某些方面一直没有变。他在作品里创造了一个乌托邦，把乌托邦挂在家里的墙上，完成了他精神、信仰的实验和历程。

相当悲壮。当初，他就说：

我把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大段贡献给了这一运动。一旦我完成了这件作品，这一大段生命便不再是纯粹的浪费了。

（2023年11月22日于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