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揭示北京如何砸钱培养外国网红“讲好中国故事”。曾经为中国游泳运动员孙杨站台、攻击本国运动员霍顿的澳大利亚人David Gulasi 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已经从“洋粉红”的风光中冷静了下来。

2016年，霍顿在里约热内卢赢得奥运会金牌时，讽刺银牌得主孙杨“药物作弊”。孙杨后来因违反药物测试而被禁赛八年。

Gulasi 当时正居住在中国，他凭借美食博主、厕所幽默和“爱国主义”的结合，在中国社交媒体网络哔哩哔哩、抖音和西瓜上积累了 360 万粉丝。

Gulasi 在中国的经纪公司建议他向霍顿挑衅。 于是Gulasi 向霍顿喊话：“我为和你是同一国籍而感到羞耻，” “中国人需要站起来，为自己的国家挺身而出。”

过去十年，Gulasi 和其他一些西方网红被斥为幼稚、好争吵抱怨的新生品，他们是第一批顺应中共“爱国主义”浪潮的社媒明星，在北京很受欢迎，但在本国却被嗤之以鼻。

“他们总是做这样的事情，”Gulasi 谈到他的前经纪公司 Shock Culture 时说道。“他们经常告诉我们要发布什么类型的内容以及要做什么事情。 如果你反对，他们就会把你标记为麻烦人物。”

Shock Culture 向Gulasi 支付薪水，设计他的营销策略，并将他的粉丝数量增加到数百万。而洋粉红的“爱国”情绪也给该公司带来了经济效益，公司推销的产品销量因此大增，包括药品、护肤品和时装，着实向中国消费者收割了一波“爱国税” 。

洋粉红们被西方社会所不齿。“当你年轻的时候，你会做一些不考虑后果的事情。”Gulasi 说。“面对憎恨，你会想：我可以做得更好吗？ 我不说这是遗憾。 但我想说，我不想让人们认为我不爱我的国家。”

这位在悉尼长大的英语老师在 2019 年新冠疫情爆发前离开中国，回到澳大利亚。过去几年中，中国政府支持的机构培养着越来越多的“洋粉红”，渗透至大学、工作室、奖金数千美元竞赛，包括美国的探索频道和国家地理频道。

ASPI 研究员Fergus Ryan与另两名学者对 120 名中国的外国网红进行研究，发现中国政府在利用网红来应对国内外舆论方面越来越老练。“他们正在培养一批外国人，他们随时准备在关键时刻为中国挺身而出。”用中国官方媒体编辑杜国栋的话来说，网红团队的目标是培养一批“洋嘴”、“洋笔”、“洋脑”。

洋网红们被中国官媒标榜为“西方社会的客观观察者，在防火墙内维护国家叙事的可信度”。

Ryan说，“北京正在建立多语种影响者工作室，以培养国内外网红，接触全球年轻网民。”一些工作室制作的新疆维吾尔人问题的视频已经上升到 YouTube 排名的榜首，与真实的调查纪录片相抗衡。

去年6月，上海联合传媒集团宣布了一项“综合媒体工作室赋能计划”，集中资源培养网红明星，并与中国领先的科技公司合作，包括抖音和腾讯的微信战略研究院。

该集团还成为新西兰人Andy Boreham的代理，他从一名食品和宠物博主转变为中国政府的坚定捍卫者。Boreham称澳大利亚“被洗脑”，并指责“西方进行系统性诽谤运动”。

绰号“火锅大王”的美国网红Nathan Rich，源源不断地发布视频，助北京逃脱COVID-19 源头的追责。他的视频 “COVID-19 病毒是否源自美国德特里克堡？ 这是阴谋论还是合理怀疑？” 观看次数超过 750 万次。Ryan说：“这些虚假或完全虚构的身份为国家叙事披上了独立和自发的外衣。”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动讲好“中国故事”，他将其定义为“建立与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中国驻澳使馆于 2021 年 12 月分享的一段视频诠释了这个定义。意大利留学生Rachele Longhi 在中国政府人员的指导下，在西藏拉萨的一所学校内度过了一天。她批评了 BBC 对西藏的报道，并表示“决心讲好中国故事”，“呈现一个可信、可爱、令人尊敬的真实中国”。

ASPI 调查发现，北京将对外国社交媒体明星的投资与价值数千美元的奖金以及全国各地的大学培训计划相结合，发掘下一代视频博主。2022 年“我的中国故事”竞赛的预算为 40 万美元。 比赛共提交了 6 万个短视频， 中国政府有权使用任何提交的视频来“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积极愿景”。

同年晚些时候，中国顶尖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在中宣部指导下成立首批“对外话语创新研究中心”。 福建华侨大学成立“海外新声代”新媒体工作室。 今年，清华大学举办“爱北京的100个理由”竞赛，要求国际学生制作发往美国社交媒体的短视频。

中国的网红工作室现在已经超越了社交媒体，进入了传统的广播网络。去年，一部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监制、由日本导演竹内亮制作的电影在美国主要有线电视网络《国家地理》上播出，竹内亮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洋网红之一。 而中共的中国国际传播中心正在为《探索频道》制作六集系列纪录片《是什么让中国成为中国？ 》。

Ryan发现：“就探索频道而言，与中国宣传机构的合作似乎异常长期、频繁，并且与中共的对外宣传目标紧密结合。”

但其他人似乎没有Ryan那么担心。他们认为，尽管投入大量资源，北京对西方网红的利用仍然笨拙、管理不善且效率低下。去年返回澳大利亚的前中国官方媒体主持人和流行歌星Harry Harding 表示，该系统未能扭转全球舆论的潮流。“我认为，老实说，他们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感到相当绝望，因为中国的大多数外展项目都失败了，”他说。

“我认为，对于大多数仍在中国从事媒体相关领域工作的非华人来说，他们做宣传以外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认为他们的未来可能会有点困难，因为对于其中很多人来说，我不知道如果北京有一天认为制作这种敌对内容不再有用，他们会去哪里。 ”Harding说。

Harding 在中国被称为“哈扎”，在广东工作了十年， 他在中国时也为中共歌功颂德。Harding 今年早些时候向媒体透露，他认为自己成为了中共间谍活动的目标。澳大利亚安全部门证实他的担忧是正确的。

“我认为有时我们对北京的信任有点太多了，”Harding说。 “当谈到它的一些操作时，很多时候都没有认真对待。”

回澳定居的Gulasi 现在在网上开设英语课程，他声称，在拒绝提供某些形式的内容以及在营销和策略方面存在分歧后，他与中国代理机构分道扬镳了。“成为一名有影响力的人真是太棒了。 我非常喜欢网红的生活。 但我错过了很多年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 对于过去发布的内容我无话可说，因为它已经存在了。”

但他对后人有这样的建议：“了解你发布的内容并与国内的人核实。 确保你发布的所有内容都是道德的，”他说。 “别忘了你正在发挥影响力。 所以要有好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