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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赠英才挽狂澜 | 北京沦陷前夕(三)

更新於 :2023-10-25 03:49

上期讲到,明亡的深层原因不是由单独哪一个皇帝决定的,也不是由哪个功臣走得早晚决定的。全面来看,明末最大的问题是:

财政压力、农民起义、辽东边患、天灾、民怨、党争、宦官。

先以财政为例,早在嘉靖年间的耗资就已相当庞大,而且很多开支是原本可以避免的,军费要钱,贪污要钱,炼丹要钱,入不敷出,于是层层摊派,官与民皆压力巨大。海瑞当年有句评论相当经典:“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后来万历年间军费开支也大,万历三大征——平哱拜、赴朝鲜、平播州,虽然均取得胜利,但给晚明财政困难造成重大影响。到万历晚期时,明军与后金之间爆发了一场著名战役——萨尔浒之战,明军不仅惨败,而且从此辽东战争不断,在后金的铁骑进攻下,明朝的军费支出成为巨大负担,后来又增派辽饷。辽东战事的负担不仅是政府的负担,而且会加到百姓身上,更进一步加剧民不聊生的状况。

(图:Adobe Stock)

 

明末出现的这些危机都是相互联系的,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譬如在辽东前线屡战屡败,在袁崇焕取得宁远大捷前明军没有一次打败后金军。官僚腐败无能,不能早日平息边患,政府就要一直在辽事上花钱,粮饷要从百姓身上出,再加上西北地区从天启中叶起就连年大旱等天灾因素,农民在多重压力下被逼反。为镇压农民起义,崇祯年间朝廷又增派剿饷,再度加重百姓负担。为抵御满清侵略,明朝名义上说要训练边兵,所以又加派练饷。辽饷、剿饷与练饷合称为“三饷”,明朝到最后民怨四起,与这三饷带来的重压密不可分。从万历后期到崇祯上吊前夕,一个肿瘤越长越大,几乎无法医治。

难道在此之前,举国上下就没有贤才进行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吗?

其实是有的。万历头十年(1573年至1582年)就是为大明王朝延长寿命的中兴时期,这期间有一位内阁首辅力挽狂澜,使江河日下的明朝呈现短暂的辉煌。这位救时首辅就是著名改革家——张居正。

(图:公有领域)

 

明朝早在嘉靖年间就已呈颓势,“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亏”(《论时政疏》),嘉靖死后,隆庆年间在高拱主持下有所改善,为后来张居正改革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隆庆帝临终时把年幼的皇子(即后来的万历皇帝)托孤给高拱和张居正,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后,“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史》),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焕然一新,财政收入增加,经济发展,边防稳固,中央集权加强,行政效率骤增。上至帝王朝廷,下至黎民百姓都看到了一线走向盛世的希望。

然而,仅在短短六十多年后,明朝就在1644年灭亡了。从国泰民安到亡国,万历皇帝在位的四十八年间其实是晚明最关键的转折时期。笔者曾在第一期文章提及,万历和天启对明亡的影响更深,更符合亡国之君,他们给崇祯留下的是难以挽救的烂摊子,而崇祯的时代是无奈中加速灭亡的时代。

明亡的丧钟第一次响起,是在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终止张居正改革之际。万历这四十八年既精彩纷呈,亦令人扼腕;它是一个自由奔放的时期,也是呈现近代化萌芽的时期;它有智慧而孤独的栋梁之才,有由夺情引发的血雨腥风,有长达三十年不上朝的奇懒皇帝,有恩将仇报的悲剧,有引发激烈党争的太子之争(“争国本”),有名扬天下且改变后世政坛的东林书院,有“疯子”入宫打人的荒唐大案,有抗日援朝的跨国战争,有影响后世数百年的戏曲巨匠,也有在东北边境被后金团灭的惨败。在此期间,中国与西方都在巨变,大明在利玛窦的牵线下与逐步近代化的欧洲文明进行了交流,然而中西的走向却大不相同。

(图:Adobe Stock)

 

为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明亡的历史,接下来将深入讲述万历年间的是非兴衰,往后再细讲天启、崇祯时,许多事会联系在一起。

而这些,需要从张居正的辉煌成就与功过,以及他与万历皇帝的恩怨情仇说起。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无论是开公司、上班、教育孩子还是处理人际关系,或许都可以从这段历史中学到许多经验和教训。

张居正在改革前先获得了关键的有利环境,即“铁三角”的稳固保障——皇帝、太后、大内。张居正是万历小皇帝的老师,两人不仅是君臣师生关系,而且情同父子。万历刚登基时年仅10岁,所以国家大事基本上都要由张居正管理,摄政的这十年是他将政治理想与才华付诸实践的好机会;此外,张居正也颇受李太后信任,也受到司礼监太监冯保支持。小万历和李太后是强大的后台,冯保是关系密切的同盟,这样一来,一个稳固的改革基础成功搭建完毕。

改革措施可以概括为清丈土地、推广一条鞭法、整顿吏治、边防新政。下面笔者结合生动的实例来讲他的改革是怎样进行的。

(图:Adobe Stock)

 

清丈土地

明朝中叶开始就出现了土地兼并隐漏的状况,许多地主隐瞒田地,长期以来逃了很多税,这就导致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国家收入越来越少。

于是万历六年(1578年)开始,张居正下令丈量全国的土地,旨在清查大地主隐瞒的庄田,结果这一查可不得了,堪称增加财源的大收获:全国竟有多达300多万顷农田没交税!

300多万顷相当于3亿多亩!对比明朝建国之初,《明史》记载洪武二十六年耕地面积8.5亿亩;后来从弘治时期到万历初年的一百年间,全国交税的田地只有4亿亩。显而易见,如果没有这一次大规模丈量田地,还会有多少地主继续逃税。单丈量田地这一项政策就给政府增加了巨额税收。

张居正说:“清丈事实百年旷举,宜及仆在位,务为一了百当。”可见清丈土地的重要性。该举措也为下一步措施,即推广一条鞭法铺路。

 

(图:Adobe Stock)

一条鞭法

这个一条鞭法其实不是由张居正最早开创的,它在嘉靖年间就已确立,张居正于万历九年(1581)将其在全国范围推广。

不得不说,这一条鞭法实在太妙了,更重要的是它适应了当时工商业发展的时代需求,也更进一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在近代化的标志当中,工业发展与市场经济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当时明朝能够把握机会将经济推向近代化,可能会与西方的步伐相差无几。

那么一条鞭法的措施究竟是什么呢?怎么跟工商业有关呢?

要想更清晰地理解该项政策的意义,我们需先从当时的背景开始了解。

当时苛捐杂税繁琐,什么土地税、人头税、土产税等,不仅麻烦,而且贪官有中饱私囊的机会,导致一些百姓叫苦不迭。张居正早已意识到这点且时刻牵挂,说“惟是黎元穷困,赋重差繁,邦本之虞,日夕为念。”

赋和役是分开的,赋就是民众向政府交实物、银钱,役指的是国家需要修筑国防工程、水利、交通、宫殿时让百姓提供免费劳力。

然而自明朝中期开始,手工业和商业明显呈现繁荣趋势,尤其江南地区,许多农民弃农从商,货币的流通也增加了。在赋税方面,与其向政府交实物,不如直接交银子。

(图:Adobe Stock)

 

张居正改革前,江南已局部实行征一法、鼠尾册、十段锦法、均平银、纲银法,都为张居正改革打下基础。譬如纲银法,化繁为简,以出钱代替劳役,正符合工商业繁荣的趋势。

在上述背景下,一条鞭法逐步扩大实施范围。简单来说,一条鞭法就是将田赋和各种徭役合并在一起征收,各种杂税合并到一起。原先交实物的,统一折合成银两,比如小麦、豆子、稻谷等农作物,都简化为货币。一旦简化并折合成银两,呈现在百姓面前的便是清晰的总数字,一年该交多少一目了然。总数公开透明,有些贪官就很难再中饱私囊或者任意摊派了。

赋役货币化后,国家不需要农民交那么多实物了,于是农民就要想办法增加货币收入。货币收入从哪来?把农产品投入市场,换成货币,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即为推动商业发展。

再有一点,农民和役户可以拿钱代役,政府将力役改为雇役,雇人代役。自此,徭役对农民的限制便有所削弱,农民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做别的事,比如身体不好的可以多些时间在家养病,弃农的可以从商,或者成为雇工,有力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也能减轻百姓的负担。

另外,赋役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不再经过粮长、里长,官府直接把赋役数目发给各家各户,各户交赋役时也是直接交给官府,避免里长和粮长在中间徇私舞弊。

总的来说,一条鞭法推广帮助大明缓和了经济危机,减轻了百姓负担,增加了政府收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治理水患

再有一项措施也帮助增加农田,那就是兴修水利。因为万历初年黄河常泛滥,故道泥沙沉积,入海口水流不畅,所以张居正采纳潘季训的建议,命令修筑黄河到淮河的堤坝,有效抑制黄河泛滥,之后漕运更加畅通,多年的废地也恢复成了良田。

 

(图:Adobe Stock)

政治成效

以上是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成就。其实政治方面的变革更关键,因为一切政策要想落实,都离不开人事,用什么人、怎样整顿官场风气、如何提高办事效率、如何考核官员等。

而张居正在吏治方面做得相当漂亮,扭转了百年以来散漫、低效、敷衍的风气。上文提到过,《明史》有12字对他的政绩进行了概括,这12字概括得相当精准有力,即“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加强尊崇皇权,严格考核官吏,赏罚分明,号令统一,上面下达的政令,下面必须执行,后来即使是在万里之外的地方,早上下令,傍晚即可实施。

(图:Adobe Stock)

 

不过,如果只是小吏犯法,依法惩处倒不是难事,关键是面对权贵犯法该怎么办。当时有个典型的例子,黔国公沐朝弼多次犯法,本来是应该逮捕的,但不少朝臣都觉得很为难,毕竟沐朝弼的爵位不一般,再者担心把他逼反。

沐朝弼仗著什么权势敢如此嚣张?原来,他们沐家的祖先沐英是太祖皇帝朱元璋身边的将军,曾被朱元璋收为义子,后被封为黔宁王。明成祖年间,沐英的儿子沐晟因军功被封为黔国公,从此他们家世世代代承袭这一爵位。

 

但张居正不打算放过沐朝弼,于是想出了一奇招——提拔重用沐朝弼的儿子在朝廷当官。沐朝弼听说这事后,哪里还敢起兵造反,毕竟谁愿意跟自己的儿子对立呢?朝廷不久后派人带他到京城,他一点都不敢反抗,后来就被软禁了。

从以上几点,想必不难看出张居正既有铁腕,又有智谋,真可谓上天赠予大明的救国英才、救时宰相。他还有一项开创之举——考成法,以及在边防上的成就,和独具特色却备受争议的用人之道也都值得关注。不过,在他大刀阔斧的改革期间难免会遭遇巨大阻力与批评,而他面对的困难其实是超乎想像的,甚至还包括明朝历史上最激烈的夺情争执。

(未完待续)

 

 

This post was last modified on 2023年11月15日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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