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4-09-08 15:53
三月本该是春暖花开、人皆欢喜的好时节,然而1644年三月十八日的北京却阴云密布,笼罩在一片恐惧与动乱之中。这一日,是大明亡国的前夕。
当晚,闯王李自成的起义军攻破北京内城。崇祯皇帝朱由检闻讯后大惊失色,尽管这样的局势已在意料之中,但没想到来得如此之快。他赶忙问“大营兵在哪?李国桢去哪了?!”而得到的回答令他再度心寒:“大营兵全都散了!皇上您也赶快逃吧!”
今年他已听过太多败讯,这一次无疑又是雪上加霜。于是,他决定登上煤山亲自看个明白。
放眼望去,目光所及之处是他平生最不愿看到的场景:昔日繁华太平的北京此时已沦为一片火海,战火将黑夜照得如同白昼,也将大明覆灭的命运照得清清楚楚,赤裸裸地摆在这位年轻帝王面前。这一刻,是国破;下一刻,是家亡。
徘徊良久后,崇祯返回乾清宫准备安排后事,下旨“命成国公朱纯臣提督内外诸军事,来辅东宫”(《明史纪事本末》),命人进酒,连饮数杯。然而纵饮千杯入肚,又怎能消尽心中无尽的愁,扭转王朝的命运?他一边饮酒一边叹道:“苦我民尔!”
面对同甘共苦十八年的老婆周皇后,崇祯痛作诀别:“大势去矣。”刹那间,夫妻二人泪流满面,在场的宫人无不悲泣。
周皇后向崇祯顿首说道:“妾自嫁陛下十八年来,陛下一句建议都听不进,才导致今天这地步!”说罢,她依依不舍地轻抚著太子、永王、定王三个年少的皇子,挥泪作别。待目送亲骨肉远去后,周皇后悬梁自尽。
崇祯安排三个儿子换上平民的衣服,希望他们能混出宫外。临别之际,崇祯看著眼前三个从小在深宫长大的孩子,不知这一别后他们还有多大机率活下去,于是一阵悲恸再度涌上心头。他叮嘱孩子们:
“你们以前都是皇子,但京城陷落后,你们就只是普通百姓了,各自逃生去吧!你们不必恋朕,朕必与社稷共存亡,没有脸面在九泉下见列祖列宗!你们以后一定要谨慎小心啊,如果遇到做官的人,年龄大的应当称呼他们老爷,年轻一点的要叫相公;如果遇到平民,年老的要称呼他们为老爹,年轻的要叫老兄或长兄;如果遇到文人,要叫先生;遇到军人,要叫户长或长官。倘若你们能死里逃生,记得为父母报仇,不要忘记我今天的教训!”(见《烈皇帝遗事》与《小腆纪年》)
语重心长地叮嘱后,崇祯还不放心,一想到外面战火纷飞,而且三皇子定是敌寇的重点抓捕对象,不禁悲喊:
“你们为何不幸生在我家!”
告别皇子后,崇祯将十五岁的长平公主召来。看著眼前的亲闺女正值如花似玉的年华,本已订婚,但婚事因战事紧急而中止,如今又遭遇国破家亡,若被贼寇擒住必遭凌辱。想到这里,崇祯不禁哀叹:“你为何也生在我家!”
叹罢,崇祯挥剑砍向女儿。长平公主当时出于本能伸左手去挡剑,结果左臂被砍断,晕倒在血泊中。崇祯呆立原地,握剑之手颤颤发抖,想到贼寇不会凌辱残废之人,不忍再对女儿补刀。
紫禁城这一夜,漫长如年。
三月十九日清晨,天色近曙,太阳一如既往即将从东方升起,崇祯也一如既往勤奋地上朝,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是大明王朝最后的早朝,也是大明天子最孤独的早朝——“帝御前殿,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明史纪事本末》)召集百官的钟声敲响后,却无一臣前来觐见崇祯。
此时此刻,面对此情此景,崇祯感叹:“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
然而,无论他怎样不甘,怎样绝望,大明的路都注定走向终点。而他的人生,也在此时走向尽头。
崇祯再次登上煤山,作为堂堂天子,这时身边只有宦官王承恩陪伴。他咬破手指,以鲜血写下人生最后一诏:
“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明史纪事本末》)
薄德,指德行不足;匪躬,指他为国操劳,不顾自身利害;天咎,指上天的惩罚。崇祯这份血诏主要表达的是,“我虽然勤政尽力,但德行有亏,上天降罚,我没能守住祖宗留下的江山,但也都是群臣之错害我到今天这地步。我无颜在九泉之下见列祖列宗,于是摘掉皇冠,披发遮面。贼寇们,你们可以虐待我的尸体,但不要伤害一个百姓!”
写完血诏后,崇祯在一棵老槐树上自缢殉国,孤单地走完了人间的行程。驾崩时,他披头散发,头发遮盖面庞;穿白绵䌷袷,蓝纱道袍,下身白绵䌷裈,一只脚光著,另一只脚穿绫袜及红色方口鞋(见《甲申纪闻》)。他自缢后不久,王承恩亦随之自缢。
自此,历时277年的大明王朝永远停留在这一天。该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甲申之变。
那么,崇祯为何会有如此悲惨的结局?给今天的我们留下怎样的教训?
中国历代皇帝中,崇祯是比较特别的君主,也颇具争议。争议主要在于对他的评价以及他与明亡之间的关系。纵观他自16岁登基到33岁死亡的执政生涯,他几乎没有一天松懈过,勤政爱民,生活节俭,不好声色,明显具有明君的特点;但刚愎自用,喜怒无常,生性多疑,用人不当,一错再错,被骂为昏君、暴君、名副其实的亡国之君。
有人可能会说,大明在崇祯年间灭亡,那亡国之君不就是他吗?亡国之君其实指的是导致国家灭亡的君主,如果某人正巧是某朝最后一任君主而不是亡国的主要祸首,通常被称为末代皇帝,譬如家喻户晓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历史上有些亡国之君,每当我们提起都没太大争议,比如夏桀和商纣;而像溥仪这样主幼国疑的情况,说是末代皇帝毫无争议。但崇祯的情况很复杂,关于他究竟应被评为亡国之君还是末代皇帝,他究竟是不是明亡的主要责任人,长期以来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如果从对比的角度看,万历和天启对明亡的影响更深,更符合亡国之君;但如果把崇祯视为末代皇帝,和他的一系列大错又显得不对等。综合客观地评价,崇祯或许可以被概述为这样一类人物:生不逢时的加速皇帝。
说崇祯生不逢时,是因为他爷爷万历和哥哥天启给他留下的是个烂摊子,他再如何勤政,都很难力挽狂澜。说崇祯加速明亡,是考虑到他突出的性格缺陷及决策失当。假设他的时代处于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后不久,那么先皇留下的盛世底子或许可以起到抵消作用,崇祯的自负多疑等性格缺点影响未必很大。然而事实上,他所处的是内忧外患愈加严重的时代,兵荒马乱,双线作战(一线是农民起义,一线是满清),这时的大明已承受不住决策失误的重担。
谷应泰对明朝灭亡有这样一段评价:“故明不亡于武皇者,以孝宗之蕴泽厚;而明无救于怀宗者,以熹庙之留毒长也。”有一定道理。明武宗是个十分荒唐的君主,但大明江山没被他玩垮,主要归功于他爹明孝宗勤俭爱民,信用贤良,一度呈现“弘治中兴”。而崇祯无力挽救大明,一定程度是因为他哥天启不理政事,纵容宦官魏忠贤扰乱朝纲。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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