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老之人的双城记（三）墨尔本，林黛玉般的艺术家？

先前笔者将澳洲的城市拟人化，悉尼有薛宝钗的艳冠群芳，墨尔本有林黛玉的清新雅致。本来是为了让读者对两个城市的特色有个更直观的理解，勉强将她们带入角色，其实人和城市是两种不同的对象，就算是人与人之间也不能简单对号入座，一个城市的内部更可能有着天差地别的不同。

话又说回来，本来也没有像写研究论文那样举例严谨用词考究，那么样的话多枯燥无聊啊，也就是闲散之人说些闲话，能让读者觉得有趣，也算功德一件，若是令一些客官不爽，动了怒，还请大人有大量，多多海涵，不必和一些上不了台面的闲话至气，伤了身子就不好了。

最近，走在街头，两旁的行道树花开正艳，不知是桃花还是樱花，不禁想起唐代诗人崔护的《题都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绯红的面颊和粉艳的桃花相互映衬，一副浪漫迷人的画面，相信让你的心情也会为之点亮。春季天干物燥，多喝水可以滋润我们干燥的皮肤和焦躁的情绪。

笔者后来细细思量，墨尔本在很多方面还真的和我们的林妹妹有些相像。以前没来墨尔本之前，只听人说过悉尼的年日照天数比墨尔本多，墨尔本的天气有点怪。来了之后，我才知道这个怪具体指什么。 我们的林妹妹多愁善感，性格和大观园里的其他姑娘相比算是比较古怪的，她可能前半晌还和其他姐妹一起玩斗草、射覆、花名酒令，不亦乐乎，后半晌可能对镜贴花、睹物思人、暗自神伤，泪如雨下。

墨尔本的天气有时也是这样令人捉摸不定，前一秒你可能还慵懒地在沙滩上晒着日光浴，下一秒太阳宝宝就要和你玩捉迷藏的游戏，只见它悄悄地隐匿到云层后面，然后豆大的雨珠就噼里啪啦地落在你身上，你若一时找不到避雨之处，那要沦为落汤鸡般难堪。所以来墨尔本之后，我养成了在随身的背包里放一把折叠雨伞的习惯，以备不时之需。但是我也发现很多当地人似乎习惯了这种大自然的捉弄，你经常可以看到在外面细雨成线的时候，有人依然在不紧不慢地闲庭信步，雨实在大了点，就把连衣帽一翻，仿佛外面喧嚣的世界都与已无关。

当我在墨尔本的各个周边郊区闲逛的时候，经常可以在转角的街头发现一家自助洗衣店，只要投币几元钱，等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将你的脏衣服洗干净然后烘干。令我困惑的是，这种自助洗衣的方式，从长期居住的角度来看，似乎并不是最便捷和最节约成本的，首先，你需要在那干等半小时，如果住得离洗衣店远了，还要来回奔波；其次，购买一个普通品牌和一般配置的洗衣机从几百到上千的都有，如果洗衣机不出故障能用个几年，用自己的洗衣机还是相对划算的。

后来我想了想，排除了极端的难以负担的情况，大概很多租客因为工作原因，并没有准备在一个地方长住，不买洗衣机这样的大件家电可以减少多次搬家的劳累奔波。但是，这种想法很快被我的一次亲身经历否决了。

一天，我洗好衣服放在外面晾晒，然后回屋做自己的事。过了一会儿，隐约听到外面急猝的雨打芭蕉的声音，感觉情况不妙后，于是撒开腿冲了出去收衣服，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这措手不及的雨将本来快干的衣服打个半湿，等我七手八脚地将衣服收拾回去，转头就发现外面雨突然停了，太阳宝宝又不知不觉从哪里探出头来。我于是折返回去，把衣服再晾起来，但是还没等我晾完，雨滴又触不及防地落下来。被它们连二连三地捉弄后，我彻底失去信心和耐心，干脆在屋里拉个绳子挂起来让它们自然风干吧，心想这天气真的对晾衣服不友好。

墨尔本在某些方面像林妹妹一样令人既爱又恨，在另一些方面也让人对她刮目相看。澳洲有点像巴西的多首都功能分区，堪培拉是政治中心，国际知名度不高，悉尼是经济中心，久负盛名，墨尔本则是文化创意中心，她新近有着最宜居和最包容城市的美名。这样的划分也许存在主观的偏见，并不能体现一个城市全方位的特点，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差异，但是这样的功能定位似乎已深入人心。

刚来到墨尔本，驻足在CBD的街头，我一方面会着迷于大片19世纪中至20世纪初的优秀古典欧式建筑群，另一方面也会惊叹于现代前卫建筑的魔幻与瑰丽。

提到最宜居城市的美名，我对此没有什么发言权。每个人都有他心目中最佳的居住环境和居住形态，况且我们的社会也像动物界的食物链一样是分层而居的， 最上层和最精英的那部分永远享有最佳的社会资源，居住条件自不必说，即使是最贫穷落后和动荡不安的非洲大陆的角落也有一些让人宜居的地方。

如果从地理位置和区位条件来说，她一定是绝佳的。 东部有连绵起伏的山地丘陵，中西部有广阔的平原腹地，坐拥大河大海。在中国风水先生看来，她也是一块宝地，就像纽约、上海和悉尼一样，她的城市最精华的部分都向海而生，临水而居。

走在墨尔本的街头，你可以处处感受到这座城市独特的文艺气息。大型建筑的墙面上经常可见巨幅的人物绘画和艺术涂鸦，还有那些不计其数的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他们或是伫立街头拉一首小提琴的名曲《恰空舞曲》，又或是弹奏一曲欢快轻盈的钢琴名曲《少女的祈祷》，即使没有演奏乐器的天赋，也可以在露天的歌剧院里高歌一曲。

除了音乐艺术家们，当然也少不了安静的画家们，他们有时用几根简单的粉笔头就可以在地上描绘出悉尼歌剧院壮美和福林达火车站的繁华，一些以地为床、以天为被的街头露宿者也有令人惊叹的艺术天赋，他们的画作经常由一些不太相关的鲜花、毒蛇、酒杯或是抽象的符号组成，有点毕加索的超现实主义的特色，盯着这些画作看久了，你可以隐约体悟到创造者所要表达的内涵。

谈起艺术，谁年轻的时候还没有一个关于艺术的梦想呢。千禧年之初的时候，湖南卫视举办的超级女声、超级男声音乐选秀节目风靡全国，吸引了无数怀抱音乐梦想的少男少女们，然而最后能脱颖而出，保持星光灿烂的人屈指可数，大部分人在短暂闪亮后就永远地隐匿于星辰大海。

笔者也曾经有一个音乐表演的梦，从小就痴迷于各种乐器，但是这些在升学压力和中国父母传统式的期待下，似乎都是不务正业的存在。 我曾经认识一位在圈内小有名气的音乐人，他向我倾诉他的音乐之路是为了实现母亲未能完成的愿望，他大学顺利读了音乐专业，而他母亲当年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做出这种抉择。

在大部分中国人的认知里，文化艺术似乎从来带有某种阶级属性，在一般的刻板印象中，它总是和有闲阶级联系起来。文人和优伶尽管满腹才华且自视清高，但是他们依然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依附者，他们依附有权者有势者，成为他人的门客，供他人消遣娱乐或出谋划策的同时，也顺便解决了自己的生计和自我实现问题。所以有些文化人会自嘲“百无一用是书生”，他们的境遇有时甚至不如一辈子安分守着土地的平民白丁。

这样的认知至今依然影响大部分中国人，在他们眼中，音乐、美术、哲学这类专业大概只有不担心就业的“国民老公”王思聪才会信手拈来。前面提到的那位音乐人，也比较幸运，他的父母都是成功的企业家，他可以在做出选择时不用有太多后顾之忧。

如今的各种文化艺术自发性组织何尝没有一种阶级属性呢？有些人很难加入的原因，文人相轻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你们不是一类人，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价值观，注定你和他们走不到一起。你会看到那些混得名声大噪的艺术家们，他们的名片上总有一个你意想不到的Title。这既是现实，也许是他们的无奈。

中国人传统的节日中秋节即将来临，亲朋好友之间馈赠月饼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人情往来。还记得我小时候，每逢年过节，家里的各种礼物堆成了山，虽然我可以尽情享用，但是它们名义上的收件人都是我的父母。我好奇问我父亲，“这些叔叔阿姨为什么送这么多礼物给你呢？” 我父亲呵呵一笑说，“这些人情世故等你长大就知道了。” 我从父亲的语气中，隐约感受到收这么多礼物并没有很开心，反而像欠着别人什么。

长大后，我知道这些礼物带给收礼人的并不是喜悦，而是一种人情的负担。人性本质上都是自私的，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送你礼物，那些送父亲礼物的人无疑对父亲有所求，收了人家的礼，未来就要回报人家，这就是中国人的礼尚往来。也许对一些爱慕虚荣的人来说，这代表个人的社会关系好和社会地位高，但是这些虚名背后有多少是真诚永恒的友情呢？所以我每年吃着自己买的月饼，安心满足开心。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社会关系莫不是像送月饼收月饼这样的人情往来，中西方社会莫不是如此。你给别人带来什么，别人就给你带来什么，没有什么一厢情愿，也没有什么愿打愿挨,我们的一切社会规则莫不是如此。我们的饥饿艺术家们也许只有在被社会的熔铝一点点磨灭棱角的同时，才能不情愿地领悟这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