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澳洲

王亚法—薛耕莘谈往事

薛耕莘是当年上海法租界中叱咤风云的要人。他是个混血儿,父亲是中国人,母亲英国人,从小在比利时受教育,和比利时首相廷德斯曼是同学,精通中、英、法三国语言,回国后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翻译,不久提升为最高职位的华人特级督察长。

上海解放前夕,香港警方邀请他去当警督,其时潘汉年也托人带来口信,说凭他多年对中共的帮助,要他留在了上海,另有重用,不料一九五一年,在镇反运动时被捕入狱,判处无期徒刑,直到一九七五年才获释回沪。

薛耕莘于二〇〇八年九月七日逝世,享年一百零四岁。

我和薛耕莘是忘年交,前些年回国,每次必去他岳阳路的寓所探望,听他摆谈当年法租界的故事。我最后一次看他,是二〇〇七年的夏天,那时他一百〇三岁,记忆和听觉尚和年轻人一样,反映敏捷。临别时,他将自己写的《上海滩冒险家乐园》一文的手稿,和一叠文字资料送给我,遗憾的是我至今尚未整理,以致我还欠他一份文债。

作者与薛耕莘(右)

薛老曾经跟我讲过很多法租界黑白两道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关于杜月笙解决上海法商电力公司工人罢工的事。

一九三零年,上海法租界总督费奥理因贪污和与黑社会勾结,被革职召回法国,换了一位叫法白森(也有译法布尔)的中校来做总督。

法白森为官清廉,性格耿直,且有法国民族的傲慢,他接受上一任总督犯错的教训,一上任就打算放三把火,打击黑社会的威风,偏巧这时候杜月笙撞上了他的枪口。

那天法伯森把薛耕莘召到办公室,怒气冲冲地说:“昨晚青帮流氓头子杜月笙派人送往我公馆一桌金台面,被我拒绝了,他把我当作前任费奥理先生,这是公然对我的侮辱,眼下租界里乌烟瘴气,黑社会横行,鸦片毒品公然泛滥,我要严加整治,要先从杜月笙身上开刀!”

薛耕莘听罢,解释道:“杜月笙碰不得,此人在上海滩呼风唤雨,能量极大,请总督先生三思而行……”薛耕莘告诉我,其实那时他私下收受了杜月笙五百元的月俸。

法伯森哪里听得进,一味咆哮,薛耕莘自知劝不了,只得无语退下。

果然,还没等法伯森发布整治条令,法租界的法商电车公司工人就闹事,发起了大罢工 。

电车工人罢工,整个法租界就乱了套,老百姓叫苦连天,社会秩序一团糟,法方工董局几次找罢工领袖谈判,均不得要领,以失败告终。其实工人中有不少人,甚至个别工运领袖,都是青帮成员,杜月笙的门生,他们串通起来玩弄租界当局,法国人哪知就里。

法伯森灰头土脸,只得找薛耕莘等几个华人要员商议。薛耕莘提议,此事只有请杜月笙出山才能摆平。法伯森多方打听,别人都这样认为,于是他只好服软,点头认同,但又碍于面子,不便自己出面邀请杜月笙,只得请求上海市政府出面斡旋。市政府派了要员陈景仪处理此事。陈景仪原是杜月笙的好友,两人话未出三句,杜月笙就抛出那句老话,“闲话一句——”

原来法商电车公司工人罢工期间,杜月笙一直躲在幕后,帷幄运筹,一声不吭,眼看机会成熟,便出山做顺水人情。

杜月笙送走了陈景仪,立即就打电话给法租界工董局法商人员一起开会讨论,会上杜月笙要求,把工人的工资从原来的八到十元,增加到二十元左右,几乎增加了一倍,这样高的增幅法商自然不同意,几经商量,最后法商同意加工资百分之七十五,但坚决拒发罢工期间的工资,原因是怕工人尝到罢工甜头,以后再度生事。

杜月笙早就知道工人们只需加薪百分之三十到五十的心理要求。于是谈判结束,自己暂不出面,委托陈景仪召集工人领袖和积极分子商议,再一次试探工人们的心理要求,当确定为工人复工的条件是:(一),加薪百分之三十到五十;(二),补发罢工期间的全部工资。

陈景仪摸清工人的要求后,把杜月请到现场。

杜月笙一进门,就受到工人们的鼓掌欢迎。

他清清喉,扫视一下会场说:“兄弟们,你们只要加百分之三十到五十的工资,要求太低了,我帮你们争取到了百分之七十五,通过商讨,法商董事会同意了!” 即时全场轰动,掌声更隆。

当他说到法商不同意补发罢工期间工资时,场面气氛蓦然冷落,大家面面相觑,鸦雀无声。

杜月笙又问:“大家同意吗?”

这时底下议论纷纷,有人说算了,有人在摇头,一位年轻工人站起来大声喊:“我不同意!”

杜月笙微微一笑,冷静答道:“我已经答应法国人了,不能食言,你若不同意,你罢工期间的工资由我杜某人补贴,好吗!”

年轻人摆摆手说:“杜先生的钱我不能要,我要法国人的钱!”

杜月笙笑眯眯道:“好好,大家的损失由我杜某人贴,你的一份,我负责让法国人付给你!”

这时全场又一阵掌声——

一场疾风暴雨式的震惊中外的罢工运动,就这样在杜月笙的斡旋下,轻松地地解决了。

薛耕莘说完故事,又添了一句,杜月笙真会办事!

薛耕悻说法租界未沦陷前,极斯菲尔路76号敌伪机关,因拉拢他不成,曾对他施以恐吓,扬言要暗杀他,这事给戴笠知道后,军统派地下人员装扮成人力车夫或小贩,在他弄堂口值班。

薛耕莘还说,一九三四年某天,宋庆龄托人转告他,有位住巨鹿路的中共地下党员出事了,他的箱子里有一笔不菲的中共活动经费,要他保护。于是薛畊莘立即带人,抢先赶到,从床下的箱子夹层里搜出存折,暗下交还中共,为了此事,秦邦宪和李克农都请他吃饭,表示感谢。

他说他和李克农的私交很好,在逮捕他一事上,李克农曾向毛泽东请示,说薛畊莘对中共有功,能否不抓捕收监,毛泽东没同意,所以在抄家逮捕他时,公安人员正要搜走红木台上的金条钻戒,突然一位公安部的女士掏出李克农手令说:“人带走,财产不予充公,给家属留用……”他告诉我,收监期间,由于受到李克农的保护,没吃什么大苦头。

薛耕莘坐牢二十四年,出狱平反后,被聘请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享受局级待遇,原先充公的岳阳路别墅发还一间,供其居住,发妻已逝,和妻妹同居一室,其馀楼层仍有邻居占据。

在交谈中,他无不流露出享受局级待遇的荣耀,我说共产党的局级干部都分了新房,你这个统战的局级干部连自己的私房都没有完全发还,这叫什么局级待遇?老人听罢,一脸黯然。

他在回忆中多次谈到父亲死得早,母亲虽是英国人,但谆谆教育他你是中国人,要爱中国,他尽管服务的统治集团不同,他是爱国的。

我在网上录下一张当年他和程子卿(中共一大开会,闯进会场的包打听)、陆殿栋(民主人士史良的丈夫)的合影,装成镜框送他,他十分高兴。一次我在“凤凰卫视”上,看他向记者曹景行某出示此照,曹问他此照的来历,老人语无伦次说:“这个,这个……”我看了不由忍俊不禁。

薛耕莘坐牢二十四年,思想改造极为彻底,听他诉说历史往事时,无不站在共产党和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立场分明,诚恳忏悔。我听罢,由衷感叹佩我党对反动资产阶级思想改造的成功,再一想,是的,大者能把皇帝溥仪改造成新人;中者能把得蒋介石恩惠的亲信倒戈骂蒋;小者能把无辜者坦认是杀人凶手……

我在腹思共产党如何改造人的伟大秘诀时,突然想起新逝的项德宝兄的一句话——

在一次聚餐会上,有某某吹嘘,在提篮桥坐牢期间如何英勇不屈,如《红岩》中的江姐。项德宝兄听罢,不由突然高声插嘴:“吹牛,坐共产党监狱,没有一个不交代的!”

项德宝兄坐过三年提篮桥冤狱,有深切体会,斯言可信。

这是一篇多年前的旧文,这次更新电脑突然跳出,笔者略加修补,结尾引用项德宝兄的遗言,以资悼念,读来虽略生涩,但细细咀嚼,颇可玩味。

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修改于食薇斋北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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