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式极端政治信仰——教育事业与“文化大革命”

从大学到教育事业，到新闻与社会，究竟是培养“认识”、“学习”、“探索”，还是“填鸭式灌输”？这问题似乎“历久常新”。由于最近错误转发了一条讯息到不同的网群，被同门校友质问，涉及到“立场”，直白一点就是“政治立场”。再清楚一些，就是因为彼此“政治信仰”不同，有的政治信仰已经走向“极端”，上升到“宗教式真理”，容不下不同的声音。

难怪新南威尔斯大学呼吁学生及学者，举报在课堂上遇到对言论自由及学术自由的骚扰，举报亲外国社团作出的恐吓，举报外国政府的干预。雪梨大学收到的举报激增，针对言论自由或学术自由的破坏，从2021年的5宗，上升到2022年的25宗。

即使Ermington公立小学内一张卡片的“False or Truth”是非问答小游戏，也被投诉，上升到是否“政治正确”的高度。“真理”似乎就是“真理”，不容选择“是”或“非”？即使阁下反对卡片上写的说话，连选择“False”（错误）也不应获得选择机会？应该义正词严地进行批判？

高举棍子政治批斗

这就是为什么想起1980年公映的两套电影《巴山夜雨》及《枫》，当年因为看到香港《七十年代》月刊文章推荐《枫》这影片，适逢广州一家电影院播放《枫》，特地购票入场观看。但是，场内一些观众觉得内容乏味，豪不吸引，中途离场。

《巴山夜雨》似乎比《枫》较受欢迎，未知是否因为故事描写很多人出手帮忙被政治迫害的诗人？因此大众比较受落。问题是，现实社会中，到底是否真的有那么多人敢于出手相助，去帮助受到政治迫害的人？还是，更多人选择高举政治棍子，义正词严地批斗不同声音？

《枫》描写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青年学生卢丹枫、李红钢热血沸腾地参加了“红卫兵”。他们俩本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但却被这变幻莫测、来势迅猛的政治斗争，变成你死我活的敌人，分裂成为属于势不两立的“红旗派”和“井岗山派”。两派都认为自己一方是“左派”（意指正确），是“革命造反派”，是“为维护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的。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红旗派”和“井冈山派”在学校进行“武斗”，拿起武器互相开枪厮杀。在一场武斗厮杀尾声，男主角李红钢身负重伤，但仍率众猛冲，攻占了“井岗山派”的高楼上据点，并在顶层上堆积的尸体中找到了昏迷的女主角卢丹枫。女主角睁开眼睛看到男主角，说：“要是我能亲眼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那该多好呀！”她毋忘规劝男主角：“赶快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吧！”

男主角又何尝不认为自己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对女主角说：“不！丹枫，你投降吧！”绝望了的卢丹枫高举“井岗山派”的战旗，跳下主楼……卢丹枫死后两年，“井岗山派”掌了权。李红钢作为逼死卢丹枫的“反革命”凶手，被处以枪决。

《枫》这个故事，现在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可能有人甚至认为“无稽”、“不可能”。但只要看看当今现实社会，身边是否仍然有很多人高举“爱国”的旗帜，大肆斥责别人“不爱国”呢？！这，只不过因为不同的人，对“爱国”出现不同的理解而已。有的人爱国，是爱这个国家的人民百姓。有的人“爱国”，是只许别人说“国家好”！

马克思反政府检查

就因为对“爱国”的不同理解，即使爱护这个国家的人民百姓，为人民百姓说话，只要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说话，即使是事实，也会被视为在“抹黑”，变成“不爱国”！如果说的，跟事实有出入，就更容易入罪，罪该万死！被认为是“恶意”！

《枫》故事中，两人的老师就质问：“为什么课堂变战场？为什么亲人变仇人？告诉我，告诉我，这是为什么？”这老师看到发生什么事，这也是为什么我很感恩大学时遇到的两位启蒙老师，就是当时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严仲奎、文学院副院长柯木火，让我认识到真正的马克思新闻观。马克思曾亲自办报，坚决反对报刊受政府新闻检查。

在下大学毕业前的研究主题就是《中国大陆新闻事业的异化》，当然这研究主题非常敏感，其后不得不修改毕业论文题目。但这研究课题，令我更加了解新闻事业必须反映人民大众的声音，监察权贵。

大学之道培养创新

一家大学是否成功，在于是否能够培养独立思考，敢于提出疑问者，方能创新，对社会的发展有所贡献。如果大学只能够进行“填鸭式灌输”，那并不能够说是真正的“教育”。回头再看看笔者当年大学的新闻系，已经分成两派，一派无所不谈，正反各方讯息包罗万有。另一派，当然什么都要“政治正确”，否则“不谈政治”。

这使我想起“文革”时期的政治狂热，出现的政治口号：“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谁胆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现在还不是流行“抓反革命”？只不过可能换了新名词，却仍然在抓谁说了不应该说的话？抓谁“不爱国”？

当有的政治信仰，走向极端，走向偏激，就变成了宗教。宗教是“真理”的化身，不容置疑。这些信徒，也勇于帮助阁下纠正思想、思维、信仰，信者得救！

（欢迎读者意见回馈，作者电邮：[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