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离不开政治，尤其对那些在狼奶的喂养中走出国门，又在无数学生的血泊中拾起澳洲护照的文人作家，每个人都无可逃避地走在善良与邪恶、真理与谎言的十字路口。
澳华文学创作的讨论会（左起：何与怀，施囯英，田地） （图：看传媒）
更新於 ：2023-08-29 15:55
周六（8月26日），应一位朋友邀请前往位于悉尼近郊的Campsie图书馆参加一个澳华文学创作的讨论会，活动通告称“我们将一同回顾20世纪80年代末，这段被誉为澳大利亚华文文学的黄金时代”。碰巧的是，那个时代我已经生活在澳洲，也算是见证人吧。
现场座位上的人并不多，几乎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老面孔。三位演讲嘉宾是施国英、田地和何与怀。
20世纪90年代初，施国英与田地确实都是悉尼华文报刊中的风云人物，也是许多话题的争议焦点。三十年后的今天，施国英、田地都把那段时期标榜为澳华文学的黄金时代，那只能这样理解：在施、田之后，澳洲华文报刊确实再也没有热闹过。何与怀博士并非那个时代的人，他在发言中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那个时代的文人比较活跃，但文学作品的含金量远不如之后诞生的作品。
不管怎样评定那个年代的文学作品，那个年代确实给亲历者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直至今日依然会被人津津乐道，谈论中总会提及“二八”论的施国英以及开著出租车搞创作的田地。
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大批中国留学生为了寻找新生活不惜背负天文数字般的债务涌进澳大利亚，开启了人生最纠结、最无奈、最迷茫的一页。
而中共当局的“成全”，发生一场震惊世界的天安门大屠杀，让所有的留学生兴奋地看到了自己未来的曙光。参加反共抗议集会，递交政治难民资格申请书，博取澳洲主流的同情，几乎就是留学生工作之馀的主旋律。
一些有著文字功底的留学生先后办起了几份华文报刊，既给文学爱好者们提供天马行空的舞台，也为空虚至极的留学生营造了一个放松与娱乐的自由空间。
那时的文人就像黑暗中跳出来的幼鸟，开始尝试自由的天地，总理霍克的眼泪抹去了他们心中的恐惧。于是，澳洲文坛热闹起来了，买华人报刊成为留学生的生活必需品，所谓的文学专栏先后出现了“八怪九妖”等写手的争奇斗艳，虽然有深度的作品不少，但真正受欢迎的文章几乎都是嬉笑、怒骂、调侃与嘲弄；那个时代的品味是，没有争斗就没有读者。
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式野蛮封闭与西方化文明开放发生碰撞时，探索性的华文作品确实为留学生吹来一席自由思想的春风，作家与读者常常互动，华文领域也为四十千留学生成功获得澳洲永居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随著身份搞定，家庭团聚，中国人的那种软骨自私的本性也再次将恐惧拽回到了作家心中，于是，“三非”（非政治非宗教非盈利）成了文学创作与交流的条件，任何冒犯党国的话题都是文学禁区，从那时起，作家们也纷纷消失在读者的视野中，
这大概就是那个所谓“黄金时代”的过程，从百家争鸣的热闹到花谢叶落的淡漠，其中并没有涌现出任何金银色彩。回望当年的那些作品，充其量就是一段历史的痕迹，在他们有写作冲动时，缺乏社会认知深度；当他们有能力书写好文章时，又丧失了创作勇气。
文学离不开政治，尤其对那些在狼奶的喂养中走出国门，又在无数学生的血泊中拾起澳洲护照的文人作家，每个人都无可逃避地走在善良与邪恶、真理与谎言的十字路口。所谓“政治”就是普世价值观，就是人类道德规范。正当华人社会需要灿烂的文学作品来驱离迷茫时，文人作家已经找不到自己的灵魂了。
当然，澳洲也有不少令人敬佩的作家，比如我所熟悉的齐家贞、陶洛诵等，她们的作品不仅谱写著史诗般的动人故事，更透露出当代华人作家的历史使命感。她们的人格就像她们的作品一样，以立于严寒而不屈的风骨，顽强地撕下邪恶的伪装，展现出社会的真相，时刻让人感受到那片在黑暗中挣扎的灵魂与光芒。而这样的作家基本不会与所谓的华文协会为伍，因为“三非”紧箍咒下的文章最多就是文字游戏，无法被视为文学作品。
今年年初时，读到何与怀先生的一篇《当下时势与文学写作》，其中有段话触动了我，那是他为澳大利亚华文作家协会成立作的宣示，“历史定然站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正义的一边。历史定然站在人性的一边。而我们，秉持“道要正道；心要真心”的信念，坚守普世价值，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澳大利亚华文文学的黄金时代或许会来临，那是在不久的将来。
28-08-2023
This post was last modified on 2023年8月30日 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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