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远清死亡的隐喻:近年来,在中共专制高压的政治社会环境下,中国文学自由的空间越来越逼仄,卓有成就的作家也受到批判。也许很快,“保卫文学”便会成为许多人的心声,并将成为强烈的呼吁。
2022年12月27日下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学者、被誉为学界独行侠和常青树的古远清教授不幸在武汉逝世。在那些“应阳尽阳应死尽死”的日子里,他们夫妇两人染上新冠并发症,求助无门。四天前,几十年相濡以沫的夫人古炽珍辞世,极度悲痛的古教授拖着病体挣扎着继续四处求医。27日那天,他开始去了两个社区医院,不收,后来到陆军总医院,也是人山人海,只好回家,半小时之后,下午四点半,在沙发上就过世了,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我这位与我同年同月出生的朋友,一生勤奋,热衷于学问,热衷于争辩,却无能留下一句话就告别了这个世界!真是让人震惊。真难以想像古教授坐在沙发上那半小时的沮丧、无助以及悲伤。
古远清之死,也像一张“白纸”。
我看到一个隐喻。
在文学领域,他的死亡好像告诉人们:什么商榷,什么回应,现在都没有必要了。六年前,古远清那篇“帽子太沉重”之作还能质疑《中国文学批评》的头条文章,还能指责那个研究员说他让读者感到不满,因为隐藏在他那些宣言式、表态式文字中,充满那种自居正统、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态度。古远清还能指责他这类文章以“政治正确”自居,为文粗率,常常义愤多于说理,有时还擦枪走火,因而惹来非议。古远清去世,当然此后他无法再质疑什么了。
他这个失败的质疑似乎也预示今后质疑的失败:越是争辩正确就将越无正确争辩的立足之地。
就在古远清为张爱玲争辩后不久,湖北女作家方方描写“土改”悲剧的《软埋》遭到极左势力凶猛的大批判,在欲加之罪的淫威之下,这部曾获2016年“路遥文学奖”的优秀长篇小说被官方全方位下架了,被停印了。完全就如文革初期最时髦的做法一样,举行什么“工农兵”读者座谈批判会,在报刊杂志网站发动声势浩大围攻,那何止是“自居正统,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简直是要置人于死地。一名北京大学哲学博士撰写长文,就强烈建议公安检察部门,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调查方方,查她“与境外势力有着何种程度的勾结,与资本集团存在着何种利益共生关系……”,要“对于这些问题一查到底”。两位中共高官也写出大文参加了大批判。前中组部部长张全景把《软埋》定性为“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解放军上将赵可铭则攻击《软埋》是“对土改的反攻倒算”。他非但批方方的小说,连带张炜、陈忠实、余华、莫言等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也一并置于其批判之列。不但大批判了,而且还向有关主管提出了四条建议。条条都很凶狠,条条都很“文革”。
《软埋》被攻击为“一株反共大毒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确,如果依照列宁把文学规范为必须由党组织监督控制的“党的文学”,如果依照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定下的种种标准,如果依照中共一直以来的正统观念,方方这部长篇是“罪有应得,难逃其咎”;张炜、陈忠实、余华、莫言等诸多著名作家的一些作品也可以标上“反共”罪名。
就说莫言吧。他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被评委会赞为“以幻觉般的敏锐笔触融合了传奇、历史与当代”,非常了不起。但是,他的创作,包括小说、散文、讲话等,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部分作品,如《生死疲劳》《蛙》《酒国》《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爆炸》等,反映中共夺取政权后中国社会生活,于是,批判者有话说了,说在莫言的笔下,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环境就是悲惨世界,经历就是苦难历程。莫言只写阴暗不写光明,只写落后不写先进,只写消极不写积极,只写苦难不写欢乐,只写假丑恶,不写真善美。写阴暗面也竭尽丑化歪曲之能事,将个别说成全体,将零星说成普遍,将偶然说成必然,将临时说成长期,将少说成多,将小说成大。在莫言笔下,中国人民永远落后、贫穷、懦弱、没有希望、无可救药。于是,莫言的作品,被标签为“媚外文学”、“抹黑文学”,完全没有“红色基因”,完全没有顺应“主旋律”,其罪状包括存心暴露社会黑暗、蓄意抹黑新中国、发泄心中的怨恨,以及迎合西方反华势力需要,等等。
以“政治正确”自居的批判者为莫言罗织罪名,蛮有想象力的。其中竟有一条是“发泄心中的怨恨”。他们指责莫言是个忘恩负义极端自私的小人。说莫言之所以能由一个只上过五年小学的农民成为一个作家,全靠共产党栽培,可他非但不感恩反而反咬一口。还说莫言什么私心太重,只能我负人,不可人负我,发展到六亲不认,睚眦必报,绝不留情!这些判词真够恐怖得让人难以预料。
许多作家,只因忠于真实,忠于文学伦理,越来越为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环境所不容;但在严酷现实压迫之下却更清醒,更具独立精神。慕容雪村是其中一个,不过十年间,他从当红作家变成异见者,最后更成了逃亡者。前几年他就感到情况比以前更坏,言论自由方面大幅倒退,报纸、杂志、电视,所有媒体,报道的尺度统统收紧;法治状况愈发糟糕,他身边有超过十三个朋友被捕;他自己有十五个社交媒体账号被注销,多年被禁止发言,不能发表作品。但他决心还要为社会做一些事。
2020年初,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这座一千一百万人口的城市一夜之间变成孤岛,堕入恐惧、绝望与痛苦之中。慕容雪村决心去探究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4月3日,在武汉解封的前夜,他孤身前往做实地采访。在他之前,那些在疫情期间曾在武汉试图实地了解疫情真相的公民记者如方斌、李泽华、陈秋实、张展等人,都遭遇了被失踪、被逮捕的命运。慕容雪村在出发前、在路途中、在武汉期间、在写作期间,也感受到几乎无所不在的威胁。幸好最后,他终于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写成《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一书,为读者呈现出一个个不同背景的当事人在武汉封城期间的真实故事,从政府封锁消息导致的对疫情的忽视,到疫情如潮水般涌来时医疗等公共设施的彻底崩溃,到个体孤独绝望的挣扎。如果说突如其来的病毒让武汉陷入极度恐惧之中的话,他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惊悚的经历,则凸显出中共为封锁消息、控制言论而制造的另一种恐惧。事实上,慕容雪村因为写作和出版他这部书,不得不从中国逃到澳大利亚。他觉得现在看起来,至少在可见的未来,很难乐观。他感到这个国家正在变本加厉地走向癫狂,走向封闭,走向极权。
慕容雪村现在澳洲平安出版他冒险写出的的书,毕竟还算幸运。但他虽在国外也未必能逃过中共批判魔掌。
早就有批判高行健的例子。高行健文学成就非凡,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以表彰“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刘再复在<夏志清先生纪事>长文中说,夏志清和他个人能如此成为忘年之交,除了他是女儿剑梅之师这一原因外,还有三个人的名字一直把他们连结得紧紧。其中一个便是高行健。可是,高行健却被中共视之为敌人,遭其猛烈攻击。这位“反共”作家获奖后,中共还连带批判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当年《人民网》专稿指责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违背了诺贝尔遗嘱”,“是诺贝尔奖金的大贬值”。中国作家协会一口咬定,高行健之所以获奖,“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也帮腔说:“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被用于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不值一评”,“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人民日报》特地发表了评论员文章,长长的题目:<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高行健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文中竟然如此破口大骂,充满火药味:
“在斯堪地那维亚半岛上的瑞典文学院里,一场闹剧正在上演。一小撮对中国人民怀有极不健康心理的所谓文学专家,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将新世纪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现居法国的华裔‘作家’高行健。瑞典文学院的倒行逆施,极大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这是对12亿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我们可以认定,瑞典文学院是一贯反动,一贯敌视红色政权,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把诺奖颁给高行健再一次验证了瑞典文学院的丑恶嘴脸和反动本质。”
最近的例子是享誉世界华文文坛的华裔作家严歌苓也遭殃了。2020年3月,武汉新冠疫情爆发之初,严歌苓撰写并发表文章<借唐婉三字:瞒,瞒,瞒>,为“吹哨人”李文亮医生鸣不平,怒批中共有关部门瞒报实情;她又支持撰写《武汉封城日记》后作品遭禁的方方。2022年1月,骇人听闻的徐州八孩母亲铁链女事件曝光,严歌苓于2月5日为此发表《母亲啊母亲》一文;在与周孝正连线谈到海外人士领养中国孤儿必须付高价时,严歌苓按捺不住怒斥习近平就是“人贩子”。看来严歌苓的罪名不小,现在中国被全网封杀,作品遭禁,售书下架,新书无法出版,已出版书目禁止重印,影视合作项目告停,根据她的小说《陆犯焉识》改编的电影《一秒钟》在致谢名单中也不能出现严歌苓名字。2022年3月,读者自发组织的拥有一万六千多会员的“严歌苓读书会”不得不宣布解散。
严歌苓在2022年7月一次采访中说,她感到这么多年在文学和电影这条道路上越走越窄,特别这十年封杀控制越来越严。严歌苓曾经是中国各大媒体追捧的座上宾,现在不得不进入一个与中国体制、与那个系统决裂的状态。严歌苓说,如果她不发声,她将来会后悔,会认为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在历史上留下了污点。她觉得退无可退了。
严歌苓的感受正是许多有良知的作家的感受;她境况的变化在世界华文文坛引起震动,具有标杆性的影响。
众所周知,近年来,在中共专制高压的政治社会环境下,中国文学自由的空间越来越逼仄。中共主宰意识形态当局关于“主旋律”的要求这一条,就很吓人。所谓“主旋律”,说白了就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必须听命于当今政权,服务于当今政权,忠诚于当今政权。这个“主旋律”已尊为指导当今中国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金科玉律,犹如紧箍咒,人们只能顶礼膜拜,不然的话就被视为另类,打进冷宫,还可能有进一步处理。中共倡导“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要人们务必做到“三个一分钟”——“一分钟都不站在党的队伍之外”;“一分钟都不偏离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一分钟都不离开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视野”。但,但凡一个正常的人,尤其是一个追求自由崇尚独创的作家、诗人,如何能做到“三个一分钟”?!真是太荒唐太荒诞太荒谬了,然而,这正是“主旋律”的境界。
如果当前中国政治环境继续恶化下去——看来在可见的未来几乎是肯定的——中国文学命运堪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出现“重写文学史”运动;不出几年,一个“保卫文学”的呼吁可能不得不逆境怒发。我是否杞人忧天?很可能我不幸言中了。
本文从夏志清评论张爱玲两部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谈起,要谈到“保卫文学”的问题,这是非常不幸的。
有人称张爱玲为“文坛殇女”。张爱玲在文学上成就伟大,但她的人生可说是一个悲剧。
张爱玲出生于1920年9月30日,七十五年后,告别人间。1995年9月8日,美国洛杉矶警方接到了报警电话,声称公寓有人死亡。警方来到后,眼前的一幕让他们非常惊讶,只见一位瘦小、短发、身穿红色旗袍的老太太安详地躺在一张灰蓝色的毯子上。里面的暖光灯还亮着,一些文件、信件显眼地放在门口的手提包旁边。警方查阅证件后确认,这位华裔老太太就是张爱玲。法医经过鉴定,发现张爱玲死于冠心病,已经去世六七天了。
她是时代产物,她的悲剧也是社会悲剧,时代悲剧,是中国悲剧。保卫文学,也是保卫张爱玲,让她在天之灵安息。
张爱玲辞世十八年之后,2013年岁末,夏志清在纽约辞世。当时夫人王洞还给他吃了点东西,夏志清疲弱地对妻子说:“我很累,我要走了。”这是夏志清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这年三月,在一次采访中,夏志清被问到,《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至今已经过去了五十二年,书中对张爱玲的评价,你觉得还有效吗?夏志清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没有改变。”
夏志清先生已完成他的“保卫文学”的事业。今天还要强调“保卫文学”,是相当令人悲哀的。或者说是悲壮吧。任重道远,需要许多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从长远来说,我相信严歌苓的这个“不相信”:
“我不相信中国会一直这样坏下去。”
(2023年3月22日动笔,4月2日改好。)
( 以上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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